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文學上，王禹偁反對宋初所沿襲的唐末五代頹靡纖麗文風，以宗經復古為旗幟，提倡繼承韓愈、柳宗元古文運動的精神，主張“遠師六經”，“近師吏部(韓愈)”，寫“傳道而明心”的古文。他特別強調“不得已而言”，文章要“句易道”、“義易曉”，發揮了韓愈古文理論與實踐中“文從字順”的一面。

　　下面是宋人絕句鑒賞之二

　　畬田調　王禹偁

　　鼓聲獵獵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亂云。

　　自種自收還自足，不知堯舜是吾君。

　　詩人首先描寫的就是這種新奇的勞動場面。據作者在詩序中介紹：畬田前主家先發出邀請：“某家某日有事于畬田，雖數十里如期而集，鋤斧隨焉。至則行酒啖炙。鼓噪而作，蓋劚而掩其土也。大抵先斫山田，雖懸崖絕嶺，樹木盡仆，俟其干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熾，即以種播之。”這就是詩中所描繪的：“鼓聲獵獵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亂云。”畬田的主家發出邀請，互助者應約而至。斫荒前先以酒肉。幫忙者在酒足飯飽之后來到地頭，伴著鼓聲，喊著號子，也帶著醉意斫荒。詩人寫這個新奇的勞動場面并不僅僅是為了獵奇，更在于營造一種脫離現世的古樸之風，好與下面要寫的“野老擊壤”的唐堯之世在思想上合拍，從而表達詩人否定現實、追慕往古，“革弊復古”的政治主張。在這兩句中，如果說首句重在表現勞動場面的奇特，那么，第二句則重在斫荒者的勤勉和賣力，這個勞動場面不但很熱鬧、歡快，而且亦如詩序中所云“人人自勉”，否則就不會很快斫到亂云深處。這表面上是在詠歌互助者的勞動熱情，實際上同上句一樣，是在贊揚人與人之間推誠相待，不會藏奸偷懶的古樸民風!亦如詩人在詩序中所坦陳：“仆愛其有義，作畬田詞五首，以侑其氣”，以推展其古樸之風。

王禹偁

　　熟悉唐詩的讀者大概都知道王駕的社日：“鵝湖山下稻粱肥，豚柵雞棲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它描繪的是一幅安定、富庶的江南春社圖。表現了農民之間的友誼互助和豐收后的喜悅，當然也表現了作者對農村生活的向往之情。宋代詩人王禹偁的這首《畬田調》所表現的基調與此相類，只不過不是富庶的江南水鄉而是貧瘠的商州山區，不是慶祝豐收而是艱難開荒，不是春社圖而是助耕圖。但其中表現出農民之間的互助和友誼，勞動的歡樂和詩人的艷羨則是共通的，尤其是詩人為他們能自食其力，尚未受地租地稅的侵擾，不像山中寡婦那樣“任是深山更深處，亦應無計避征傜”所表現出的慶幸，更是唐人王駕《社日》中所沒有的，大概這也是宋詩“主理”而唐詩“主情”之區別所在。

　　王禹偁(954—1001)，宋初詩人、散文家。字元之，濟州巨野(今山東省巨野縣)人。晚貶知黃州，世稱王黃州。王禹偁出身貧寒。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登進士第，授成武縣(今屬山東)主簿，遷大理評事，次年，改任長洲(今江蘇蘇州)知縣。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召試，擢右拾遺并直史館。后拜左司諫、知制誥。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廬州尼姑道安誣告著名文字學家徐鉉。當時禹偁任大理評事，執法為徐鉉雪誣，又抗疏論道安誣告之罪，觸怒太宗，被貶為商州(今陜西商縣)團練副使。淳化四年移官解州(今屬山西)。同年秋召回京城，不久又外放，隨即召回。任禮部員外郎，再知制誥。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任翰林學士，后以謗訕朝廷的罪名，以工部郎中貶知滁州(今安徽滁縣)，次年改知揚州。真宗即位(公元997年)，再召入都，復知制誥，上書提出“謹邊防”，“減冗兵，并冗吏”等事。與撰修《太祖實錄》，因直書史事，引起宰相的不滿，又遭讒謗，于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再次被貶出京城，知黃州(今湖北黃岡)，咸平四年冬改知蘄州(今湖北蘄春)。咸平四年在蘄州卒，年四十八。《宋史》與《東都事略》有傳。王禹偁自編《小畜集》30卷，今有《四部叢刊》本。另有其曾孫王汾裒輯《小畜外集》，有清光緒年間孫星華刻本。近人徐規所著《王禹偁事跡著作編年》，收集佚詩佚文多篇。

　　王禹偁為官清廉，關心民間疾苦;秉性剛直，遇事直言敢諫，不畏權勢，以直躬行道為己任。一生中三次受到貶官的打擊，乃作《三黜賦》，申明“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謫而何虧;吾當守正直兮佩仁義，期終身以行之”，表現了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王禹偁在政治上主張改革，曾向朝廷提出許多建議，在《端拱箴》、《三諫書序》、《御戎十策》以及知揚州時作的《應詔言事疏》等著作中，他提出了重農耕、節財用、任賢能、抑豪強、謹邊防、減冗兵冗吏、淘汰僧尼等有利于國計民生的主張，雖大多數未被太宗、真宗采納，卻為宋仁宗時范仲淹等人的”慶歷變法”開了先聲。大詩人蘇東坡對王禹偁非常敬佩，他曾對著王禹偁的畫像而感嘆道：“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余烈，原為執鞭而不可”。

　　文學上，王禹偁反對宋初所沿襲的唐末五代頹靡纖麗文風，以宗經復古為旗幟，提倡繼承韓愈、柳宗元古文運動的精神，主張“遠師六經”，“近師吏部(韓愈)”，寫“傳道而明心”的古文。他特別強調“不得已而言”，文章要“句易道”、“義易曉”，發揮了韓愈古文理論與實踐中“文從字順”的一面。他的散文作品如《待漏院記》和《黃州新建小竹樓記》等代表作，內容充實，感情充沛，語言曉暢。

　　詩歌方面也同散文一樣，語言平易流暢，風格簡雅古淡。關心現實政治和民生，推崇杜甫和白居易。他說過：“本與樂天為后進，敢期子美是前身。”他在創作中努力實踐白居易“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對雪》、《感流亡》、《竹□》、《對雪示嘉祐》等詩，以深厚的同情描寫了當時農民、士兵的苦難境況，揭露了現實的黑暗，而且嚴于針砭自身，繼承和發揚了杜甫“三吏”、“三別”與白居易《秦中吟》的風格。《畬田詞》五首生動地記錄了山區刀耕火種的情景，贊揚了普通人民勤勞刻苦和團結互助的美德他的詩，其所選的這首《畬田調》正是體現了這方面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