兩宋時代，官妓制度依然盛行，而私營妓女則至少在唐代就已經出現。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宋朝的美女促銷歷史，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

　　宋朝的美女促銷歷史：

　　在一千年前，妓女們就已經開始承擔商業促銷的義務。宋代的酒樓，普遍以妓女的美色來促進業務——讓妓女在酒樓陪客侑酒。宋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記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開封)酒樓盛況云：

　　凡京師酒樓……南北天井兩廊皆小閣子，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妝妓女數百，聚于主廊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又如周密《武林舊事》卷六記南宋杭州城“和樂樓”等十一座官營酒樓用官妓陪客：

　　每庫(那時酒樓常被稱為“庫”)設官妓數十人……飲客登樓，則以名牌點喚侑樽，謂之“點花牌”。……然名娼皆深藏邃閣，未易招呼。

　　而“熙春樓”等十八家“市樓之表表者”(私營酒家之有名者)則用私妓侑酒：

　　每處各有私名妓數十輩，皆時妝玄服，巧笑爭妍。夏月茉莉盈頭，春滿綺陌，憑檻招邀，謂之“賣客”。

　　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亦記有這方面情況：

　　自景定以來，諸酒庫設法賣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數內，揀擇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臉櫻唇，玉指纖纖，秋波滴溜，歌喉婉轉，道得字真韻正，令人側耳聽之不厭。

　　接著是當時著名官妓11人和私妓22人的名單。這些妓女的名字，正是那個時代的性感名字，不妨抄錄一些：官妓如金賽蘭、范都宜、唐安安、倪都惜、潘稱心、梅丑兒、康三娘、沈三如等;私妓如錢三姐、季惜惜、呂雙雙、胡憐憐、沈盼盼、普安安、徐雙雙等。

　　此外還有一些賣唱、賣藝的流動私妓，可能是較為下等的妓女。耐得翁《都城紀勝·酒肆》還記載有一種“庵酒店”，是“有娼妓在內，可以就歡，而于酒閣內暗藏臥床也”，這種可以和客人在酒閣內成就云雨之歡的陪酒女郎，應是較下等的私妓。

　　酒樓用妓女陪客侑酒，其實和今天夜總會之類場所中的光景差不多。都不外以色促銷，或酒色兼營;惟一的區別，只是三陪售色的程度。

　　以五代結束、宋朝開國為起點，中國古代流氓群體進入了轉型期，色情行業的空前興盛和賴此為生的流氓種類及其行為，有了急速的增長。

　　據《東京夢華錄》稱，北宋時京師汴梁的“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之萬數”。打個大折扣，算它為3000家之數吧。則可以推定，僅汴京一地就食色情業的篾片幫閑起碼不下數萬之眾。

　　以陪宴寫帖、房中做手、樓下相幫、王八龜兒等名目形色直接在官私妓院里勾當者，徹頭徹尾地同賣淫生意捆在一起，并依“營業額”大小和老鴇、妓女分享物質利益。他們中有的靠相席行令、插科打諢的本事，在色媒酒宴上陪座;有的憑下棋打牌、做局“抬轎”的伎倆，在房內博局上伴賭;還有的僅仗弄腿使拳的狠勁、傳言送語的口勁或撒潑行賴的刁勁，分別擔任了“維持秩序”、兜攬生意、索討欠賬等差使。據耐得翁《都城紀勝》等資料介紹，這些人的來歷，多為失業游民、破落戶子弟。還有—些，原先也是嫖客，嫖光本錢后靠老鴨或紅妓的面子，“留院勾當”。《夷堅志》里介紹過一個如此履歷的人，名叫傅九。性喜狎游，在花街柳巷中淘空了家業，然后墮落到“為娼家營辦生業”，最后的一手是拐上一個院中姐兒，欲“竊負而逃”，來個人財兩得翻本。但妓院里滿坑滿谷的“做手”、“相幫”，也不是吃干飯的，結果落得個被迫自縊的悲慘下場。

　　在笑貧不笑娼的病態社會生活環境里，這些完全以妓院勾當為“業”的流氓，就算是端上了相對穩定的飯碗，還有許多不屬于“勾欄所有制”的篾片，靠在市井間引誘富家子弟、外來客商等來院嫖妓與娼門拆賬。宋人沈所著《諧史》里，就有一則事例：有個叫戴伯簡的年輕人，因父親猝亡，家承巨產，便有一幫光棍貼緊來，專引導他去妓院里作狎邪蕩游。戴家老仆楊忠在屢勸小公子無效的情況下，只好一手拿刀，一手拿錢，同這班流氓談判，逼他們答應今后不再來當“導游”。條件是一次性付一筆錢給對方，用作他們從此少一個“顧客”的補償。當時的社會風氣之一，就是無論官私筵會、富戶宴樂，都要弄一些粉頭歌伎來陪伴。要想隨時請到“走紅”的角色，最簡捷的方式，莫過于和這種與色情業有廣泛聯系的人搭上。周密《癸辛雜識》記載，北宋時有個專門幫國子監學生招妓赴宴拉皮條的篾片團伙，共十多個人，常駐堂堂學府內以“專充告報”，為首者叫卜慶，綽號“野貓兒”。觀其“業務”，倒是名副其實。

　　專在出賣色相場所尋機會向嫖客打秋風行訛詐，也是一種勾當。吳曾《能改齋漫錄》里就有一則：石曼卿任集賢校理時，偷偷溜到娼館去買春，違犯了國家對官吏治游有級別和范圍限制的規定，結果被這類混跡妓院的流氓抓住把柄敲竹杠，引起爭吵，“為街司所錄”，還吃了杖責。所以不少既想偷歡又不想落到狼狽結局的嫖客，每每在揮霍纏頭之外，還要向這些人“孝敬”一些。

　　病態的社會風氣也造成兩宋時男娼現象的空前嚴重。印證史料，可知這種男娼已非漢晉時專供豪富取用的“嬖人”“孌童”一類，而是大多由“無賴”充任，直接游蕩于社會并成為民間賣淫業的一大品種。如陶谷《清異錄》稱，目下京師出賣色相的戶頭將近一萬家，乃至男娼自賣肉體，進退怡然。此類特殊的風月作坊，俗稱“蜂窠”。朱《萍州可談》則披露，這類場所的開設還不止京師一處，“至今京師與郡邑間，無賴男子用以圖衣食，舊未嘗正名禁止。政和間始立法告捕，男為娼，杖一百，告者賞錢五十貫。”但女娼既不能禁，又何能禁男娼?據《癸辛雜識》稱，這股穢風到南宋時更盛，臨安新門外一帶是著名的男娼區。這種“吃軟飯”的無賴，也結成一個個團伙，“為首者號‘師巫’、‘行頭’”。尤其讓人惡心的是，這些男娼也個個涂脂抹粉，插戴首飾，各取女性化的名字為代號，舉止體態，般般比擬婦人。周密為之驚呼，“敗壞風俗，莫此為甚!”尤抱怨政府立法不嚴，未能像政和時明擬法令禁止。其實“紅燈區”里的眾生相，本來就光怪陸離，“蜂窠”、“行頭”之類的出現，不過是再抹上一道重彩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