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裕滅后秦之戰，中國東晉義熙十二年(后秦永和元年，416)八月至次年八月，太尉劉裕率東晉軍攻克長安(今西安西北)滅亡后秦的戰爭。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劉裕滅后秦之戰經過，希望對你有用!

　　劉裕滅后秦之戰誘因

　　后秦于隆安四年(公元400年)首次擊降西秦之后，又于隆安五年(公元401年)擊滅了后涼，勢力大增，成為當時中國西北地區最強大的國家。義熙五年，后秦弘始十一年、夏龍升三年(公元409年)，秦、夏兩國連續發生了征戰。當年四月，夏主率騎兵2萬攻秦，掠奪平涼的雜胡7000多戶，進兵屯于依力川(今甘肅平涼附近)。九月，秦主姚興率軍回擊夏軍，秦軍大敗，秦將姚榆生為夏軍生擒，左姚文崇等拼死力戰，夏軍才退走，姚興也返還長安。接著夏軍又攻占后秦的敕奇堡、黃石固、我羅城等地。義熙六年、后秦弘始十二年、夏龍升四年(公元410年)，夏主又派左赫連羅提攻占后秦之定陽城(今陜西富縣境)，坑殺秦軍4000人。接著，夏軍又進擊隴右地區，攻占白崖堡，兵逼清水(今甘肅清水)。義熙七年、夏龍升五年、后秦弘始十三年(公元411年)正月，秦姚詳屯守杏城(今陜西黃陵西南)，被夏軍逼迫棄城南逃。夏軍追及將姚詳殺死，俘其全軍。夏主赫連勃勃再南攻安定(今甘肅鎮原南)，于青石北原擊敗后秦尚書相佛嵩，俘其吏民4.5萬人。義熙十二年、夏鳳翔四年(公元416年)六月，夏軍攻占了上邦，殺秦州刺史姚軍都及將士5000多，毀上邦城，接著進攻陰密(今甘肅靈臺西50里)，又殺秦將姚良子以下1萬多人。秦征北姚恢棄安定(今甘肅涇川北，奔回長安。安定人胡儼等率5萬戶舉城降于大夏。后秦與大夏之間的連年征伐，進一步消耗和削弱了秦軍的實力，為東晉滅亡后秦創造了有利的客觀條件。東晉在擊滅南燕后，劉裕原想乘勝向后秦進攻，但因盧循、徐道覆領導的農民起義軍逼近建康(今江蘇南京)，朝廷急調劉裕回歸，以鎮壓農民起義軍。因而，東晉只得順延了擊滅后秦的時間表。至晉義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劉裕相繼鎮壓了盧循、徐道覆起義軍，剪除了荊州刺史劉毅、兗州刺史劉藩及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等，平定了益州，打擊了晉宗室司馬休之等勢力，政局穩定，經濟和軍事實力逐步增強。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初，后秦主姚興病亡前后，姚弼、姚情、姚宣、姚耕兒等明爭暗斗，爭奪帝位，人心浮動，叛離者日增;連年與大夏、南涼、西秦等征戰，國力受到嚴重削弱，喪失了強國地位。加之北魏勢力下降，無力他顧。這些，都為東晉擊滅后秦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劉裕遂據此定下了出兵滅秦的戰略決策。

　　劉裕滅后秦之戰經過

　　東晉義熙十二年、后秦永和元年(公元416年)八月十二日，劉裕率軍自建康出發，各路大軍也相繼按預定策劃出動。

　　晉軍攻取洛陽

　　九月，劉裕率軍進至彭城(今江蘇徐州)。前鋒王鎮惡、檀道濟軍也進展順利，自進入秦境以來所向皆捷。秦將王茍生以漆丘(今河南商丘以北)降于王鎮惡軍;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今河南沈丘)降于檀道濟軍;后秦新蔡(今河南新蔡)太守董遵堅守城邑不降，檀道濟攻克該城，將董遵斬殺，旋即攻克了重鎮許昌(今河南許昌東)，俘獲潁川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與此同時，建武沈林子軍，自汴水進入黃河，襄邑(今河南睢縣)董神虎率領1000多人響應晉軍。沈林子隨即與他共攻倉垣(今河南開封北)，攻克了該城，后秦兗州刺史韋華降服。

　　十月，晉軍進占了陽城(今河南登封東南)、滎陽(今河南滎陽東北)。王鎮惡、檀道濟兩軍旋即會師于成皋(今河南滎陽西北汜水鎮)。后秦鎮守于洛陽的征南姚洸，見晉軍逼近，派人至長安求救。后秦主姚泓命越騎校尉閻生率騎兵3000、武衛姚益南率步兵1萬增援洛陽，并令并州牧姚懿自蒲阪(今山西永濟西)進屯陜津(今山西平陸東南，即古茅津渡)，以為聲援。此時，寧朔趙玄向姚洸建議說:"今晉寇益深，人情駭動;眾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戰而坐收其利也。"姚洸的司馬姚禹及主簿閻恢、楊虔皆妒恨趙玄，便暗中與檀道濟相通，極力反對趙玄的建議，并慫恿姚洸分兵防守各地。姚洸中計，派趙玄分兵1000前往防守柏谷塢(今河南偃師東南)，以廣武石無諱東至鞏城(今河南鞏縣西南)防守。繼之，成皋、虎牢(今河南滎陽西北)皆降于晉軍，王鎮惡、檀道濟、沈林子等軍由成皋順利西進。石無諱進至石關(今河南偃師西)，得悉晉軍已至，便退兵洛陽;趙玄與晉軍戰于柏谷塢，兵敗戰死。十月二十日，檀道濟軍逼近洛陽，二十二日姚洸出城降晉。檀道濟俘秦軍4000多人。此時后秦越騎校尉閻生和武衛姚益南正率部趕赴洛陽途中，得知洛陽失守，不敢再向前進。

　　晉軍奪取潼關

　　劉裕原先命令前鋒軍攻取洛陽，且待后續主力到達之后再繼續西進。但王鎮惡等見后秦內亂紛起，潼關守軍薄弱，便當機立斷，不待劉裕大軍到達，分兵兩路西進。一路王鎮惡軍至澠池(今河南洛寧西)，派部將毛德祖進攻秦弘農太守尹雅，于蠡吾城(今河南洛寧西)，生擒尹雅，王鎮惡軍迅速進抵潼關(今陜西潼關北)城下。另一路檀道濟、沈林子部，自陜(今河南陜縣)北渡黃河，向蒲阪(今山西永濟西)進攻。后秦河北太守薛帛逃往河東，檀道濟等軍進攻蒲阪，被守將后秦并州刺史尹昭擊退，檀命別將再攻匈奴堡，又被秦將輔國姚城都擊敗。此時，后秦以東平公姚紹為太宰、大、都督中外諸軍事，改封魯公，率武衛姚鸞等步騎兵5萬防守潼關，又命姚驢率部增援蒲阪。沈林子認為，蒲阪城池十分堅固，兵力眾多，難以很快攻取;王鎮惡孤軍于潼關，不如南下與王鎮惡合軍攻打潼關，潼關既破，尹昭不攻自潰。檀道濟同意沈林子的意見，遂引軍自蒲阪南下。三月檀道濟、沈林子軍到達潼關。姚紹率兵出戰，檀道濟、沈林子將秦軍擊敗，斬俘秦軍1000多人。姚紹退兵定城(陜西潼關西30里)，憑險據守，告訴眾將說:"檀道濟等兵少勢弱，孤軍深入。敵只能堅守城池，以待后援。我分兵斷其糧道，當可將敵坐擒。"于是，便派姚鸞截斷大路，以阻止晉軍的糧運。

　　姚鸞先派尹雅與晉軍戰于潼關之南，被晉軍戰敗生擒。三月初四日，沈林子乘夜率勇銳士卒偷襲姚鸞軍營，殺姚鸞及秦軍數千人。姚紹又派姚贊屯兵于河上，欲斷晉軍水運。沈林子再率軍進擊，姚贊兵敗，逃回定城。此時，秦將薛帛舉河曲降晉，不久，晉軍給養不繼，軍心浮動，全軍頓兵堅城，不得前進，軍中紛紛提議撤軍東歸。此時，沈林子按劍怒斥說:"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成敗，系于前鋒。且大軍尚在遠方，敵軍兵眾氣盛，想要撤軍，也難以安全退走。我決心單獨率部繼續完成受領的使命。"王鎮惡等人遂鎮定下來，派出使者馳告劉裕，請求速派援軍，運送軍糧。使者晉見劉裕，劉裕以魏緊跟于黃河北岸并進，威脅重大，而拒絕派兵增援。王鎮惡等于是親至弘農(今河南靈寶北)動員民眾，捐獻軍糧，才解了缺糧之危，軍心趨于安定。四月，姚紹再次命長史姚治、寧朔安鸞、護軍姚墨蠡、河東太守唐小方率2000人屯守河北的九原，企圖再斷晉軍糧道，又被沈林子擊敗。姚治、姚墨蠡、唐小方均被斬首，其全軍幾乎喪盡。姚紹聽說姚治等人兵敗身亡，悲憤已極，發病嘔血，將兵權交予東平公姚贊之后死去。旋即，姚贊率兵偷襲沈林子軍，又被沈林子擊敗，雙方形成相持局面。

　　劉裕親率大軍于義熙十三年(公元417年)正月離開彭城(今江蘇徐州)，自淮水、泗水進入清河。三月初八，劉裕以左向彌率部分兵力屯于黃河重要渡口碻璈(今山東東阿西北)，自率大軍進入黃河;魏軍為防止晉軍于黃河北岸上陸向魏進擊，也以數千騎兵沿黃河北岸跟隨劉裕軍西行，凡漂流至北岸的晉軍人員，均被魏 軍擒殺。劉裕數次派兵上岸攻擊魏，剛一登岸， 魏軍便逃離岸邊。為擊敗魏軍的襲擾，劉裕命數千勇士，車百乘，由丁旿和寧朔朱超石率領，攜帶強弓利箭，登上黃河北岸，列陣而進。魏軍立即前來進攻，魏將長孫嵩率騎兵3萬四面圍攻晉軍。晉軍拼力死戰，魏軍被利箭射殺者甚眾，死尸堆積遍地，魏將阿薄干被斬，魏兵敗退走。朱超石率寧朔胡藩、寧遠劉榮祖追殺，又斬俘1000多人。四月中旬，劉裕進至洛陽，為防止魏軍的襲擊，在洛陽停軍兩個月，部署后方的防衛。七月，劉裕進至陜地(今河南三門峽)，沈田子、傅弘之進入武關(今陜西商縣南)，后秦守將逃走。沈田子等軍進占青泥，后秦命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兵于峣柳(今陜西商縣西北)，阻擊沈田子軍。

　　峣關激戰和攻克長安

　　八月，劉裕大軍進至閿鄉(今陜西潼關東)。劉裕顧慮沈田子等軍力薄弱，為使其更好地牽制和吸引秦軍兵力，便派沈林子率軍前往支援。此時，沈田子等正準備攻擊峣柳。后秦主姚泓本欲率軍迎擊劉裕軍于潼關定城，但顧慮沈田子等軍突襲其側背，于是決定先率軍消滅沈田子軍，然后再傾全國之軍迎擊劉裕的主力大軍。八月，姚泓所率數萬騎兵，突然進至青泥(在峣柳附近)。沈田子得知姚泓率大軍而來，欲乘秦軍剛剛到達，向其攻擊。傅弘之認為敵眾我寡，不應出擊。沈田子說:"兵貴用奇，不必在眾。且今眾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于是，決定先率自己本部兵馬向敵攻擊，傅弘之跟隨于后。沈田子軍被秦軍重重包圍，沈田子激勵士卒奮力拼殺，大敗秦軍，斬秦軍1萬多人。姚泓率敗軍退返長安。當沈林子軍到達峣柳時，姚泓軍即已退走，于是，沈田子與沈林子合軍共追秦軍。關中許多郡縣見姚泓兵敗，暗中紛紛降于晉軍。

　　八月初二，劉裕到達潼關，即以朱超石為河東太守，命其與振武徐猗之于河北會合薛帛，共攻重要戰略渡口蒲阪(今山西永濟西)。后秦平原公姚璞與姚和都擊敗晉軍，斬了徐猗之，朱超石逃回潼關。此時，王鎮惡請求率領水軍從黃河入渭水，逼向長安。劉裕采納了他的建議。王鎮惡軍出發后，正值后秦恢武姚難由香城(今陜西大荔東)率軍西撤，王鎮惡跟蹤追擊。姚泓率兵由霸上到達石橋(長安城洛門東北)，接應姚難;以鎮北姚疆和姚難合兵守衛涇上(今陜西高陵境)，迎擊王鎮惡軍。王鎮惡命毛德祖率部攻擊，將秦軍擊敗。姚疆戰死，姚難逃回長安。東平公姚贊得知晉軍迫近長安，便率軍由定城退往鄭城(今陜西華縣)。劉裕大軍隨之逼近。后秦主姚泓見長安危急，自己尚有數萬軍隊，可以抗擊晉軍。遂令姚丕軍防守渭橋(長安城北)，胡翼度軍防守石積(長安城東北)，姚贊軍防守霸東(霸水東岸)，姚泓自己率軍守衛逍遙園(長安城西)。八月二十三日，王鎮惡乘蒙沖小艦進至渭橋，棄船登岸。當時，由于渭水湍急，大部艦船皆被沖走。王鎮惡乘勢激勵部眾說:"吾屬并家在江南，此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歧矣，卿等勉之!"于是，身先士卒，率軍進擊姚丕軍。姚丕戰敗，姚泓率兵來救，與姚丕敗兵互相踐踏，也不戰而潰。姚諶等皆戰死，姚泓單騎逃回宮內。王鎮惡軍由平朔門(長安北門)攻入長安城，姚泓與姚裕率數百騎逃奔石橋。東平公姚贊得知姚泓兵敗，率眾往救，士眾皆潰逃。八月二十四日，姚泓率群臣至王鎮惡軍營投降，至此，后秦便宣告滅亡。

　　劉裕滅后秦之戰評析

　　東晉劉裕鎮壓了盧循、徐道覆農民起義軍，不久，便發十數萬大軍，水陸并進，經1年的征戰，將建國33年的后秦一舉擊滅。雖然滅秦之戰是兩國之間統治階級爭奪霸權的斗爭，但后秦的滅亡，客觀上又將中國北方的統一向前推進了一步。

　　東晉取得擊滅后秦作戰的勝利，除了其順應歷史的發展、符合人民要求統一的愿望、具有較強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之外，最重要的還決定于兩個方面的因素。

　　后秦的政治敗落

　　后秦自姚興晚年起，國內民族矛盾、社會階級矛盾和其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日趨尖銳激烈，人心浮動，內亂紛起，力量的內耗相當驚人，幾乎已達不攻自破的地步。當晉軍已進占洛陽，后秦姚懿突然起兵自立為帝，欲東攻長安，除去秦主姚泓，迫使姚泓不得不調動大軍對付姚懿。正在后秦主姚泓面對"內外危迫"的困境、"群臣相泣"、滿朝百官束手無策之時，后秦征北齊公姚恢又率安定鎮戶3.8萬起兵，逼向長安。姚泓又不得不急調其前線主將東平公姚紹棄當面晉軍于不顧，回軍西向，北擊姚恢。后秦在這種內亂迭起、外部又有西秦進逼于西、大夏襲擾于北極端被動的戰略態勢之下，自然難以抵擋強大晉軍的進攻。

　　秦軍戰略指導犯了兩面作戰等一系列錯誤

　　后秦面對強大晉軍的進攻，東平公姚紹提出的遷移安定鎮戶，充實京師長安可得精兵10萬，以全力對付晉軍的建議，不失為正確的戰略對策，但卻為秦主姚泓所拒絕。這樣，后秦從戰爭開始便使自己陷于兩面應付、顧此失彼的被動態勢之中。交戰中，后秦主姚泓本應親率大軍，阻晉軍于定城、潼關以東，但他卻為晉軍一路偏師沈田子軍所吸引，輕率地決定率數萬大軍向峣柳迎擊，使這支相當可觀的戰略機動力量毀于一旦。秦軍具有戰略頭腦的決策人物之一的姚紹，在2個月內兩次平定內亂，統率大軍機動于長安和潼關前線，無疑顯示了他相當出色的戰略指揮才能。但是，他在3次組織切斷晉軍糧道這一至關重大的作戰行動時，卻因策劃不當、使用兵力過少而失利。凡此種種，都在戰略上造成了后秦軍不可逆轉的頹勢。

　　與后秦軍的戰略指導相比，東晉則表現得計高一籌。首先它在戰爭時機的選擇上，選在了后秦政局不穩，人心動蕩，統治集團爭立仇殺，且外有西秦、大夏交侵之際;其二它水陸并進，主次配合，使振武沈田子和建威傅弘之兵出武關的牽制之師，起了吸引和消滅后秦戰略機動力量的重大作用;其三它巧妙處理了借道北魏，阻止了其南下援秦的行動，即使自己擺脫了兩面作戰的危機，又置后秦于孤立無援的困境。在當時那種諸國紛爭、斗爭形勢變幻無常的惡劣戰略環境中，東晉懸軍遠征，籌劃得心應手，揮灑相當自如，實屬難能可貴。這使其占盡了主觀指導的優勢，爭得了戰爭全程的主動地位，成為戰勝后秦的重大因素。

　　劉裕滅后秦之戰影響

　　就在滅亡后秦的同年，留在朝廷坐鎮的尚書左仆射劉穆之病故，劉裕怕政權旁落他人之手，便于十二月留王鎮惡、沈田子等輔其子劉義真鎮守長安，自己率大軍倉促東歸。其后留守的東晉軍隊內訌，王鎮惡被殺，赫連勃勃乘機取長安，關中遂為夏有，但潼關以東、直到青州，黃河以南的地區仍為東晉控制。

　　為了更清楚地看出劉裕北伐后秦之戰的歷史影響，我們不妨比較一下劉裕北伐與祖逖、桓溫北伐的獲勝程度及其對后世的影響。筆者認為，雖然它們最后均因其他勢力的牽制或因寡不敵眾而告失敗，但劉裕北伐后秦的成功及其歷史影響無疑最為顯著。祖逖雖然是南北對峙時期杰出的民族英雄、愛國名將，他經過數年艱苦卓絕的北伐，為東晉收復了淮水以北、黃河以南的廣大地區;但祖逖死后，后趙連連南下進犯，攻城略地，上述地區再次易手。桓溫北伐，第一次親率大軍直抵灞上(今陜西西安東)，第二次擊敗羌族貴族姚襄，收復洛陽，但后來桓溫返回江南，洛陽及其它收復的地盤又相繼失守。

　　劉裕北伐后秦之戰，雖然關中很快就得而復失，但這次北伐有三方面重要的歷史影響。首先，這次北伐將潼關以東、黃河以南的大片地區收歸東晉版圖，使東晉及以后的宋與北魏之間出現了廣大的緩沖區，以后宋、魏之間的戰爭大都在這一緩沖區進行，保證了南方長江流域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15]。其次，劉裕前后兩次北伐，消滅了北方的兩個政權，"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16]，為東晉以致其后南朝的生存，消除了肘腋之患;同時，又可以說劉裕北伐消滅南燕和后秦，間接地為北魏統一北方掃清了道路。第三，劉裕北伐后秦之戰還有一層更深刻的意義，就是他不斷舉兵北伐，實際上是王導、桓溫、謝安奉行的"鎮之以靜"、以攻為守的軍事策略的繼續。這一點，對東晉和后來的南朝都很重要，正是因為劉裕及其后繼者奉行"鎮之以靜"的方針，才有了南朝初年"元嘉之治"的出現。

　　因此可以說，劉裕所策動的北伐，尤其是北伐后秦之戰，是東晉北伐歷史上最成功的，也是影響最深遠的。雖然劉裕北伐，還抱有個人或集團的目的，但它并不能影響我們對其歷史作用進行客觀的評價。

　　司馬光敘述劉裕北伐成功后匆忙東歸，關中復失時，大發感嘆:"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鄗之都復輸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18]。不像司馬光只是大發感嘆，王夫之一言點破了長安得而復失的原因:"劉裕滅姚秦，欲留長安經略西北，不果而歸，而中原遂終于淪沒。史稱將佐思歸，裕之飾說也。……夫裕欲歸而急于篡，固其情已"。但王夫之仍然肯定了"裕之北伐,非徒示威以逼主攘奪，而無志于中原者，青泥既敗，長安失守，登高北望，慨然流涕，志欲再舉";他還將劉裕與曹操相比較，稱其用人雖有不足，而"為功于天下，烈于曹操"[19]，顯然也包括了對劉裕北伐成功的肯定。

　　呂思勉則認為劉裕急急篡位的說法只是史家附會王買德的話 說:"宋武代晉，在當日，業已勢如振槁，即無關、洛1之績，豈慮無成?茍其急于圖，篡平司馬休之后，逕篡可矣，何必多伐秦一舉?武帝之于異己，雖云肆意翦除，亦特其庸中佼佼者耳，反之子必尚多。劉穆之死，后路無所付托，設有竊發，得不更詒大局之憂?欲攘外者必先安內，則武帝之南歸，亦不得訾其專為私計心也。義真雖云年少，留西之精兵良將，不為不多。王鎮惡之死，在正月十四日(應為十五)，而勃勃之圖長安，仍歷三時而后克，可見兵力實非不足。長安之陷，其關鍵，全在王修之死。義真之信讒，庸非始料所及，此尤不容茍責者也。"

　　筆者認為，從歷史的長河來看，關中的得而復失，根本的原因還是劉裕受限于東晉的實力以及北魏對東晉的牽制，因此他不可能堅守長安，更不可能統一北方。換句話講，不是劉裕不想成就統一的大業，而是當時南北統一的條件還未具備，時機尚不成熟。其后，北魏統一了北方，再后隋統一了全國，才真正實現了南北統一的局面。從這一點來看，劉裕北伐后秦的成功，可以算作一支插曲，它在魏晉南北朝到隋唐這一輪民族大遷徙、大融合從而大統一的進程中，把歷史的車輪向前推進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