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是中國革命建設時期的偉大功臣，大家知道哪些關于他的故事呢？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了關于周恩來的經典故事，希望你喜歡。

　　關于周恩來的經典故事一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直到1952年下半年，黨和國家才考慮發工資進而將供給制改為工薪制。最初的工資定級標準是參加革命的時間和擔任職務高低。

　　鄧穎超是1924年在天津加入共青團，1925年3月轉為中共正式黨員并擔任天津地委婦女的。后來她又長期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擔任過中央婦委委員、中共六大列席代表、中央機要局局長，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她不僅是中共的一名重要領導人，而且還是國民政府的參政員。因此，確定工資級別時，鄧穎超完全可以定為行政3級或4級。但是，鄧穎超和周恩來一樣，嚴于律己、謙虛謹慎，她只要求給自己定為行政5級工資。

　　據曾跟隨周恩來20多年、后來擔任周恩來行政秘書暨西花廳的何謙回憶，當年他拿到中央和中組部關于西花廳工作人員工資的批復件后十分高興,在稍有閑時就見縫插針向他匯報。他先匯報了中央批定鄧穎超的工資為行政5級，后又一一匯報其他人的工資定級情況。一直微笑著靜靜地聽。當匯報得差不多時，突然問：“何謙，你的工資批定的是幾級?”“中組部批的是行政12級。”何謙高興地回答。“那么李銀橋呢?”又問。“行政13級。”何謙回答說。“他為什么比你還低一級呢?”“他是1940年參加革命的，我是1938年參加的。他比我參加革命的時間晚了兩年。”“這好像不好吧?”周恩來像是自言自語似地說著、思考著。忽然，他眼睛一亮，對何謙說：“走，我們到大姐那里看看。”

　　于是，何謙隨著周恩來到了鄧穎超的辦公室。遵照周恩來的意思，何謙一進門就把中央審定鄧穎超的工資為行政5級的批復件放到了她的辦公桌上。這時，周恩來望著鄧穎超說：“小超呀，你最近身體不好，上班也不正常，現在中央還批準你拿行政5級的工資，我看你拿6級就夠了。”

　　鄧穎超從周恩來的眼神里似乎覺察到了什么，連忙毫不猶豫地說：“好呀，我是新的‘夫唱婦隨’,你的意思我照辦。咱們就向中央打個報告，請求再降下一級，拿行政6級的工資吧。”說完，鄧穎超立即放下手頭的其他工作，向中央寫了一份要求將自己的工資由行政5級降為6級的報告，并讓何謙轉報中央。

　　何謙隨周恩來回到辦公室后，周恩來又用深情的目光望著何謙說：“何謙呀，我看你是不是也向中組部打個報告，自請降下一級工資好嗎?”就這樣，何謙和李銀橋不但所任職務為同一職級，所拿工資也完全一樣了。

　　關于周恩來的經典故事二

　　1954年11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軍事審判庭開庭審判兩起美國間諜案，控訴包括11名美國人在內的22名罪犯。當天，首都各界的數百名群眾來到最高人民法院軍事審判庭上旁聽，罪犯的罪證陳列在一邊，手槍、沖鋒槍、卡賓槍、收發報機、空取器等赫然在目。

　　周恩來如何處置11名美國間諜案

　　事件起因為1952年11月29日夜里，一架美國中央情報局C-47型間諜飛機由美國駐漢城的軍事基地起飛，沿著朝鮮的東海岸向北飛行，小心地繞過地面高射炮防空火力網，趁著夜色越過鴨綠江，偷偷進入中國領空。他們此行的任務極為機密，就是要用空取器接回以前被他們空投到中國東北的間諜李軍英，以便從李那里取得所搜集的情報，并聽取間諜活動的情況匯報，進而繼續對中國空投更多的特務。

　　審判長經綜合審理，最后宣判：被告唐奈判處無期徒刑，被告費克圖判處有期徒刑20年。中國政府對美國間諜案的公開審判通過廣播傳向世界，美國人得到消息后朝野震驚。

　　美國人知道，他們的所謂“抗議”不可能為中國政府所接受，而且他們的威脅也絕嚇不倒中國人。于是，變換手法，準備通過由美國操控的聯合國，來對中國實施壓力。針對美國在聯合國的炒作，周恩來指示：我判決美國間諜是我內政，有我們自己的法律尊嚴，與聯合國何干?!如我告到聯合國，是我自己套上圈子。至于敵人大罵，我們才不怕!對危害我國家的外僑，要按我國法律辦，一定要判刑，對其中表現好的，可另行對待。

　　但美國并未就此罷休，讓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出面“斡旋”。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連發三封電報給周恩來，表示了他急切想來中國跟周恩來會晤的愿望。當時，周恩來認為，哈馬舍爾德要來中國是美國政府的主意，他來的目的自然是按照美國人的授意，替美國人說話。但從另一個角度說，聯合國秘書長來中國，對中方也有有利的一面，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更直接地揭露美國的反華罪行，闡明我們的原則立場和觀點，特別是可以在中國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上，直接做工作。最終，考慮到中美關系交往及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中方決定釋放11位美國間諜。

　　當法官宣布釋放決定時，這些人開始都不敢相信，過一會兒當他們確信這一切都是真的時，罪犯們頓時異常激動，有的痛哭流涕，有的連連伸出大拇指，用半生不熟的中國話連聲說：“中國偉大，中國偉大。”

　　中國釋放11名美國間諜的舉動，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好評，其中曾參與斡旋的印度、緬甸等國政府，都對中國政府為緩和遠東緊張局勢作出的努力表示贊賞。

　　關于周恩來的經典故事三

　　1917年7月，廖仲愷隨孫中山在廣州建立護法軍政府，先后被任命為中華民國政府財政部次長，代理總長。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廖仲愷以代表身份出席大會，并任大會黨務審查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審查委員會委員。在會上，他旗幟鮮明地支持“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同國民黨右派勢力進行了不調和的斗爭。廖仲愷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政治委員會委員。1924年2月，蔣介石擅自辭職后，廖仲愷代理黃埔陸軍軍官學校7人籌備委員委員長，以極大的毅力克服人力、物力、財力等種種困難，開展籌建工作。同年5月被孫中山特派為黃埔軍校中國國民黨代表。軍校以蘇聯紅軍為榜樣，實行軍事與政治并重，設立政治委員制度。

　　有一次，廖仲愷約見了在政治部協助工作的原廣東大學教授、中共黨員張申府，問他有無適合人選推薦到軍校工作。張申府當即應承，向廖仲愷推薦了十幾個留歐學生，其中第一名就是周恩來。

　　據此，1924年2月6日，在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成立會上，廖仲愷正式向孫中山匯報、推薦了周恩來，稱說他“是一個很能干、很有經驗的年輕共產黨人”。孫中山聽后，當即表示同意，并說：“軍校需要這樣的人才，如果周恩來回來旅費有困難，我們可以立即給他匯去。”“國民黨員也罷，共產黨員也罷，現在都是本黨的人了，都一起來做革命事業。下一步還可多吸收一些中共的人來。”隨后廖仲愷即通過廣東中共負責人聯系上周恩來，并寄去旅費。周恩來亦答應處理好那邊事情，即啟程回國。

　　三個多月后，即1924年6月6日，周恩來接到中共的調令，正式啟程回國。6月16日，黃埔軍校成立。9月中旬，周恩來回抵香港，他在香港給中共中央寫了工作報告。月底離開香港，奔赴廣州。隨即接受中共任命，周恩來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員長，同時受聘擔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11月11日，周恩來正式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從此，周恩來與廖仲愷這兩位偉人便相識相聚工作戰斗在一起，直至1925年8月廖仲愷遭國民黨右派刺殺，壯烈犧牲。

　　期間，這兩位偉人為中國革命真誠合作，舍生忘死，積極努力，交往配合，留下許多鮮為人知、感人至深的故事。他們一起力主鎮壓了猖獗一時的商團暴亂，鞏固了廣州革命的大本營，使廣州大革命運動得以繼續發展。在這一事件中，周恩來與廖仲愷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一起共辦軍校，開創了軍校中的政治工作。廖仲愷被軍校師生稱譽為“軍校的慈母”，周恩來則被贊譽為政治部中的一團火焰;在孫中山北上及病逝之際，他們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在蘇聯顧問團支持下，一起力主策劃組織革命軍參加國民革命，進行掃蕩陳炯明軍閥的首次東征，一起組織回師，平息楊劉叛亂，一起采取得力措施，全力支持省港大罷工……

　　1925年7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廖仲愷任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財政部長、廣東省省務會議委員兼財政廳長、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黨代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右派對廖仲愷堅決維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國共合作的政治路線極端仇視，指使胡毅生、梁鴻楷、魏幫平、朱卓文等人暗殺廖仲愷。8月20日上午，廖仲愷偕夫人何香凝到設在惠州會館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去參加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9時許，在中央黨部大門前遭國民黨右派人物朱卓文、陳順等刺殺。廖仲愷當場壯烈犧牲。

　　噩耗傳來，廣州震驚，全國震驚。廣州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蘇俄友人，各界人民群眾紛紛集會，以各種形式悼念廖仲愷先生。周恩來發表《祭廖仲愷文》，并撰寫《勿忘黨仇》等文，字里行間充滿著對廖先生的深厚感情和敬意。此后，國民政府為廖仲愷舉行了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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