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昉(460-508年)，字彥升，小字阿堆，樂安郡博昌(今山東省壽光市)人 。南朝著名文學家，地理學家，藏書家，“竟陵八友”之一。接下來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竟陵八友任昉，歡迎大家閱讀。

　　竟陵八友任昉

　　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初為奉朝請，舉兗州秀才，拜太學博士。永明初，衛王儉引為丹陽主簿。梁武帝踐阼，歷黃門侍郎、吏部郎中，除御史中丞，轉秘書監，出為義興太守。為政清省，吏民便之。梁武帝天監七年(408年)，卒于官，年四十九歲。追贈太常，謚號為敬。

　　任昉(fǎng)(460年—508年)，字彥升，小字阿堆，樂安博昌(今山東壽光，一說山東廣饒)人。南朝梁文學家。生于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卒于梁武帝天監七年，年四十九歲。

　　漢初御史大夫任敖之后也。父遙，南朝齊中散大夫。昉未生時，其母嘗晝寢，夢有彩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裴懷中，心悸動，既而有娠，生昉。

　　自幼“聰明神悟”，四歲能誦詩，八歲能文，“雅善屬文，尤長載筆，聲聞藉甚。”叔父任晷夸他“吾家千里駒也。”南朝宋時，舉兗州秀才，拜太常博士。入齊為王儉所重，任丹陽尹劉秉的主簿(辦公室主任)、竟陵王記室參軍，官至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南朝梁時歷任義興(今江蘇宜興縣)、新安(今浙江淳安縣)太守。一生仕宋、齊、梁三代，為官清廉，仁愛恤民，離開義興時，“舟中惟有絹七匹，米五石而已”。天監七年(508年)卒于官舍，家中僅有桃花米20石。梁武帝蕭衍“悲不自勝”，“即日舉哀，哭之甚慟”。

　　任昉從小孝友純至，幼而好學，容貌甚偉。被族中長輩、交好貴族所稱道，16歲，任丹陽尹劉秉主簿，旋即轉任奉朝請，舉南兗州秀才第一，除征北行參軍，結識江淹。17歲，拜太學博士，19歲，為王儉所賞，入王儉幕府。25歲，辟衛丹陽尹王儉主簿。26歲，辟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遷司徒刑獄參軍事，入為尚書殿中郎，與宗夬同接魏使，以父憂去職。除父憂服，復遭母憂。31歲，除文惠太子步兵校尉，管東宮書記。為儀曹郎。32歲，除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39歲，除齊明帝朝中書侍郎，除儀曹郎，與劉沨共掌秘閣四部。41歲，除齊廢帝東昏侯中書郎。42歲為驃騎大晉安王寶義司徒右長史，除蕭衍驃騎記室，與沈約同掌霸府文筆。43歲，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除大司馬記室參軍，拜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掌著作郎。44歲，除御史中丞，出為義興太守。45歲，重除吏部郎，參掌大選，居職不稱，除御史中丞，秘書監。47歲，除御史中丞，尋轉御史中丞，秘書監，領前軍。48歲至49歲，出為寧朔、新安太守。

　　竟陵八友任昉著作

　　任昉寫文章時擅長表、奏、書、啟等文體，文格壯麗，“起草即成，不加點竄”，而同期的沈約以詩著稱，時人稱“任筆沈詩”。沈約稱任昉“心為學府，辭同錦肆”。王融“自謂無對當時”，可是一見任昉之作，似“恍然若失”。王儉見其筆札，“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見于任子。若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又與沈約、王僧儒同為三大藏書家。“竟陵八友”之一(竟陵八友：任昉、王融、謝朓、沈約、陸倕、范云、蕭琛、蕭衍)。作《奏彈范鎮》文，他反對范縝的“神滅論”。

　　著有《述異記》2卷、《雜傳》247卷、《地理書鈔》9卷，《地記》252卷、《文集》23卷、《文章緣起》1卷等?！兜赜洝贰ⅰ峨s傳》等近500卷，均佚。今傳明人輯《任彥升集》。另，《文章緣起》一書，舊題任昉撰。

　　任昉對父母及其孝順，每次伺候得病的父母，睡覺從不脫衣服(時刻準備起來)，說話時眼淚一起流下來，湯藥、飲食一定要先親自品嘗(試探熱冷)。被推薦為兗州秀才，任命為太學博士，因為文才被世人了解。永明(南北朝齊武帝年號)初期，衛王儉擔任丹陽尹，聘請任昉為主簿(官職名)。王儉每次見到任昉的文章，必定多次夸獎，認為當時沒有比得上的。后來任昉因為父親去世辭官，痛哭以至于眼中流血，如此三年，拄著拐杖才能起來，任昉一向身體強壯，腰帶很長，守孝完畢后讓人都認不出來了。任昉奉養叔父、叔母和自己的親生父母一樣，侍奉哥哥嫂嫂非常恭敬小心。親戚貧困，他一直供養接濟他們。所得的薪水，四處饋贈，都分散給了親屬、親戚，當天就用光了。生性通達灑脫，不講究著裝打扮，喜怒從不在臉上表現出來，車馬服飾也不鮮明出眾。 后來，任昉調出京度擔任宜興太守。當地的人生孩子卻不撫養，任昉嚴厲申明法律，生子不養和殺人同罪。對待懷孕的人，提供錢財用度，受到接濟的人家有好幾千。在任上所得的公田、俸祿共八百多石，任昉分成五份分給下級，剩下的全部資助別人，兒女、妻妾只吃麥子而已。 后又調任為新安太守，在任上不修邊幅，普通人一樣拄著拐杖，在鄉間、城里徒步行走。見到有人糾紛、打官司的，就地裁決處理。他做官清廉節儉，下級官吏在他面前都很隨便。在任上去世，遺產只有桃花米二十石，家人沒有能力辦喪事。他遺言說不許家人拿新安郡的一件東西回京城。任昉家里不置產業，以至于沒有宅屋府第。當時有人嘲笑他經常借貸，借貸來的錢也都分散給親戚朋友。東海人王僧孺曾經評論他，認為“任昉以別人快樂為樂，以別人憂愁而憂，不帶家產上任，贏得百姓敬仰回來，不顧貧窮，拋去吝嗇的性格，他的行為可以激勵當地風俗，他的氣節可以教化人倫關系，能讓貪婪的人不貪圖錢財，讓怯懦的人有自立的勇氣”。任昉被推崇，達到了這種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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