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稱對電影是外行的王中軍，一手打造了國內第一家創業板上市的民營影視制作公司。我們為您分享王中軍《開講啦》演講稿《無夢想，不兄弟》

開講啦王中軍勵志演講稿:無夢想,不兄弟(完整版)

大家好，我其實跟你們一樣，也是當過這個節目的觀眾，我全程看過一個人的采訪，那期《開講啦》是易中天老師的，其實我非常喜歡他的那一期節目。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學，有沒有看過，因為我覺得他講得非常有邏輯，節奏也非常好。我自己其實不是一個能夠站在這能講好幾十分鐘的一個人，所以我就是隨著自己的想法來跟大家講我自己的一些故事，和華誼兄弟的一些故事。

華誼兄弟一眨眼創業二十年了，也就是說我自己創業二十年了。我是1994年從美國回到國內，算開始結束了打工的生涯。當然媒體已經說過很多回，我在美國這么多年來，只打過一種工，就是開車送外賣。開車送外賣為我帶來了在美國所有的生活費用和學費，很開心，雖然體力勞動超大。

我那個時候，我計算應該是平均每天十六個小時，而且我去美國的時候，其實也不是像你們現在一樣是這么年輕的一個學生，我去的時候是29歲。在美國留學所有的美好都是跟中國留學生在一塊兒交流的，跟老美確實沒有產生過特別美好的感覺，一個是語言的問題，和文化的問題，還有一個心理上，其實還有點寄人籬下的問題。在電梯里看到穿著西裝的打工的人，我就永遠覺著他們像英雄一樣，或是就像我的夢想一樣。我跟今天在北京電梯里送外賣的，或者送快遞的小孩是一模一樣的，你在電梯里，發現背一個包送外賣的，你們是白領，他都不好意思正臉看你，就是他非常緊張。我當時是那個狀態的，反正就跟人說你好，完了就完了，這個過程我覺著是使我有很大的鍛煉吧，就是精神上的這種要強，或者是體力上的一種吃苦。

我回到國內創業，就像今天所有的創業者一樣，都會給自己設定一個方向或者我到底要干什么，其實我在美國打工的最后一年就是不正經地打工，腦子已經不在那了，覺得自己已經不是一個送外賣的人，是未來的一個小老板。一年來都在想我回國內干什么，我創業階段有兩個方向，一個是和我餐廳打工很有關系，我打工的城市叫安娜堡，那個城市很漂亮，有一本介紹叫《安娜堡指南》，所以我就模仿制作一本《北京指南》，回國以后第一個創業招的所有員工，都做了培訓就是怎么樣去賣廣告，怎么樣去做一本直遞的廣告，投到什么地方，第一個生意就是這樣的。第二個生意是我自己的專業——美術，所以我完全按自己的想象，為未來國內的一些客戶做什么樣的標準化等等。我這兩個生意做得都算順利，這是我們創業開始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往往都是在采訪的時候或者是喝大酒時跟朋友分享自己創業成功的經歷，但其實很快就在自己的記憶中，這段記憶已經過去。

“華誼兄弟”這個公司的名字和華納確實有點像，今天借這個機會跟大家再一次地分享“華誼兄弟”的由來。我起這個名字的時候，從來沒想過我是做電影的，完全是順嘴而起，“華誼”兩個字，是我從美國回來的時候承包了一家廣告公司叫華誼廣告，把這公司買出來重新注冊更名的時候，是我們公司員工給我打電話說“老板，現在工商局說變更股東要加兩個字，這個公司才可能更順。”我就順嘴而說，我說加兄弟兩個字吧，就是我跟我弟弟是股東，所以叫華誼兄弟。后來到了1998年，開始轉型做電影的時候，這公司突然一亮相很響亮，很多人都以為是個香港公司，所以公司的名字是這么來的。我們進入電影行業也是巧合，不去跟大家說太細節的巧合，我跟馮小剛就是那時候認識的。從那以后我拍了馮小剛到現在為止已經十多部電影，馮小剛的電影幾乎是從《沒完沒了》那一部開始，真就是沒完沒了，拍到去年的《私人定制》每一個劇本(我)都參與，讀劇本，定演員等等。當然大演員說句實在的，定不定也不是我的事，我定的都是那些可能未來成為明星的人，就像黃曉明。

我推薦黃曉明演《夜宴》的時候，我不認識他，就是電視上看見黃曉明演《大漢天子》，我就覺著這伙計長得帥，我記得我當時跟公司員工說“有個小伙子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但這長一個坑我就這么說的”，最后人家說那叫黃曉明，我說那就是他演《夜宴》特別合適。其實這個過程就是一個特別美好的過程。后來當然還有別的男演員找過來說“老板，其實我這也有一個坑。”但是我說我找的不是一個坑的演員，我是找那個人。我覺著今天作為一個電影公司的老板，其實拍大導演的戲已經不牛了，這說句實在的，因為太多錢追著導演，你拍了一個大導演的戲成功，我覺著是人家給你面子。今天我拍馮小剛的電影一點都不牛，因為小剛已經是個如日中天的導演，每部戲都給投資人賺錢，說實在他振臂一呼有200個人可以投資，不缺王中軍，但是我覺著我們的美好就是在沒有成名的時候。假如就像陸川拿著第一個劇本跟我講《尋槍》的時候，他到我辦公室一句整話都說不出來，就是緊張到這個程度，就是說我要怎么樣都描述不清楚，到今天陸川已經是個非常成熟的導演，我覺著這個就是一個好電影公司的價值。

到今天為止，馮小剛跟華誼的契約關系，每個人都是遵守著自己的契約，合約里規定還要再繼續拍三部戲，但是實際這些都是由于友誼和交情，在生意上面也不那么重要了。我覺著在做電影的經歷，怎么樣去轉型，去幫助一些更需要支持的年輕導演，這叫冒風險。我覺著最有風險的是像《可可西里》這樣的電影。那部電影完全是個命題作文，我跟幾個企業界的朋友：中國網通的田溯寧、愛立信的張醒生等，我們去做了一次公益活動，大家到無人區去看望或者資助這些志愿者，你看到那些志愿者的時候，你不知道他是為什么要這樣，完全是荒無人煙，一個人住在一個帳篷里頭，可能兩個月都沒有一個人跟他說話，他就是在那保護著那些動物，防止盜獵者，挺感動的。當然旁邊的朋友說王中軍你應該拍個電影，那我就回來以后，確實就找了陸川導演，拍出這部電影賺不賺錢等等，我真沒有去想，我就是想拍一個真正的有社會話題的電影。其實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如果沒有那部電影，沒有今天這么高的知名度，就不會有這么多人去關注自然保護或者是野生動物保護，這是一個例子。其他還有兩部戲，我覺著都帶著一些理想，完全不是為了生意。

像《集結號》這部電影，《集結號》的起因是張國立看到了一個短篇小說，就覺著這個小說人物好，馬上就傳真給馮小剛，馮小剛看完以后也非常感動，馬上就用傳真機發給我，我就一看也覺著蠻好的，其實我們就一拍即合，要拍這個電影，其實在討論當中遇見很多的問題。第一這種戲明星很難演，就是說一個大明星站在那演一個士兵，就是那種苦勁，擔心觀眾會跳戲，說那個連長如果是劉德華會不會有問題，再一個當時導演認為這部戲會超級的艱苦，會在東北拍幾個月，零下多少度，說我們這些明星會不會拿出檔期來去吃這樣的苦等原因。但是最后我跟王中磊、馮小剛，當時還有陳國富導演我們四個人其實糾結得很厲害，但這個時候我覺著作為公司的最大老板，可能還起了關鍵性作用，因為所謂最大老板就是承擔最大風險，賠錢就是我賠錢，賺錢也是我賺錢，那我就說我覺著這個戲可以拍，當時為了給導演一個信心，我說認賠20%，就是說賠20%，我認為也可以拍。我們做了很多銀行的貸款，我當時以為都是無抵押，后來聽說把我們家什么東西給抵了，過程其實我都不了解，就是銀行去我們家看，我所有的東西值不值錢，我們家值不值錢，反正拿回一堆文件我簽字，我簽字的過程我根本就沒有想到，我抵的是什么，也沒有想到我會傾家蕩產，到今天回憶起來都說王中軍你夠有魄力的，你這個戲要不拍成，你就是個窮光蛋。其實很多事不用想那么細，走過今天就是明天，我是這么想的，所以《集結號》是我們一個非常成功的案例，就是說大家有決心，就是指靠信心、理想和決心做成了一個到今天為止，我認為是中國戰爭片里拍得最有情懷、最有氛圍、最有故事、最有人物的一部電影。當然我希望未來有導演超越它。

還有一個就是像拍《士兵突擊》這樣的戲，《士兵突擊》其實是康洪雷拿著這個劇本繞了兩年，當他進我辦公室只有半小時我就決定投這個戲，主要原因是私人的問題，因為我是偵察兵出身。我讀了故事梗概，就是寫的許三多，許三多和我的角色太像，但我不像他那么笨，就是說王寶強那個笨勁，我是看到過的。真有農村兵向左轉向右轉是暈的，就是太多太多太像了，但是他的骨子里很像我，我當偵察兵的時候就是那個勁，這個故事感動了我。但是公司也提出疑問，說這個戲從頭到尾沒有一個女演員沒有一個明星，說老板這個戲怎么拍，其實我也無法回答。因為我也無法回答說這個戲未來會牛。它后來確實很牛，幾乎那一年，我覺著對年輕人也好，對企業也好，對社會也好，它是超級向上的一部電視劇。

今天，我們已經拍完了一部公益電影叫《有一天》，有很多明星確實是真正的零片酬來出演這部電影。當然我們這電影幾乎是不要門票的，在所有電影院據說是五塊錢門票，就是為了支持公益為了分享。周迅、馮紹峰、韓庚、徐帆，斯琴高娃等等有很多明星零片酬出演這部電影。我覺著大家這種愛心，我非常地感動。前幾天我跟黃曉明晚上一塊兒喝東西，后來我就說“零錢電影院”，黃曉明就說哥，這個事我一直沒安排出時間，你趕快給我安排時間，我特別愿意去當一次公益放映員。這個公益放映員我覺著是特別偉大，很多小孩開始對電影不感興趣，對周迅感興趣，那周迅說來這當公益放映員，場場爆滿，但實際最后感動的還是電影，是電影會改變這些孩子未來的一些生活的方向，或者是志向。

到今天我覺著自己已經很成功了，我很滿足，我的家人也為我很驕傲，但是人站在這個位置上不學習肯定是退步的，我從小畫畫，對建筑，對任何造型藝術是有自己感受的。我讀劇本的時候，能夠讀的得淚流滿面;我講故事能力未必輸導演;我可以用很短的時間把一個電影概括從人物到故事講清楚，所以這也是我做電影為什么做到今天還不錯。我也期待著在座的跟我交流的同學和朋友，能夠做得更好，當然超越我更好。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