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上下五千年”，就是從上到下五千年，也就是從前到后五千年。“上下”是“從上到下” 、“從前到后”、“從古到今”的意思。國內第一部少兒通俗歷史讀物《上下五千年》所講述的中國歷史，上自三皇五帝(最早從三皇五帝開始)，下至辛亥革命(最晚到辛亥革命)。

　　一個概念的歷史：“五千年”從神話算起，耶穌會士奠定框架

　　一個考古學的視角：中華文明的長度怎么算?

　　文化意義上的“五千年”是一個約數，作為源頭的神話有可能是被建構的，那么問題來了：中華文明實際上有多久?如何衡量?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曾在2010年的一次演講中說：“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悠悠華夏五千年的文明，但事實上，我們卻只有商周以后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證明……依據西方現代考古學的觀點，如果沒有考古遺存發現，沒有當世的文獻資料，后世著述中的記載只能是‘傳說’。正因如此，國內外學術界很多人對中國是否擁有五千年文明史持懷疑的態度，部分國外學者甚至懷疑夏朝是否為真正存在過的王朝。面對這些詰難，我們在此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拿不出有力的證據來解答。”

　　的確，按照國際上的流行觀點，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埃及居第一位(6000余年)，次為巴比倫(5000余年)，再次是印度(5000年)，第四是中華文明(4000余年)，也有說法認為中華文明是3500多年。其判斷標準有四：(一)已有系統文字;(二)已有青銅器(包括生產工具和武器);(三)已有城市;(四)已有神廟(大型宗教性建筑物)。

　　然而評判標準亦眾說紛紜，有學者提出上述標準不適用于農耕文明，“中華文明應有一萬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國家史(從許多方國合并為統一的封建國家的歷史)”。需注意區分的是考古學中的“文明”與“文化”：網友提出的馬家浜文化(距今7000余年)、四川三星堆文化、“從約9000年前的河南賈湖遺址中出土的一批精致骨笛”等，雖顯示中國歷史之源遠流長，卻未必足以稱之為“文明”。

　　王巍所長則在上述演講中表示，文明起源的重要標志是社會的分工和分化。“從現在看來，距今8000年左右，社會分工和分化初現端倪，到6000年左右，已經較為明顯。到了距今5000年前后的時候達到了第一個高峰，像良渚(文化)那種上百件隨葬品的大型墓葬說明當時等級分化達到了相當的高度，所以，距今 5000 年左右的時候很可能已出現一個‘王’的雛形。以‘王’的出現為標志，包括手工業的高度發展，包括宗教、祭祀的高度發展，可以說中國早期國家或者說早期文明在那個時候已經出現了一個雛形。所以，五千年的文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也是可以的，當然同以夏王朝為代表的王朝文明有階段性的不同，它是一個初期階段的文明。”

　　通過考古求證中華文明的起源的工作仍在進行之中。繼國家重點科技攻關計劃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于2000年啟動，也是迄今為止中國規模最大的綜合性考古工程。目前，“十一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二)”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遼河流域在內的六個地區進行，研究時段的上限推至公元前3500年，該工程將持續至2015年。

　　“上下五千年”是國人習以為常的說法，但有多少人知道它是如何計算得出的?這一概念又是誰最早提出的?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員陸揚(微博ID：@雲中上師)在網絡討論中作了簡要回答：“中華五千年這個概念最早既非科學研究的結果也不是中國人自己提出，而是耶穌會士在17世紀首先提出來的，尤其是衛匡國，他編撰的中華史從伏羲開始，將伏羲時代的起始年定為元前 2952年，這一看法基本為稍后耶穌會士撰寫中國史采納，從而奠定中華大約有5千年歷史的框架。”

　　衛匡國(Martin Martini，1614-1661)系意大利來華傳教士，他對中西交流的主要貢獻之一就是在歐洲出版了《中國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這也是歐洲漢學史上第一次詳細介紹中國的上古史。該書從盤古開天地寫到西漢哀帝元壽二年(公元元年)，共十卷，其中第一卷敘述中國遠古的神話傳說，歷數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嚳、堯、舜8代帝王的歷史。這本書于1658年和1659年還分別在慕尼黑和阿姆斯特丹出過拉丁文版。直到今天，新中國出版的經典少兒讀物《上下五千年》也是從盤古開天辟地說起。

　　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馮易則引用梁啟超的一句話來說明中國史籍的記載：“俗史詳記古帝王年代，大抵皆據宋邵雍之《皇極經世》， 如云黃帝元年距今四千六百二十五年。”《皇極經世》是宋代一本運用易理和易教推究宇宙起源和社會歷史變遷的書，書中稱堯元年為甲辰年，清末民初學者盧景貴考定認為相當于公元前2357年。再據晉代皇甫謐的《帝王世紀》推算，堯以上共五帝，歷時341年(其中黃帝100年，少吳金天氏84年，顓頊高陽氏78年，帝嚳高辛氏70年，帝摯9年)，黃帝元年應為公元前2698年。這一說法后來被廣泛接受，1912年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曾通電各省，“以黃帝紀元4609年為中華民國元年”。

　　使用黃帝紀元事實上是對“五千年”框架的一種認可，經學家劉師培曾于1903年在《黃帝紀元論》中提出這種紀年方法，后為同盟會認可。那么衛匡國在《中國上古史》中提出的觀點，或者說傳教士所奠定的5000年中國歷史的框架，后來是如何反過來影響中國人的呢?

　　陸揚表示：“從耶穌會士到近代劉師培等說之間的關系需要進一步探討。兩者間很可能有聯系，只是過程會有很多轉折。重要的是，五千年說絕非一個簡單的長度問題，而是含有特殊的種族歷史的意味在內，劉師培、宋教仁等強調黃帝紀年思想淵源當有西方宗教的影響。十九世紀西方傳教士再度參與中國文化歷史的建構，他們的工作很可能是此中的一個橋梁。”

　　馮易進一步解釋了“五千年說”在東西方背景下的差異：“五千年的說法，雖源于邵雍等古人，但傳教士用到五千年時的文化意涵已經非常不同。中國很少有史家強調‘古老文化’或‘古老文明’，所以，是不是五千年，對他們來說沒那么重要，也不是每本史書都需要交代‘文明的起源’。但西方傳教士與近代中國史家則不一樣，他有西方歷史做對比，有類似進化史觀作依據，所以他寫到五千年時，強調是一個古老文明，他心中實際有西方歷史與現代文明做對比。”

　　一個神話人物的歷史：作為近代民族記憶和認同的黃帝

　　無論是傳教士的“五千年”，還是邵雍的“五千年”，都以上古神話傳說為起始，因此“五千年”的概念還和這些神話的傳播與接受度息息相關。

　　事實上在清末民初，尤其是辛亥革命(1911年)前十余年，中國曾掀起一股“黃帝熱”：報章雜志處處可見關于黃帝的論述，黃帝事跡被譜作歌樂、用為教科，供兒童諷誦……臺灣歷史學者沈松僑認為，這是因為晚清知識分子在西方民族主義的沖擊之下試圖建構本國國族認同的文化符號，便從遠古傳說中選擇了神話人物——黃帝，強調其為中國民族的“始祖”。“炎黃子孫”的概念也是在這時成為人們普遍接受的自我稱謂，影響直到今天。

　　青年魯迅于1903年在東京寫下“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詩句，事實上就是選擇了黃帝(軒轅)作為國族情感寄托的符號;錢穆在完成于抗戰期間的《國史大綱》中寫道：“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從黃帝傳說以來約得四千六百余年。從古竹書紀年載夏以來，約得三千七百余年。……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自魯隱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可詳。”這些對于黃帝和中國歷史之間關系的論述，可以說是晚清民國知識分子觀點的縮影。

　　在近代中國國族建構中，中國知識分子曾以黃帝作國族之“始祖”、“戰神”等隱喻;而民族學家、歷史學家王明珂提出，此種黃帝隱喻與想象事實上在戰國末至漢初的華夏社會上層之間就已經出現。根據他的研究，黃帝出現在中國文獻記憶中，較可靠的時間大約是在戰國時期。在成書于戰國至漢初的“先秦文獻”中，黃帝逐漸廣泛被提及，但起先他只是與伏羲、共工、神農、少皞等古帝王并舉，并未有氏族或部族共同祖先之意。然而到了漢初司馬遷寫《史記》時，黃帝已成為他心目中信史的第一個原始帝王，且為夏、商、周三代帝王家系的共同祖先了。至于黃帝如何在戰國到漢初之間從眾帝王中脫穎而出，仍是一個有待學界探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