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金庸為什么要封筆，其實跟創作蕭峰、令狐沖人物有關，這是怎么回事?趕緊和學習啦小編一起來看看金庸為什么要封筆吧，希望能夠解答您的疑問。

　　金庸為什么要封筆：

　　金庸小說里有兩個人物形象是超越了傳統武俠的，一個是蕭峰，一個是韋小寶。

　　蕭峰這種人物是中國文學沒有的，這是古希臘悲劇英雄的經典形象，悲劇英雄之所以為英雄，是因為人物超凡的能力，而英雄的悲劇之所以為悲劇，就在于這些英雄因為命運的捉弄犯下了錯誤。

　　莎士比亞的筆下，有一個跟蕭峰十分類似的人物，大家可能很熟悉，《科里奧蘭納斯》，或者翻譯成《大寇流蘭》，蕭峰和科里奧蘭納斯簡直如出一轍，科里奧蘭納斯是身為異族為羅馬立下汗馬功勞卻為羅馬人猜忌，與蕭峰一樣，這樣的命運根本不是他們所能把握的，若是他們身為凡夫俗子，可能尚能容忍這樣的捉弄，但身為英雄，他們對命運的反抗必然強烈而執著，而命運因此加諸于其身的懲罰也將殘酷而深沉。

　　悲劇英雄被命運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情節，使人物的英雄和人物的悲劇下場共同構成了一種獨特的雄渾美，這就是人們欣賞悲劇英雄的緣由。這是蕭峰不同于令狐沖的第一點。

　　拉奧孔集中體現了古希臘的悲劇美，人物在命運面前掙扎的痛苦正是人們欣賞英雄的緣由。

　　傳統武俠到了梁羽生手里，有一個講究，就是人物一定要是正義的，愛民愛國的，所以梁羽生寫的武俠用四個字可以概括，”家國天下“，金庸早期基本繼承了這一寫法，而且發展了這一寫法，甚至塑造了這一種類型人物的巔峰----郭靖，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如果再細分一下的話，還有個胡斐，在朝則郭靖，在野則胡斐。郭靖以仁，胡斐以義，共同構成了儒家武俠的巔峰。

　　塑造這一人物秉承的是中國最傳統的儒家理念，但是，這種人物是有缺陷的，這種人物的特點就是苦大仇深，根正苗紅，要么是身負家仇國恨，要么是陳家洛那樣出身名門正派，或者像袁承志那樣兩者兼有，它解決不了的問題是，不苦大仇深，不根正苗紅怎么辦?或者名門正派不那么正怎么辦?

　　中國人講，得意時學孔孟，失意時學老莊，金庸探索了一條新路，創造了一種新型武俠形象，道家武俠，給了失意的武俠人物一條出路，也開辟了一個新天地。

　　第一個嘗試的是楊過，《神雕俠侶》中的全真教這種名門正派并不那么偉光正，楊過雖然也有襄陽的壯舉，但走的一直是避世的路子，對他而言，最理想的地方莫過于終南山古墓。相對于傳統的武俠來說，他沒有了那么多家國天下的束縛，而開始追逐內心，楊過的特點就是至情至性，當然楊過這個人物還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如果不是他悲慘的童年，這個人物簡直可以用討厭來形容。

　　但是，金庸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塑造出了令狐沖這個人物，達到了道家武俠的一個巔峰，令狐沖這個人，從一開始就是詩酒放誕(當然他不會詩)的形象，這是中國文人失意時的經典形象。他的一生就是逃避，令狐沖從來不想做英雄，也不想做高手，即使他成了一代高手，想的也是逃避，但是令狐沖的逃避并不是弱小，在傳統文化里，邦無道則隱，既然事不可為，獨善其身就是最好的。

　　尤其置身于《笑傲江湖》這部政治寓言里，相比較左冷禪的狠辣，岳不群的偽善，任我行的權欲熏心，令狐沖的沖淡自然，逍遙自由就顯得十分可愛了。

　　令狐沖是中國式審美，尤其在文人階層一直就存在的。

　　道家的俠，也有一個困境，那就是對自己的仇人如何，俠客退隱了，那些逞兇的奸邪如何，《笑傲江湖》的結尾，其實已經隱藏了這種疑問，金庸的選擇是讓奸佞小人們紛紛作法自斃，這樣的結局雖然不能說壞，但是卻給人意猶未盡之感，我們不免產生疑問，難道真的能一逃了事嗎?

　　換言之，儒家之俠參與政治，道家之俠逃避政治，參與也好，逃避也好，都是政治的一部分。

　　在朝則郭靖，在野則胡斐，在隱則令狐沖，這都不脫中國傳統文人的出路。

　　金老先生畢竟高才，早在《神雕俠侶》之后，他就開始了另一種探索，佛家之俠。

　　第一個這樣的俠客是張無忌，張無忌看起來懦弱可欺，但卻是直面問題的，那就是對于仇人和奸邪都是可以用善良和佛法化解的，在《倚天屠龍記》里，連成昆這樣的大奸大惡都不是一殺了事。

　　射雕三部曲其實特別有意思，三部書的男主角，正好是儒道釋三家不同哲學的體現。

　　蕭峰形象的第二點超越令狐沖的地方就在這里，他也是佛家之俠，蕭峰的形象模板雖來自古希臘悲劇英雄，但卻是超越了這一范疇的，古希臘的悲劇英雄，在他們的性格缺陷放大時，是以毀滅英雄的形象出現的，例如大寇流蘭，當他遭遇到羅馬人的不公待遇時，他想到的就是引異族毀滅羅馬。

　　青石橋上拍死阿朱之前的蕭峰也是毀滅式的英雄，同樣是與全世界為敵，”雖千萬人吾往矣，“但是青石橋后的蕭峰，又經遼國一番游歷，已經達到了超越以往武俠人物的另一重境界，悲天憫人或者是和平主義，蕭峰的思考已經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界限，直接上升到人類的層次。這是他與大寇流蘭不同的一點，雖然寇流蘭也是選擇了罷兵休戰，但卻是在親情感召之下回歸，這與蕭峰經過思考之后的主動選擇是截然不同的。

　　例如在少林寺，蕭遠山和蕭峰以二敵三，對上慕容博、慕容復和鳩摩智，明顯落于下風，慕容博卻甘愿自盡，只求蕭峰揮兵南下，連蕭遠山都有些心動，蕭峰卻斷然拒絕。

　　書中這樣寫：慕容博道：“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你是大遼國這臣，欲只記得父母私仇，不思盡忠報國，如何對得起大遼?”

　　蕭峰蹭上一步，昂然說到：“你可曾見過邊關之上、宋遼相互仇殺的慘狀?可曾見過宋人遼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宋遼之間好容易罷兵數十年，倘若刀兵再起，契丹鐵騎侵入南朝，你可知將有多少宋人慘遭橫死?多少遼人死于非命?”

　　而日后他與中原群雄逃出遼國，和玄渡談起宋遼戰事，已經想的是如何止戰。

　　蕭峰道：“我想請問他老人家：倘若遼兵前來攻打少林寺，他卻怎生處置?”玄渡道：“那自是奮起殺敵，護寺護法，更有何疑?”蕭峰道：“然而我爹爹是契丹人，如何要他為了漢人，去殺契丹人?”玄渡沉吟道：“原來幫主果然是契丹人。棄暗投明，可敬可佩!”

　　蕭峰道：“大師是漢人，只道漢為明，契丹為暗。我契丹人卻說大遼為明，大宋為暗。想我契丹祖先為羯人所殘殺，為鮮卑人所脅迫，東逃西竄，苦不堪言。大唐之時，你們漢人武功極盛，不知殺了我契丹多少勇士，擄了我契丹多少婦女。現今你們漢人武功不行了，我契丹反過來攻殺你們。如此殺來殺去，不知何日方了?”

　　玄渡默然，隔了半晌，念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所以才有了蕭峰的驚天一死，成為了金庸武俠中唯一一個死去的英雄，這一死，既是古希臘悲劇英雄無法擺脫命運的結果，也是佛家主動舍身護持蒼生的主動選擇。

　　這樣的蕭峰是超越時代的，不要說書中的宋朝無人理解，就是今天也很難理解，他是最孤獨的，雁門關前雖然群雄畢至，帝王將相皆有，卻理解他的一個皆無。

　　中原群豪一個個圍攏，許多人低聲議論：“喬幫主果真是契丹人嗎?那么他為什么反而來幫助大宋?看來契丹人中也有英雄豪杰。”“他自幼在咱們漢人中間長大，學到了漢人大仁大義。”“兩國罷兵，他成了排解難紛的大功臣，卻用不著自尋短見啊。”“他雖于大宋有功，在遼國卻成了叛國助敵的賣國賊。他這是畏罪自殺。”“什么畏不畏的?喬幫主這樣的大英雄，天下還有什么事要畏懼?”

　　耶律洪基見蕭峰自盡，心下一片茫然，尋思：“他到底于我大遼是有功還是有過?他苦苦勸我不可伐宋，到底是為了宋人還是為了契丹?他和我結義為兄弟，始終對我忠心耿耿，今日自盡于雁門關前，自然決不是貪圖南朝的功名富貴，那……那卻又為了什么?”他搖了搖頭，微微苦笑，拉轉馬頭，從遼軍陣中穿了過去。

　　這些字里行間，透出對蕭峰的不理解。

　　令狐沖的沖淡自由雖然不勾于世，但是江湖之上，曾有曲洋劉正風，也有過莫大先生，風清揚，他并不是完全不為人理解的，即使在他身邊，也有一個心境相通的任盈盈。

　　這就是蕭峰的魅力不同于令狐沖的第二點。

　　值得一說的是，佛家武俠的形象，一直到《俠客行》的大粽子石破天發展到了一個頂峰(當然并不是說石破天超越蕭峰)，石破天的無名無功，無我無人是佛家審美的極致。

　　但是佛家之俠的形象，從張無忌開始，都難免給人軟弱可欺的印象，這也是佛家之俠的困境。

　　在此基礎上，金庸進行了再一次突破，創造了反武俠的經典人物，韋小寶。

　　在《鹿鼎記》里，金庸推翻了所有武俠形象，在這里俠義沒有了任何出路，要么如陳近南那樣為宵小所戕害，要么如歸辛樹那樣蠢不自知，要么像馮錫范那樣為人驅使，在這里，俠義被戳得千瘡百孔，不惟俠義，盛世、明君、忠臣、良將、大儒、高僧同樣在這里粉墨登場，又在這里被暴露得體無完膚，中國傳統文化的弊端來了個總曝光，這里只有無盡的灰暗破敗，只有韋小寶這個沒有任何俠義精神的小混混身上反倒有了一些閃光。可以說，金庸用韋小寶給自己一手創建的江湖打了個粉碎，就此封筆。

　　這是金庸人物形象創作的一個歷程。

　　金庸簡介：

　　金庸，原名查良鏞，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省海寧市 ，武俠小說作家、新聞學家、企業家、政治評論家、社會活動家。

　　1944年考入重慶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1946年秋，金庸進入上海《大公報》任國際電訊翻譯。1952年調入《新晚報》編輯副刊，并寫出《絕代佳人》、《蘭花花》等電影劇本。1959年，金庸等人于香港創辦《明報》。

　　1996年至1997年，擔任全國人大香港籌委會委員。1998年，獲文學創作終身成就獎。 2000年，獲得大紫荊勛章。2009年9月，被聘為中國作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名譽副主席。 同年榮獲2008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

　　當年金庸與梁羽生訂下武俠小說之約時，曾想過筆名的問題。后來決定把自己名字的“鏞”字一分為二，成為“金庸”。這就成為了他的筆名。

　　金庸先生也用過其他的筆名，例如用姚馥蘭(英文“Your Friend《你的朋友》”音譯)寫影話，如用林歡這筆名寫影話也寫電影劇本，在讀者中間也曾留下較深刻的印象。

　　金庸先生還有一個筆名，叫做查理，可能大家并不熟悉，這是他讀高中時老師給取的名字。當時還是1940年，他讀高中一年級時，因為寫了一篇嘲諷訓導主任的寓言故事《阿麗斯漫游記》。結果因“褻瀆師長，敗壞學風”而被革出校門。然而，這篇文章不僅顯露了金庸的文學才華，也充分展示了他敢于反抗強權，追求真理與正義的精神和勇氣。

　　到衢州中學后，金庸開始向東南地區的一家大報《東南日報》投稿。老師替他取了一個筆名——“查理”。“查理”撰寫的《一事能狂便少年》、《千人中之一人》等文章，陸續在《東南日報》副刊《筆壘》上發表，得到好評。

　　金庸是香港著名的新聞工作者和社會活動家，也是中國著名的文學家和學者。金庸畢生從事新聞工作，是華人世界中卓有成就的報人。金庸早期曾在上海《大公報》、香港《大公報》和《新晚報》先后當過記者、翻譯和編輯。

　　于1959年，他親手創辦了香港《明報》，之后又相繼創辦了《明報月刊》和《明報周刊》，并在新加坡創辦了《新明日報》、在馬來西亞創辦了《新明日報》。

　　自1959年至1993年，金庸曾擔任香港《明報》社長、董事長、名譽董事長。在此期間，金庸為《明報》撰寫社評二十余年，出版有《香港的前途》等中英文政論集。為此，金庸于1981年獲英國授以“英帝國官佐勛”銜(OBE)，于1992年獲法國總統授以"榮譽軍團騎士勛銜"、獎勵其對新聞事業、政治、評論、文學創作及文化交流的貢獻。金庸于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擔任香港廉政專員公署市民咨詢委員會召集人和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委員。

　　自1985年至今，他還歷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政治體制小組負責人之一，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委員，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金庸于2000年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頒授最高榮譽大紫荊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