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是中國封建社會少見的盛世之一，農業、手工業生產力水平都發展到一個新高度，對外交往也進入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此時，不僅在西北陸路出現了一條連接歐亞的陸的繁忙的“絲綢之路”，而且在東南海上也出現了一條“海上絲綢之路。”

　　據《漢書·地理志》記載，在“處近海”的交趾、日南(今越南)，“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另外，書中還記述了一條中國商船去南海和印度洋一帶的航線。

　　眾所周知，通過陸上絲綢之路，中國絲綢經阿拉伯人之手大量轉運到羅馬帝國。實際上，當時中國絲綢也有許多是經過海上貿易而轉運到羅馬的。中國商人將絲綢等中國物品運到印度南部，一些羅馬和阿拉伯商人再將這些商品經紅海運至埃及的亞歷山大港等地，然后經地中海運至羅馬。

　　羅馬帝國當時被稱作“大秦”，其商人“與安息，天竺交布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漢，而安息欲以漢繒彩與之交易，故遮閡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這是中國與羅馬帝國直接交往的最早記載，而且是通過海路進行的。學者們認為，來者很可能不是羅馬使臣，而是羅馬商人。他們可以直接見到中國皇帝，而且以前素未通中國，可見漢王朝對海外使者或商人都持歡迎態度。

　　在漢代，不僅與南海諸國有頻繁的貿易往來，而且與日本的政治經濟關系也發展到一個新階段。日本多次遣貢使來中國，期間自然都有一定數量的物品交易。東漢時，日本還接受了漢王朝頒賜的“漢委(倭)奴國王”金印。此金印至今尚存日本。不難想見，兩國之間的還是貿易一定有所發展。東漢末，不少漢王室成員為避亂逃到日本，受到良好安置，史稱“歸化人”。據相關報道，日本的“原田”氏即為漢劉邦后裔。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盡管政權更替比較頻繁，但海外交往和海外貿易還是有所發展。尤其是南方相對較為安定，這類交往和貿易更為頻繁。孫吳政權曾派一支萬余人的船隊橫渡臺灣海峽，到達“夷州”(今臺灣)，充分表明當時的造船和航海技術都有了明顯提高。孫吳政權還派朱應和康泰出訪南海諸國，對各地物產都做了詳細記述。這些地方當時都和中國保持著貿易往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羅馬商人秦倫這時來到孫吳政權的首都，還受到孫權的接見。由此可見，當時中國與羅馬帝國也仍然保持著一定的貿易往來。

　　在兩晉南北朝時，這種海外貿易活動也一直沒有中斷。據《唐六典·互市監》注文載：“漢魏以降，緣邊郡國皆有互市，與夷狄交易，致其物產也。”尤其是南梁時期，海外貿易還一時顯得頗為活躍。“及宋、齊，至者有十余國……自梁革運，其奉正朔、修職貢，航海歲至，逾于前代矣。”

　　據阿拉伯史學家記載，在公元6世紀時，也就是中國的南北朝時期，中國船只經常進入波斯灣，并由此進入幼發拉底河，與當地阿拉伯人進行交易，至于中國政府如何管理這類海外貿易，則史無明文。但從各方面的情況來看，中國政府似乎都不加限制，大都采取支持和鼓勵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