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次年，王安石的姻親、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誣告蘇軾護喪回蜀時利用官船販賣私鹽等物，王安石聞之大喜，當即奏知神宗，第二天就下公文到蘇軾返蜀的沿途州縣調查此事，連當年服役的士兵和船夫都被抓來嚴刑逼供，結果一無所得。

　　蘇軾的敵人，最難措辭的莫過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實上又絕對無法回避王安石，因為兩人不但分屬兩個政治營壘，而且彼此之間還有糾纏不清的私人恩怨。

　　蘇軾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舊黨爭，他的父親和弟弟、他敬愛的朝中元老、他的親朋好友，幾乎無一不是站在舊黨一邊的。當然，更重要的是蘇軾本人的政治觀念與新法南轅北轍，他的學術思想也與新學格格不入，忠鯁讜直的他不可能違心地對方興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勢必要成為新黨的政敵，也勢必要與新黨黨魁王安石發生沖突。嘉祐六年(1061)，二十六歲的蘇軾參加制舉，王安石以知制誥的身份出任考官。蘇軾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對朝政的看法，許多觀點正好與王安石兩年前向仁宗所上的萬言書截然相反。眾考官都欣賞蘇軾的“文義燦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卻斥責蘇軾之文“全類戰國文章”。王安石隨后還在任蘇軾為福昌縣主簿的制文中說:“夫士之強學贍辭，必知要然后不違于道。擇爾所聞，而守之以要，則將無施而不稱矣，可不勉哉!”雖是代朝廷立言，但也顯示了他本人對蘇軾的不滿之意。

　　蘇洵與王安石素不相協，嘉祐年間蘇洵以文章名動京師，王安石卻未有一言褒獎。王安石的母親去世，朝中大臣紛紛前去吊唁，蘇洵獨不前往。蘇洵還寫了《辨奸論》暗刺王安石矯飾反常、不近人情的舉止，并預言他必將禍害天下。七年以后，呂誨上疏彈劾王安石，說他“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外示樸野，中藏巧詐”，并斷言:“誤天下蒼生者必是人也!”呂誨的話與《辨奸論》如出一轍，可見蘇洵事實上是代表舊黨發出了攻擊王安石的第一聲。蘇軾對其父寫《辨奸論》是不以為然的，認為有些話說得太過分。蘇軾對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贊賞，曾稱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實錄》為本朝史書中寫得最好的。

　　但是蘇軾對王安石好為大言詭論的行為非常不滿，曾在祭劉敞的祭文中予以譏刺。王安石則把蘇軾視為隱然的強敵，必欲把他驅逐出朝廷而后快。熙寧二年(1069)，蘇軾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非常重視，當天就予接見，然后又想讓蘇軾修中書條例，王安石卻竭力阻攔，并力薦呂惠卿。同年，蘇軾為國子監舉人考官，策題以歷史上君主獨斷或興或亡之事為問，王安石大為不悅。神宗又想讓蘇軾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蘇軾不是“可獎之人”。神宗說蘇軾文學出眾，為人亦平靜，司馬光、韓維等大臣都稱道之。王安石回答說蘇軾是“邪險之人”，還說三年前蘇軾遭父喪時，韓琦等贈送賻金不受，卻利用運喪的官船販賣蘇木入蜀，還說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蘇軾雖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當個通判，不可大用。

　　次年，王安石的姻親、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誣告蘇軾護喪回蜀時利用官船販賣私鹽等物，王安石聞之大喜，當即奏知神宗，第二天就下公文到蘇軾返蜀的沿途州縣調查此事，連當年服役的士兵和船夫都被抓來嚴刑逼供，結果一無所得。司馬光、范鎮等大臣紛紛為蘇軾辯誣，范鎮且指出蘇洵去世后韓琦、歐陽修兩人贈送的賻金即達五百兩，蘇軾均予謝絕，豈有反而販賣私鹽以謀薄利的道理，蘇軾才算逃脫了謝景溫與王安石合謀羅織的罪名。王安石還多次勸神宗貶黜蘇軾，神宗不聽，王安石就說對待蘇軾必須像調教“惡馬”那樣，“減芻秣，加笞撲，使其服貼乃可用”。王安石身為年長十五歲的前輩和位極人臣的宰相，這樣對待持不同政見的蘇軾，確實有失公正，更談不上厚道。無怪在十多年后，當蘇軾在江寧與王安石相見時，蘇軾說了一句“軾亦自知相公門下用軾不著”，能言善辯的王安石也只好無言以對。

　　當然，王安石對蘇軾的才學其實是深為賞識的，尤其是當他不在朝中的時候，曾稱贊蘇軾所撰的《表忠觀碑》，又曾興致勃勃地次韻蘇軾在密州所寫的“尖叉韻”雪詩。當蘇軾遭遇烏臺詩案后，王安石從江寧上書神宗說:“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這對蘇軾得以免死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元豐七年(1084)七月，剛離開黃州貶所的蘇軾來到江寧府(今江蘇南京)，會晤了已經退居江寧八年的王安石。一個是經歷了四年磨難的舊黨中堅，另一個是業已退出政壇的新黨首領，雖然都還堅持著各自的政治立場，但畢竟遠離了政治漩渦，彼此間的敵意已大為減退。見面之后，蘇軾說他有話想說。王安石頓時變了臉色，以為蘇軾要重提舊怨。蘇軾又說，他要說的是有關天下的大事，王安石才定下神來傾聽。于是蘇軾對當前朝廷接連用兵和屢興大獄的措施表示不滿，認為“大兵大獄”是漢、唐滅亡的前兆，并勸王安石出面阻止。王安石說那都是呂惠卿主政的結果，自己已不在位，不便干預。蘇軾又說:“‘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這只是事君的常禮，而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禮，你豈能以常禮來報答皇上?”王安石頓時激動起來，厲聲說:“我一定要說!”但他馬上叮囑蘇軾不可泄漏此話，原來他對呂惠卿的傾軋心有余悸。

　　此時蘇軾與王安石身上的政治家色彩已經消退，文人學士的身份意識得以凸顯，所以他們的對話很快離開了政治的主題。兩人互相出示自己的詩文，蘇軾手書近作相贈，王安石意猶未足，就自誦其詩，請蘇軾書寫后留給自己作紀念。蘇軾稱贊王安石的“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二句有《楚辭》句法，王安石欣然認可。王安石問蘇軾，他的雪詩中“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二句是否用了道藏中的典故，蘇軾笑以頷之。兩人又談論起學術，王安石說他對陳壽的《三國志》很不滿意，要想重修又已年邁，勸蘇軾著手重修，蘇軾推辭說不敢當此重任。

　　蘇軾在江寧停留數日，兩人多次作詩唱和，蘇軾游蔣山的詩中有“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二句，王安石大為嘆賞，當即和之，并嘆息說:“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王安石甚至勸蘇軾卜宅鐘山，與他結鄰而居，所以蘇軾在贈詩中說:“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一個月以后，蘇軾渡江北上，王安石送走蘇軾后，對人說:“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劫波度盡，恩怨盡泯，兩位文化巨人終于消除了彼此間的敵意。王安石最終改正了對蘇軾的看法，而蘇軾更是以不計前嫌的態度對待王安石，蘇軾的胸懷有如光風霽月，令人敬佩。(本文摘自《漫話蘇軾》，莫礪鋒著，鳳凰出版傳媒集團鳳凰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