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又稱奉天事變、柳條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國東北蓄意制造并發動的一場侵華戰爭，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開端。 此后，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傀儡政權，開始了對東北人民長達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統治。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九一八事變經過，希望對你有用!

　　九一八事變紀念碑圖片

　　九一八事變經過

　　柳條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關東軍虎石臺獨立守備隊第2營第3連離開原駐地虎石臺兵營，沿南滿鐵路向南行進。夜22時20分左右，日本關東軍鐵路守備隊柳條湖分遣隊隊長河本末守為首一個小分隊以巡視鐵路為名，在奉天(現沈陽)北面約7.5公里處，離東北軍駐地北大營800米處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藥，炸毀了小段鐵路。并將3具身穿東北軍士兵服裝的中國人尸體放在現場，作為東北軍破壞鐵路的證據，誣稱中國軍隊破壞鐵路并襲擊日守備隊。

　　爆炸同時，呆在鐵路爆破點以北約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島中隊長，立即率兵南下，開始襲擊北大營。

　　爆炸后，駐扎中方北大營和沈陽城的日軍兵分南北兩路，向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進攻。南軍為平田幸弘指揮關東軍第2師步兵第2旅第29團，北軍為島本正一指揮的鐵路守備隊第2營。

　　當時，北大營駐守的東北軍第七旅毫無防備，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張學良曾訓令東北軍不得抵抗，駐守部隊并未做出激烈反擊。第七旅三個團中有兩個團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鐵漢的620團未及時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衛抵抗，最后突圍撤走。(因為王鐵漢的對日抵抗行為，事后蔣介石曾于召見他時稱贊道：“我記得你，在沈陽北大營當時情況，你做得很好!”見王鐵漢《東北軍事史略》，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修訂版第142頁。)由于執行張學良不抵抗命令，北大營逾萬名守軍被只有500多人的日軍擊潰。

　　遼寧、吉林主要城鎮淪陷

　　日軍在沈陽當獨立守備隊向北大營進攻的同時，關東軍第2師第3旅第29團向奉天城攻擊。9月19日凌晨，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下令：遼陽的第2師主力增援對奉天的進攻;獨立守備隊第3營進攻營口、第4營進攻鳳凰城、安東(今丹東);第2師第3旅主力、騎兵第2團、獨立守備第1營分別進攻長春寬城區、二道溝、南嶺等地。至9月19日10時，日軍先后攻占奉天、四平、營口、鳳凰城、安東等南滿鐵路、安奉鐵路沿線18座城鎮。長春地區的東北軍自發反擊，戰至次日，長春陷落。9月21日，東北邊防軍駐吉林省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熙洽率部投敵，日軍第2師主力占領吉林。

　　黑龍江主要城鎮淪陷

　　10月1日，東北軍黑龍江洮南鎮守使張海鵬投敵，且奉日軍命令派出3個團進攻齊齊哈爾。10月16日在嫩江橋，被黑龍江省防軍擊退。守軍炸毀嫩江鐵路橋的第1、第2、第5號橋，以阻止日偽軍的進攻。10月26日，關東軍第2師第29團占領四洮鐵路沿線主要城鎮。11月4日，關東軍嫩江支隊攻擊嫩江橋北守軍。黑龍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東北邊防軍駐江副司令長官馬占山指揮3個旅，5個團共1.6萬余人進行負隅頑抗，戰至11月18日，終因實力不濟而棄守省城齊齊哈爾，撤往克山、海倫。11月19日，日軍攻陷齊齊哈爾。

　　錦州、哈爾濱淪陷

　　張學良在事件爆發后離開奉天，帶領屬下轉移到錦州。10月8日，關東軍派出12架轟炸機空襲錦州。對此，南次郎陸軍大臣依然對若槻禮次郎首相聲稱“由于受到中國軍隊的防空炮火攻擊，才不得已采取自衛行動。”，此后關東軍發表公開聲明，宣稱“張學良在錦州集結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將對日本權益造成損害。為了盡快解決滿蒙問題，關東軍有必要驅逐錦州政權。”此后，幣原主張的國際協調主義外交政策受到了嚴重的挫折，日本在軍國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日軍攻占黑龍江省主要城鎮后，開始進攻遼西地區。12月15日，關東軍進攻錦州。12月17日，日本陸軍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從朝鮮調第20師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轟炸飛行中隊以增援關東軍。12月28日，第2師主力渡過遼河進攻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進攻打虎山(現為大虎山)。1932年1月3日，第20師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領錦州。駐錦州的東北軍第12、第20旅和騎兵第3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灤東地區和熱河。

　　1月28日關東軍第3旅由長春向哈爾濱進犯，同時從遼西地區調第2師增援。當時為了轉移國際社會對滿洲的關注，日本在國際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發了一二八事變。1月31日，依蘭鎮守使兼第24旅旅長李杜率吉林自衛軍進行哈爾濱保衛戰。激戰五天，自衛軍傷亡慘重，撤往賓縣。2月5日，日軍攻陷哈爾濱。

　　九一八事變之東北軍

　　東北軍獨立第7旅王以哲(9月18日發動北大營突圍戰，先撤錦州，再撤關內) 東北軍獨立第12旅張廷樞(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東北軍獨立第19旅孫德荃(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東北軍獨立第20旅常經武(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東北軍獨立第27旅吉興(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3旅張樹森(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東北軍騎兵第4旅郭希鶻(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東北軍騎兵第7旅常堯臣(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8旅程志遠(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21旅趙芷香(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22旅蘇德臣(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23旅李桂林(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25旅張作舟(9月19日發動長春突圍戰，戰敗被俘投日) 東北軍獨立炮兵第8旅劉翰東(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當時東北軍共有陸軍獨立步兵18個旅，獨立騎兵5旅，炮兵4團1營，工輜各一營，陸軍總兵力189,505人以上(部份地方兵力不計)，槍支96,897枝。空軍4個大隊，飛機262架。海軍船艦約3萬噸。以如此大的兵力放棄中國東北令人惋惜。

　　放棄錦州

　　九一八事變后，南京就設立了特種外交委員會。即過多天商討，決議了一個《現在處理時局之根本方針》，客觀評估了當時的局勢條件。著名的臺灣歷史學家梁敬錞博士事后評論說：“……，持與今日英國日本各方面檔案與其他著述資料相互印證，大抵皆能正確，允稱政略之杰構。其中明知國聯不足恃，而不得不仍作信賴國聯之表示：明知解決事變不得不出于軍事之犧牲，而仍不能不計較犧牲之真實代價，皆可鑒政府當時應付艱局之苦心。而可憾者，當時忍耐止境只限錦州，錦州有難，即當抗戰。而其后錦州卒至不戰而退，事變范圍反之擴大了。”

　　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在粵系的逼迫下辭職，張學良也辭去副司令的職務，但獲得一個北平綏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日軍奪取錦州之戰即在此后展開。以粵系為主的新南京政府，孫科為行政院長，陳友仁為外交部長。

　　在孫科政府上臺以前，蔣介石，顧維鈞二人均屢次向張建議：“錦州一隅如可保全，則日人尚有所顧忌……關系東省存亡甚巨。”顧于12月5日致張電中猶敦促張： “現在日人如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前途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抵御。”

　　張學良始終傾向于“直接交涉主動撤軍”，11月28日，日本駐平參事矢野真前來與張學良商洽雙方解決方案，張表達“雖未獲訓令，但本人對此贊成”日方進一步希望：“地方局部問題就地解決，錦州沖突攸關東北軍切身利害”，隨后更情商前東北參議湯爾和進行游說。12月7日，張學良首肯將自錦州撤兵。但張學良對外界都堅稱死守錦州，據日本關寬治等的《滿洲事變》記載，“陸軍方面收到中國方面的兩份重要電報。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錦州的榮臻給張學良的，主要內容是說錦州附近由張廷樞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設置中立地帶。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張學良給蔣介石的，內容是否定關于主動撤出錦州的謠傳。張學良的這種態度反映出來之后，國民政府四日就反對設置中立地帶的方針，向國聯的中國代表施肇基發出訓電，同時開始宣傳說，設置中立地帶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國聯萬一不能阻止日本的進攻，中國不得不為自衛而戰斗。根據中國方面的上述動向，關東軍認為，中國確實要決心保住錦州。于是，十二月十日，關東軍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個師團。同時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張學良在錦州駐有重兵，據《蔣總統秘錄》記載，關東軍看穿了張學良自蔣于十五日下野之后已經喪失了戰意。據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的“在滿州事變中軍的統率”文件中，錄有獲自中國軍方的下述兩件情報為例，分析張學良內心業已動搖：

　　12月21日北平綏靖公署令第二軍司令部：“我軍駐關外部隊，近當日本來攻錦州，理應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針未定，自不能以錦州之軍固守，應使撤進關內，屆時，以遷安、永平、灤河、昌黎為其駐地。”

　　12月22日張學良上蔣總統電 ：“公(蔣)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處，乞公賜予最后指針。”

　　就在國民政府孫科給張學良發出“死守錦州”命令的同時，身為參謀總長的朱培德就在特種外交委員會上指出，“錦州至多只能守一個星期，而且關內無兵可援”，所以對于東北戰局，他以軍人立場認為：“一條路是不顧一切以赴之，另一條路便是和日本議和”。

　　當時的錦州，國民政府一再要求張固守，張也表示要固守，但是說，“日軍傾全國之力，而我僅一域之師”，“錦戰一開，華北全局必將同時牽動”，不斷去電請示援助。當時日本在天津有駐屯軍，山海關有守備隊，山海關方面還配有海軍艦艇。錦州之戰以前。日本即發動“天津事變”，被東北軍鎮壓。在兩國沒有全面開戰的前提下，這些日軍又都合法存在，卷入事件的只是關東軍，華北的日本駐軍似乎仍然置身事外。但實際上，華北的日本駐軍有一個秘密配合關東軍圍殲錦州所駐東北軍的計劃，只是被關東軍方面拒絕。東北軍在錦州外圍與日軍激戰失利后，錦州駐軍擔心退路被截斷，在沒有后方支援的情況下陷于背水一戰的境地。

　　同時，東北方面也質疑粵系的抗日態度是否真實，因為其外交部長陳友仁，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期間曾到日本向幣原喜重郎外相提出建議，要與日本合作以打擊蔣介石，并準備出賣滿蒙的權益以換取日本對廣東提供一批武器。不過幣原喜重郎正是反對日本軍人這種做法的，雙方沒有談攏而作罷。粵系南京政府向張學良共發了三個“死守錦州”的命令，張學良也向中央發出三次請援，內容超乎尋常，目的在給粵方難堪。請援無下文，“請械請彈無應，請航空隊救護隊，亦無應”。當時孫科已經出任行政院長，但財政部長黃漢契卻無財可用。中央政府的反應激起東北軍前方的強烈抗議，奉命守錦州的東北軍將領榮臻厲詞批評：“中央不撥一分糧餉，不發一槍一彈，只在發命抗敵，顯然有意徒令東北軍犧牲，故置東北軍于死地”。

　　諷刺的是，12月25日日軍總攻錦州，張學良撤軍主動放棄。1月2日錦州失守，當日陳銘樞在南京“中央政治會議”上報告：“自12月30日以后就沒有前線消息”。放棄錦州的消息是經由外國通訊社報道傳回中國，當時張學良未向中央提起。

　　再失熱河

　　一二八事變后，廣東軍奮起抗敵，迫使日軍三易主帥。時任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的汪精衛，希望張學良出兵南北夾擊日軍，并派陳公博和李濟深北上班請救兵。張學良以他的方針回答道：“鞏固后方，推進前方，保衛地方，擁護中央”，不肯出兵。

　　當其時張學良的職務是負責保衛熱河、察哈爾、河北等地。

　　在那時一期《獨立評論》曾刊登熟悉熱河和華北戰略地理的丁文江教授所攥寫的《假如我是張學良》一文明白地指出：

　　“一旦熱河有了軍事行動，北京天津是萬萬守不了的。”

　　“我們真正的防御、長期的戰爭，不在平津，而在熱河。假如我是張學良，要預備積極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張家口，同時把重要的軍實和北寧路車輛逐次的運到居庸關以北;只留一部分軍隊在山海關、秦皇島、天津等處;在這些幾處經過相當的抵抗以后，也預備從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分別退至口外。現在駐在熱河邊界的軍隊應該從速進到朝陽、并且積極籌備朝陽、凌原，平原、承德各地間的運輸。熱河東南兩部完全是山地，不但日本人的坦克重炮都不能使用，就是飛機也有許多危險。喜峰、古北、河南口三處都是天險，每處有一兩萬人防守，日本非有一倍以上的軍力不能進攻。”

　　“只要守得住熱河，放棄了平津是不足惜的。只要當局有必死的決心，充分的計劃，熱河是一定守得住的。”

　　但其時據守熱河的軍閥湯玉麟是張學良的父執輩，擁兵自重，根本指揮不動，也不允許張學良部進入熱河，甚至有降日傾向。蔣介石建議張學良迅速解決湯，但計劃泄露，為避免大戰之前先內訌，爭取湯積極抵抗，張學良只能暫時將所部布置在熱河外圍以穩住湯，并派去張作相督戰。

　　一個多月以后，丁文江眼看熱河布防失當，又撰寫一文道：

　　“熱河部隊只有四步軍旅、六騎兵旅，合計不過二萬支槍。朝陽、北原的守兵一共不及四千多支槍。日本如在錦州、義縣進兵，該地防軍就沒有抵抗的能力!”

　　“我們現在將二十旅兵力全放在冀察兩省，而將熱河交給湯玉麟去防守，這是什么戰略?我不懂!”

　　汪精衛對軍隊系統內部的過節不甚明暸，且與張本有中原大戰的宿怨，另外當時東北根據地已失，華北局勢未穩，大軍開拔需要糧餉，汪不撥分文，卻以此疑忌，一再逼迫張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出戰，顯示其實際目的在于以東北軍之犧牲賺取政治資本和輿論支持。調兵入熱的問題本可以協商解決，最后卻演成一場意氣之爭。

　　1932年8月6日，汪精衛通電請求辭職，并逼張一同下野：

　　“北平緩靖公署張主任漢卿勛鑒，溯兄去歲放棄沈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十萬里土地，陷于敵手，敵氣益驕，延及淞滬，賴第十九軍及第五路軍奮起抵御，為我民族爭生存，為我國家爭人格，此本非常之事，非所望于兄。然亦冀兄之激發天良，有以自見。乃因循經年，未有建樹，而寇氛益肆，熱河告急，中央軍隊方事剿匪，溽暑作戰，冒諸艱苦。然為安定內地，鞏固后方防計，義無可辭。此外惟兄擁兵最多，軍容最盛，而敵兵所擾，正在兄防地以內。故以實力言之，以地理之便利言之，抵抗敵人，兄在職一日，斷非他人所能越俎。須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凡屬族類，皆有執干戈以衛社稷之義務，當日第十九軍及第五路軍作戰淞滬，實本斯義，豈有他求!及戰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敝賦，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糧景從，以助士氣。今兄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自一紙宣言捍御外侮以來，所責于財政部者，即籌五百萬，至少先交兩百萬;所責于鐵部者，即籌三百萬;昨日則又以每月籌助熱河三百萬責之于行政院矣。當此民窮財盡之時，中央財政歇蹶萬分，亦有耳目，兄寧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挾，誠不解是何居心!無論中央無此財力，即令有之，在兄為實行抵抗以前，弟亦萬不忍為浪擲!弟誠無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饜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唯有引咎辭職，以謝兄一人，并以明無他。惟望兄亦以辭職以謝四萬萬國人，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則關內之中國幸甚!”

　　張學良回復：

　　“自九一八日本侵華以來，國家力謀團結御侮，汪先生如欲辭職，盡可明白向余表示，何必發表與事實不相符合之談話?自日軍侵犯東北以后，余毫無個人生命財產之觀念，但因華北治安責任在身，未敢擅離職守，余為軍人，負責統率大軍，一切行動當不如汪先生自由也，余雖準備交卸，但一旦在職，不得不努力華北治安。”

　　張學良嗣后引咎辭職，東北軍將領和宋哲元等北方將領則聯名愿與其共進退。汪精衛聲言抗日，卻在熱河抗戰前夕掀起政壇風波，蔣介石亦在日記中稱其“不顧大體”。

　　1933年2月22日日軍協同滿洲國偽軍全面進攻熱河，熱河抗戰爆發了。湯玉麟聞風立刻動員全軍二百多輛軍車，搬運鴉片私產，力求完脫。湯部潰不成軍，日軍僅以128名騎兵為先鋒，輕取熱河省會承德。

　　3月7日，張學良上呈中央辭職：(節錄)

　　自東北淪陷之后，效命行間，妄冀待罪圖功，勉求自贖，詎料熱河之變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種種原因，釀成惡果，要皆學良一人誠信未孚，指揮不當，以致上負政府督責之殷，下無以對國民付托之重，......學良雖粉身碎骨，亦無補于國家，無補于大局，應懇迅賜命令，準免各職，以示懲儆。

　　3月10日，保定會議，張學良辭職照準。

　　1933年3月，張學良因熱河失陷，下野赴歐洲進行戒毒治療，汪兆銘復出。

　　滿洲國成立

　　由于受到了國際輿論的普遍譴責，關東軍不敢悍然吞并滿洲全境，因此考慮建立傀儡政權。當時擔任特務機關負責人的土肥原賢二大佐游說了已經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謊稱表示滿洲本為滿族的故土，以復興滿清為條件，說服溥儀回到東北。11月10日，溥儀從天津出發，11月13日到達營口，最后停留在駐守旅順的日本軍營內。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滿洲國正式成立。溥儀擔任國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今長春)，年號定為“大同”。上述宣言都在東北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張景惠的公館發表。國際聯盟強烈譴責日本政府的行為，并不承認滿洲國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議并且脫離國際聯盟。

　　3月9日，溥儀宣布就任滿洲國執政儀式在新京舉行，年號為“大同”(1934年3月1日改大滿洲帝國，登基稱帝，改年號為康德)。

　　1932年9月15日，日本與滿洲國簽訂《日滿議定書》，滿洲國承認日本的既得權益，并允許關東軍在滿洲國內駐軍。

　　九一八事變中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

　　在九一八事發當時，乃是張學良親自下令不抵抗，而蔣介石遲至9月19日到達南昌后，晚間九點至十點才從上海方面得知“事變”消息。張學良事后自己也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

　　榮臻，九月十八日深夜：(節錄)

　　得知日軍襲擊北大營，當即向北平張副司令以電話報告，并請應付辦法。當經奉示，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沖突，故轉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長，令不抵抗......彼時，又接報告，知工業區迫擊炮廠、火藥廠，均被日軍襲擊。當時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電話向張副司令報告，奉諭，仍不抵抗......

　　張學良，九月十九日下午：

　　昨日接到沈電，驚悉中日沖突事件，惟東北既無抵抗之力量，亦無開戰之理由，已經由沈，嚴飭其絕對不抵抗，盡任日軍所為。

　　張學良在戰后曾解釋：“當時我沒想到日軍會那么蠻干，我以為他們絕不會這樣做。我覺得日本是要以這種軍事行動來挑撥我們，因此我下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決這個事件……后來國民對我的不抵抗有所責難，對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責備我未能看穿日本的陰謀，我承認我有責任。”“從前許多學者研究認為是國民政府指示不抵抗，但其實國民政府的指示是‘相應處理’，‘相應處理’意思是看情況自己去辦，等于中央不負責的。因此不能將九一八事變沒抵抗的責任推給國民政府。我因為不希望擴大事件，所以采取不抵抗政策。……”

　　另外，據何柱國旅長回憶，9月12日，蔣在河北石家莊召見張學良時說：“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只有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面，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但空口無憑，至今也沒有證據顯示蔣曾與張在石家莊會面以及說過此話。[2]1947年，馮玉祥在《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當中，更是鐵口咬定，九一八事變張學良的不抵抗決定，只是在執行蔣介石的命令。但張學良在重獲自由后，還堅決否認有人說他曾把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電文隨時放在身邊的說法，說這是“瞎說，瞎說，根本沒有這種事情”。根據蔣介石的日記，則否定了張、蔣在河北會面，因為按照蔣介石日記，9月12日蔣介石正在去武漢的船上。另外，關于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回憶“九一八事件當晚，蔣介石曾十多次電函張學良不準抵抗”的說法也沒有根據，因為當時蔣介石正在坐船從南京到南昌去指揮剿共的途中，通過蔣介石的日記，也不能證明蔣當晚知道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并且至今并未找到蔣給張發的不抵抗指令的電報，同時郭維城1934才加入東北軍。

　　盡管日本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釁，張學良在接到蔣介石8月16日電報指令后，于9月6日致電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于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在1991年其重獲自由后，張學良在各種場合多次承認九一八事變當中的“不抵抗”決策完全是其一人所決定，中央政府不應該承擔責任。[19]張學良1990年接受日本公共電視臺NHK采訪時，表示他當時認為“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戰爭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應會約束關東軍”。“到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是國民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負責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

　　總之，在九一八事變中，張學良落下了“不抵抗”的評價。由于張學良的不抵抗，日本關東軍隨后發動了侵占中國東北的戰爭，以1萬余人進攻有14萬人中國東北軍，并在短短半年內占領東北三省。

　　自從東北軍守錦州開始，先后無數次向中央提出彈藥、人員、資金方面的支援，結果中央政府一方面堅決要求東北軍抵抗，另一方面卻分文不拔，東北軍將領認為中央政府這樣做，是要將東北軍置于死地，以借日本人之手消滅奉系軍閥的勢力。其中，東北軍將領榮臻厲詞批評道：“中央不撥一分糧餉，不發一槍一彈，只在發命抗敵，顯然有意徒令東北軍犧牲，故置東北軍于死地”。當時的行政院長孫科由于從財政部得不到任何增援東北軍的資金，辭職下臺。繼任的汪精衛亦只能一面責令東北軍抵抗，另一面分文不出，致使他的抗日要求被張學良婉拒。而另一方面，汪的積極抗日主張也與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路線完全相左，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憤而辭職出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