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軍入關又稱入關戰爭，是指公元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中國東北以滿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政權清朝的軍隊在明朝將領吳三桂的帶引下大舉進入山海關內、攻占京師(今中國北京)開始成為統治中國的中央政府的歷史事件。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大明劫清軍入關，希望對你有用!

　　大明劫清軍入關圖片

　　大明劫清軍入關背景

　　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領農民軍攻入京師，明崇禎帝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今景山)自縊而死，明朝滅亡。張獻忠也率軍進入四川。就在明末農民起義進入高潮時，崛起于白山黑水的滿洲軍事集團已經蠢蠢欲動。

　　滿洲的前身是女真，明朝時隸屬奴兒干都司管轄。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后金天命元年)建州女真的首領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后，在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西)建立了后金汗國。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天命四年)后金八旗軍在薩爾滸之戰中擊潰明軍，并趁勢奪取遼東(今遼寧)七十余城。天啟五年(1625年，天命十年)后金將都城從赫圖阿拉遷到沈陽，改稱“盛京”。崇禎九年(1636年，清崇德元年)四月，皇太極自稱皇帝，改國號為大清，并仿效明朝陸續建立政權機構，又東征朝鮮，西聯蒙古，勢力日益強大。

　　滿洲人看到明政府內部的危機日益激化，早就有滅亡明朝、占據中原的野心。他們一方面招降納叛，對明朝官僚盡力收買，諸如李永芳、范文程、寧完我、洪承疇、祖大壽、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都先后投靠了滿洲，得其重用，并從孔有德等投降者那里學來火炮制造技術，給明朝造成重大威脅。另一方面又經常派兵打進長城，在河北、山東等地燒殺搶掠，甚至三度包圍京師，造成“己巳之變”等朝野震驚的事變，清軍最深曾攻入濟南。滿洲軍先后擄走漢人97萬(其中包括明朝德王朱由樞)，掠奪財帛牲口無數。農民軍占領西安后，清攝政王多爾袞曾經致書李自成，招誘農民軍，要和農民軍“協謀同力，并取中原”，無果而終。

　　大明劫清軍入關經過

　　清軍入關及李自成、張獻忠的抗清斗爭

　　駐守山海關的明朝總兵吳三桂，在李自成占領京師時，在是否歸順大順政權的問題上搖擺不定，然而最終向清朝屈膝投降(因為李自成扣押了他的父親吳襄以及其部將劉宗敏搶奪了的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這就是所謂的“沖冠一怒為紅顏”。他向清攝政王多爾袞“乞師”，而多爾袞在假意再三推辭下，終于同意了吳三桂的請求，進兵中原。

　　事實上，滿洲對此早有準備。范文程在清朝問鼎中原的過程中起到一個關鍵的作用。明朝滅亡前夕，清國便決定派多爾袞、阿濟格、多鐸統兵伐明，企圖再次大掠中原。而幾乎在李自成進京的同時，清廷重臣范文程便察覺到明朝將亡，便奏請清廷占領中國。李自成進京十五天后(四月初四)，清廷急召在蓋州湯泉養病的范文程入盛京討論明亡之后的對策。范文程指出了李自成的某些失策和弱點(如肆意

　　刑訊拷問明朝大臣、強行向在京官僚商人追贓、貪圖子女玉帛等)，斷言“可一戰破也”，極力鼓吹說：“我國上下同心，兵甲選練，聲罪以臨之，釁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義動，何功不成?”他還要求清軍改變一味屠殺掠奪的策略，稱：“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若將統一區夏(即華夏)，非乂安百姓不可”而多爾袞本來就有吞并中國的野心，在范文程的鼓動下，滿清當局立即下令連日急驟兵馬，十多萬八旗精銳迅速涌向中原。清軍本來打算從西協和中協(即今北京市北面及其附近的長城)入關，然而行軍至翁后(今遼寧阜新)，得吳三桂“乞師”之信，多爾袞為順利入關并且讓吳三桂徹底投入清朝陣營，拒絕了吳三桂的請求。最終吳三桂剃發稱臣，歸降清朝，多爾袞遂出兵從山海關長驅入關。因此，清軍入關可以說是必然的。

　　得到滿洲的幫助后，吳三桂又發布檄文，號召漢族地主階級和富商大賈支持滿洲貴族對農民軍發起反攻。清統治者與吳三桂的結合，給農民軍造成了不利的形勢。李自成曾派人招降吳三桂，在吳三桂拒絕

　　后，他立即率兵東征。大順永昌元年(1644 年，清順治元年)四月二十三日(陽歷5月28日)，李自成與吳三桂軍激戰于山海關前，一時難分伯仲。早在四月二十一日，答應援吳的清軍便在一片石擊潰了李自成派去切斷吳三桂后路的唐通部農民軍，多爾袞先命吳三桂迎戰李自成大順軍。雙方鏖戰至中午，吳軍逐漸實力耗盡，為農民軍包圍。接著清軍猝然襲擊，農民軍失利，李自成敗退京師(詳見山海關大戰)。清軍正式入關。山海關之戰是農民軍從反明斗爭轉向抗清斗爭的起點，從此以后，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

　　山海關敗后，京師不能守，四月三十日，農民軍放棄京師向陜西撤退。五月二日(陽歷6月6日)，清軍進占京師。多爾袞奏請六歲的清順治帝(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遷都京師。同年九月，順治帝從盛京遷都京師，十月一日，順治帝在天壇祭天，并于紫禁城皇極門(今太和門)舉行登基大典，再次即皇帝位，宣布“茲定鼎燕京，以綏中國”。此舉標志著清王朝由地方政權開始轉化為統治全中國的中央王朝。

　　清朝統治者知道漢族地主階級是可以收買的，也知道他們真正的敵人是農民軍。于是采用各種手段拉攏漢族官僚地主，他們宣稱“倡先投順者”給以高官厚爵，并為崇禎帝發喪，替漢人“報君父之仇”，又宣布廢除三餉(遼餉、練餉、剿餉)加派，這對漢族地主都很有利。當時北方的官僚地主紛紛迎降，與清統治者合作鎮壓農民軍。農民軍撤退過程中，清軍先于保定、定州 (今河北定縣)兩挫農民軍，接著向山西進攻。大同守將姜瓖投降，平陽(今山西臨汾)守將陳永福被俘。到五月初多爾袞入據京師時，清朝已經擁有了北直隸、山西、山東等省份。

　　隨著清軍入關，大量滿洲人(包括少量蒙古人、鄂倫春人、赫哲人、錫伯人、鄂溫克人、達斡爾人)涌入中原，人數在50萬到100萬之間。這是中國歷史上繼春秋、魏晉、唐朝、金朝、元朝之后又一次邊疆民族向內地的大遷徙。然而這次卻不能算是民族融合。因為清朝政府一直實行民族隔離政策。遷入中國的滿洲人中，約有一半駐扎京畿，號稱“禁軍”，即“禁旅八旗”。清朝趕走了原來居住在京師“京城”(即內城)的居民以安置“禁軍”，非旗籍漢人只準在京城中進行商業活動而不準常住。其余的滿洲人則作為“駐防八旗”而駐防在全國各要地，如江寧(今南京)、鎮江、荊州、成都、杭州、福州、廣州、西安、寧夏(今銀川)、徐州、平陽、濟南、德州等地。清政府在這些城市中往往為他們專門修筑一座子城，即“滿城”。有清一代，任何漢人不得進入滿城，地方官吏(包括本省督撫)都無權過問滿城事務，滿城都歸、副都統或城守尉管理，完全就是國中之國。這些畸形城市都在民國以后被拆除，但不少城市仍然保留著與滿城有關的遺址或景點，著名的有成都的“少城”等。清政府只允許滿人做職業軍人或官吏，所需全部由朝廷供養。這導致后來滿人大都成為游手好閑、不學無術的紈绔子弟，也就是著名的“八旗子弟”。可是在清軍入關戰爭中，八旗兵驍勇善戰，是清軍的主干力量。

　　同年五月，明朝一部分大臣在陪都南京擁立福王朱由崧為帝，改元弘光，延續明王朝的宗廟社稷，史稱“南明”。朱由崧就是明安宗，也就是世稱的弘光帝。這個小朝廷幻想同滿洲議和，一起剿滅農民軍。這時農民軍領導的內部發生了分裂，李巖請分兵河南，為牛金星譖殺。盡管如此，李自成還是擁有幾十萬軍隊，仍然在河北真定，井陘、河南懷慶、陜西潼關等地繼續抗擊清兵和明朝殘余的軍隊。

　　清朝統治者在籠絡地主階級鎮壓農民軍的同時，對漢族人民施行了圈地、剃發和屠城等等民族高壓的措施。各地人民都起來反抗清朝統治者。京畿的昌平、三河，以及冀中、蘇北、山東、山西、河南等地人民的反清斗爭， 風起云涌，如山東西部的榆園軍，山東東部的青州起義軍，山西西部呂梁山區的起義軍，河南懷慶、衛輝等地的起義軍，在河北各地也有很多小規模的農民武裝。在這些起義軍中都有被清軍打散的李自成舊部參加，他們或是獨立作戰，或是策應李自成的軍隊抗擊清兵。

　　清順治二年(1645 年，南明弘光元年)初，滿洲統治者集中軍力分兩路攻入陜西，一路由英親王阿濟格率領，吳三桂為前鋒;一路由豫親王多鐸率領，孔有德為前鋒。李自成迎擊清軍于潼關，經過激烈的戰斗，農民軍放棄西安，東下湖廣。清軍窮追不舍，農民軍節節敗退，軍心愈發渙散。這年四月，農民軍來到湖廣通山縣，李自成遭到當地地主武裝的襲擊，死在通山九宮山。李自成死后，除去由郝搖旗、劉體純等繼續統率農民軍余部之外，另一支由李過、高一功等統率的農民軍十余萬人也由陜西趕到。他們決定與南明的抗戰將領何騰蛟、堵胤錫的軍隊聯合，在湖廣抵抗清兵。

　　同時，清統治者誘降在四川的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農民軍，也遭到拒絕。李自成敗退陜西時，張獻忠便和李自成相約共抗清兵。順治三年(1646 年)冬，清統治者派肅親王豪格進攻四川大西政權，張獻忠撤離成都，迎擊清軍于川北西充的鳳凰山，遇伏而死。張獻忠死后，他的部將李定國、劉文秀、孫可望、艾能奇等人，也在川南云貴一帶與南明永歷(桂王)政府合作，繼續抗清。

　　江南人民和南明諸政權的抗清斗爭

　　順治二年(1645 年，弘光元年)春，由西安回師江南的清軍多鐸部從虎牢關(今河南滎陽汜水鎮)分兵三路，大舉攻打南明弘光政府。清軍先攻占弘光政府在中原地區的統治中心歸德(今河南商丘)，所過州縣，望風而降。四月初九，清軍由歸德分成兩路，一路由多鐸率領，進攻亳州，指向淮南，一路由都統準塔率領，進攻碭山、徐州，指向淮北。弘光政府岌岌可危。

　　然而這時弘光政府內部正在進行激烈的黨爭，甚至出現了南明版“三大案”(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弘光帝朱由崧昏庸無能，朝政把持在馬士英、阮大鋮等閹黨余孽的手中，這些人只知排斥異己，賣官鬻爵。鎮守江北 四鎮的四個總兵劉澤清、高杰、劉良佐、黃得功在大敵當前之時，互相爭權奪利， 彼此仇怨極深，都不以國事為重。所以當時江南有句民謠說：“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相公只愛錢，皇帝但吃酒”。只有兵部尚書史可法督師江北，堅決抗戰。但史可法內受朝廷的牽制，江北四鎮又不聽指揮，處處遭到困難，再加上當時駐防湖北的左良玉以“清君側”為名發動內戰，進攻南京，局勢更是危如累卵。順治二年(1645 年，弘光元年)四月十八日，清軍包圍揚州，史可法困守孤城，誓死不降。二十一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歧鳳出城投降，守城力量更為薄弱，多鐸曾先后給史可法五封書信，史可法都不啟封。二十五日，清兵以大炮轟塌城墻西北角，攻破揚州。多鐸縱兵大肆屠殺居民十天，死難者超過80萬，史稱“揚州十日”。史可法戰敗被俘，不屈犧牲。

　　五月二十四日，清軍逼近南京，趙之龍、錢謙益跪地獻城，南京淪陷。弘光帝(福王)不久后被執于

　　蕪湖，次年被凌遲處死。不久，清內院大學士洪承疇代替多鐸，赴南京總督軍務，加強政治招撫。博洛、李成棟、劉良佐等率清軍進攻杭州，一路上，南明地方官員紛紛不戰而降。六月十三日，明潞王朱常淓在杭州投降。與此同時，阿濟格在湖北鎮壓大順軍主力后，沿江東進。沿途明軍左夢庚、金聲桓部三十六營共十幾萬軍隊倒戈降清，清兵既而南下，占領南昌等城。

　　同年六月，清廷下令江南人民剃發易服。蓄發是漢族人民傳統的風俗，《孝經》開篇就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豈敢毀傷，孝之始也。”要強迫剃發，是漢族人民不能接受的。清軍入關時，曾在北方下令剃發，三河縣等地的人民就舉行過反剃發的斗爭。此時，江南各地的人民也紛紛起來反抗。有一首詩準確地反映了當時的形勢：“剃發令朝下，相顧為發悲。三吳同時沸，紛紛起義師。”(錢澄之《三吳兵起事答友人問》)其中以江陰、嘉定兩地人民的斗爭為最激烈。江陰人民推閻應元、陳明遇為領袖，立下“頭可斷，發不可剃”的誓言，在二十四萬清軍的攻擊下，苦戰了八十一天。嘉定人民也組織鄉兵，據城不降。在江陰、嘉定相繼失陷后， 兩地的人民都遭清軍的屠殺，史稱“江陰屠城”、“嘉定三屠”。

　　這兩次人民的抗清斗爭，對后來東南各地人民的堅持抗清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并且牽制了一部分清軍的主力，使得在浙江的魯王政府和在福建的唐王政府得以從容建立起來。順治二年(1645 年，隆武元年)六月，明朝士紳張國維等迎魯王朱以海于紹興，號稱監國。不久，禮部尚書黃道周和鄭芝龍等復立唐王朱聿鍵于福州，改元“隆武”。于是南明先后出現了魯王和唐王兩個政府。

　　張國維、黃道周等人都主張堅決抗清，他們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但是這兩個統治集團之間，為了爭“正統”，彼此勢成水火，各自的內部也糾紛很多，以致不能配合作戰。清朝統治者乘機采取分化離間的策略，先后誘降了魯王政府擁重兵的方國安和唐王政府的鄭芝龍。順治三年(1646 年，隆武二年)六月， 兩浙失守，張國維

　　自殺，魯王朱以海逃亡海上，后死在臺灣。魯王兵敗后，清兵又打敗黃道周的義兵，并先后占領福建的很多城市，攻滅了唐王政府。

　　這時，除去張名振、張煌言等奉魯王在浙江沿海一帶繼續抗清外，守兩廣的瞿式耜、丁魁楚又在肇慶擁立桂王朱由榔，改元永歷，成立了永歷政府，朱由榔就是明昭宗，一般稱為“永歷帝”。永歷政府成立的時候，清軍已控制了黃河流域和長江下游地區。永歷政府既要抵抗八旗兵的南下，又堅持鎮壓農民軍，因此他們不得不轉向另一股勢力——西方殖民主義者求援。永歷帝登基以后，派波蘭籍傳教士卜彌格攜帶馬太后和司禮監秉筆太監龐天壽兩人的親筆信前往梵蒂岡教廷求助，皇室中亦多有受洗入天主教者。南明朝廷又命當時已信仰天主教的大臣瞿式耜前往澳門借得葡萄牙兵300人和重炮數門，一度起效，但為時不久，因此不得不同意和農民軍合作。

　　順治三年(1646 年，隆武二年)九月，清軍分三路向西南進攻，企圖一舉消滅明朝的殘余勢力。清平南大孔有德、尚可喜、金礪等率師自荊州南向，攻占岳州(今湖南岳陽)后溯湘江而下。佟養甲、李成棟部清軍自閩南入粵攻占惠州、潮州。在這個緊急時期，李自成的部將李過、高必正、郝搖旗等人率領農民軍出現在湘鄂戰場的最前線。他們和駐守湖南的明軍將領何騰蛟等合作，聯兵抗擊清軍，挫敗了清軍的攻勢。

　　但此時永歷、紹武兩朝廷爭戰方酣，順治四年(1647 年，永歷元年)，自福建來的李成棟趁機襲占廣州，殺死剛剛登基43天的紹武帝(嗣唐王)朱聿鐭，又攻打肇慶，永歷政府輾轉奔逃兩廣間。郝搖旗部護永歷皇帝居柳州，并出擊桂林的清兵。

　　順治五年(1648 年，永歷二年)，郝搖旗、李過與何騰蛟、瞿式耜的軍隊，連續大敗清兵于岳州、全州，收復了衡陽、長沙等地。這時，在廣東、四川等地的農民軍也起來響應。已經投降了清朝的明將領，如江西金聲桓和廣東李成棟等人又背叛了清朝。永歷政府重占湖南、兩廣、江西、四川、云貴七省。在清軍的后方，榆園軍、呂梁山的起義軍和關中農民軍都發動廣泛的攻勢，曾經參加過農民起義的陜甘回民也在米喇印、丁國棟領導下舉行了反清起義。于是南北呼應， 勢相連結，在南明時期出現了第一次抗清的高潮。

　　永歷政府的當權派并沒有利用這種有利的形勢舉行反攻，而是分黨分派，爭權奪利。以降將李成棟為首的楚黨，和由永歷帝親近組成的吳黨，彼此攻訐無虛日，都想援引外鎮的武力來控制永歷政府。永歷政府內部的不團結，就給清軍以喘息的機會。順治六年(1649年，永歷三年)秋，耿仲明、尚可喜部清軍越過大庾嶺，再度南下，攻克南雄、韶關，招降潮州、惠州，十月，占領廣州。廣東大部已為清軍所占。孔有德軍則從湖南永州南進，連下全州、桂林。順治六七年間(1649—1650 年)，何騰蛟、瞿式耜先后在湘潭、桂林的戰役中被俘不屈而死。以后李過病亡，他的兒子李來亨和郝搖旗、高必正、劉體純等被迫率領農民軍回到巴東荊襄等地，組成了夔東十三家軍，擁立明韓王朱本鉉為帝，年號定武(一說無此人)，獨立抗擊清軍。反清的斗爭又轉入低潮。

　　李定國、李來亨的抗清斗爭

　　在抗清形勢再度惡化，永歷政府放棄肇慶、梧州，倉皇西奔無地容身的時候，李定國等領導的農民軍又出現在反清斗爭的最前線。李定國是陜西榆林縣的農民，從十歲起就參加了起義軍，在年青時代即以“賽尉遲”的綽號聞名于張獻忠的農民軍中。張獻忠死后，他一直堅持抗清的戰爭。順治九年(1652 年，永歷六年)以前，李定國、孫可望等已向永歷帝表示，愿意同永歷政府聯合抗清，遭到永歷政府的拒絕。后來永歷政府直到走投無路，才接受孫李的建議，在貴州安隆所投靠了農民軍。順治九年(1652 年，永歷六年)，李定國發動了大規模的反攻，他統領西南苗、瑤、壯、彝各族人民所組成的軍隊東出廣西，下桂林，反攻湖南，南入廣東，“兩蹶名王，天下震動”，前后敗敵數十萬人，得到永歷政府建立以來空前未有的大捷。同時，劉文秀出兵四川，大敗吳三桂，克復了川南各州縣，并與夔東十三家軍取得了聯系。而活動在東南沿海一帶的張煌言、張名振和鄭成功等人率領的抗清隊伍在此時也開始反攻，并接受永歷皇帝賜給的封號，甚至兵臨南京城下，形成了第二次抗清的高潮，連順治帝都準備逃往山海關外了。

　　就在此時，永歷政府中的宦官馬吉祥等挑撥李定國和孫可望的關系，黨爭又起，孫可望在順治十一年(1654年，永歷八年)制造了駭人聽聞的“十八先生之獄”。順治十三年(1656 年，永歷十年)，孫可望發動了進攻李定國的內戰，兵敗后投降清朝。這一切都使抗清力量大損。

　　清朝政府屢次誘降李定國，均被拒絕。李定國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堅持抗清，沒有動搖。順治十六年(1659 年，永歷十三年)正月，吳三桂攻下云南府(今云南昆明)， 永歷帝流奔緬甸，李定國傾其全軍設伏于磨盤山，企圖一舉殲滅敵人的追兵， 伏兵的全盤計劃被內奸泄露，結果失敗。順治十八年(1661 年，永歷十五年)，吳三桂率兵入緬，永歷帝被俘，被絞殺于云南府城。明年，李定國在勐臘(今西雙版納東南地區)憂憤而死。李定國反抗滿洲侵略的斗爭在明末的歷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頁。

　　夔東十三家農民軍的處境在當時也非常艱苦。他們在荊襄、川東的群山中，“屯種山田，歲收麥種草綿，供糧食衣履”，但仍在李來亨、郝搖旗等的領導下，繼續堅持抗清的斗爭。順治十六年(1659 年，永歷十三年)，李來亨等曾由水道進攻重慶支援李定國。在李定國敗死后，滿清即調動四川、湖廣、陜西三省的兵力，圍攻這支抗清的隊伍。康熙三年(1664 年，永歷十八年)，李來亨在清兵的重圍下糧盡援絕，全家自殺，這支農民軍全部壯烈犧牲(詳見茅麓山戰役)。

　　鄭成功的抗清斗爭

　　當農民軍在西南進行艱苦抗清斗爭的時候，東南沿海一帶的人民也在鄭成功的領導下進行抗清活動。鄭成功是鄭芝龍的兒子，他們父子都在唐王政府為官。鄭芝龍早年是著名的海盜，曾壟斷東亞海域貿易，雄長于西太平洋，造成“海舶不得鄭氏令旗者，不能來往”的現象，連葡萄牙、西班牙都要讓讓鄭芝龍三分(事實上明末西、葡國力已一落千丈，其海上霸主地位逐漸被英國、法國、荷蘭所取代)，形成一股龐大的海上家族政治勢力。后來鄭芝龍接受明朝招撫，接著成為南明唐王(隆武)政府的太師，兼兵、工、戶部尚書，封建安伯(后改平國公)。隆武帝還賜鄭成功“朱”姓，封忠孝伯，這就是鄭成功被稱為“國姓爺”的來歷。后來鄭芝龍降清，鄭成功則繼續抗清。

　　鄭成功以廈門、金門為據點， 曾先后圍攻福州，攻克臺州。清廷曾以靖海加授澄海公招降，遭到他的嚴詞拒絕。順治十年(1653年，永歷七年)被南明永歷皇帝冊封為“延平郡王”。順治十六年(1659 年，永歷十三年)，鄭成功聯合浙江張煌言等發動了一次大反攻，從海道溯長江， 直達南京近郊，占領了鎮江、蕪湖等四州三府二十四縣。他們的行動與李定國的起義軍遙相呼應，使清廷大為震動。但由于戰略上的錯誤，鄭成功在南京被清兵所擊敗。

　　為了建立根據地，鄭成功于順治十八年(1661 年，永歷十五年)率大軍在臺灣登陸，次年，趕走了竊踞臺灣的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鄭成功在臺灣設置承天府，建立行政機構，奉南明永歷正朔，招徠大陸難

　　民，屯田墾荒，又派遣漢族“農師”向高山族人民傳播先進的生產技術，加速了臺灣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不久鄭成功逝世，其子鄭經襲延平郡王位，并奉明宗室寧靖王朱術桂為監國。鄭氏在臺灣建立的政權又被稱為“明鄭”。

　　鄭成功的抗清勢力一直是清王朝的心腹大患，甚至有人提出清順治帝就是被鄭成功軍的大炮擊中而死的。臺灣明鄭勢力也確實給大陸明朝遺民一絲希望。當時著名遺民詩人屈大均曾有詩云：“中華余一島，正朔在重溟。望斷黃龍艦，風帆似水萍。”(《經陽江電白邊界感賦》)就反映了這一點。因此清朝為了消滅明鄭勢力，一方面下達“遷界禁海”命令，逼迫沿海百姓后撤30里，焚燒所有船只，停止一切海上貿易，“片板不許下海”;又多次派人同明鄭集團議和，但因為某些條款(如剃發易服)未達成一致而招致談判破裂。清政府還企圖勾結荷蘭瓜分臺灣，曾和荷蘭殖民者一道屠洗了思明州(今廈門)的軍民，然而因為種種原因都沒有實現，因而明鄭也維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康熙十二年(1673年，永歷二十七年)，原已降清的明朝將領吳三桂、耿精忠和尚之信等又先后起兵反清，這就是所謂的“三藩之亂”。吳三桂起兵云南，尚之信起兵廣東，耿精忠起兵福建，鄭經也乘勢攻占了泉州、漳州、溫州等地。吳三桂等三人都是漢民族的敗類，他們起兵的目的是為了與清朝分割土地，因而他們得不到廣大人民的支持。三藩的叛亂歷時八年，為清兵所平息，而鄭經也退回臺灣。

　　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永歷三十七年)，清朝政府派漢人降將施瑯大舉進攻臺灣，鄭成功孫鄭克塽戰敗投降，監國朱術桂自殺，堅持了四十年的反清武裝斗爭至此以失敗而告終。清王朝也最終確立了在中國的統治。

　　大明劫清軍入關屠殺事件

　　事件簡介

　　除了上述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外，據史載清軍還曾經在廣州、四川、贛州、江陰、湘潭、大同、南雄、潮州、常熟等地也進行了大規模的屠殺。

　　順治六年(1649年)清兵入四川，“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陷昆山時，一日內死難者高達四萬人，“昆山頂上僧寮中，匿婦女千人，小兒一聲，搜戮殆盡，血流奔瀉，如澗水暴下”，“總計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墮井投環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順治六年(1649年)鄭親王濟爾哈朗占領湖南后屠湘潭;同年清兵鎮壓大同總兵姜瓖為首的山西反清斗爭，“筑墻掘濠，使城內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紅夷大炮攻破，盡行誅戮”。攻陷南昌時，“婦女各旗分取之，同營者迭嬲無晝夜”“除所殺及道死、水死、自經死，在營而死者亦十余萬。先至之兵已各私載擄獲連軻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賣。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勝，庶幾生還;至始方知見掠轉賣，長與鄉里辭也，莫不悲號動天，奮身決赴。浮尸蔽江，天為厲霾”。

　　順治七年(1650年)尚可喜、耿繼茂攻克廣州，“再破廣州，屠戮甚慘，居民幾無遺類……累骸燼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積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史稱庚寅之劫。“甲申更姓，七年討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極。血濺天街，螻蟻聚食。饑鳥啄腸，飛上城北，北風牛溲，堆積髑髏。或如寶塔，或如山丘……”。攻陷南雄時，“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血泚焦土掩紅顏，孤孩尚探娘懷乳”。

　　攻占潮州，“縱兵屠掠，遺骸十余萬。”屠殺常熟，“通衢小巷，橋畔河干，敗屋眢井，皆積尸累累，通記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擄去者不計焉。”“沿塘樹木，人頭懸累累，皆全發鄉民也”。

　　清軍在江陰防攻戰傷亡最慘重，城破后屠殺最烈。《江陰城守記》寫道江陰屠殺之慘狀：“滿城殺盡，然后封刀……城中所存無幾，躲在寺觀塔上隱僻處及僧印白等，共計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內死者九萬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萬五千余人。”清兵在江陰觀音寺掠婦女淫污地上，“僧惡其穢，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殺百余人，僧盡死”。

　　大明劫清軍入關后果

　　清軍入關，凡燒殺三十九年始定。當時全國各省都爆發了抗清斗爭，因而清兵屠戮百姓甚眾，而且具體數目已難以統計出，只能通過一些史料推算。明萬歷六年(1578年)全國有人口6069萬，但因當時按照人丁收稅，故民間隱匿了大量人口。因此許多專家認為明朝人口頂峰在一億以上，著名歷史地理學專家葛劍雄教授認為明末人口接近兩億。由于明末的瘟疫、大饑荒和農民起義導致了大批人死亡，因此清軍入關時的人口應在8000萬到一億五千萬之間。而清軍入關戰爭后數十年的康熙五十年(1711年)全國人丁數僅2464萬余，當時的總人口也應在6000萬左右，所以估計清軍入關導致至少5000萬人民喪生，最多可能超過一億。也就是說當時中國半數以上的人口死于戰亂。

　　清初整個中國南北皆成廢墟，直隸“一望極目，田地荒涼”，河南“滿目榛荒，人丁稀少”，四川更是“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順治二年(1645年)，御史劉明瑛稱：“比年以來，烽煙不靖，赤地千里，由畿南以及山東，比比皆然”順治八年和碩端重親王博洛形容山西：“田地榛蕪，生齒雕耗，……其僥幸如故者十不一二”。湖北“橫畝皆焦，……村盡逃亡之屋”。順治八年(1651年)，江西省巡撫夏一鶚稱：“膏腴上畝，土結水枯，極目秋原，草深數尺”。

　　荷蘭使臣約翰·紐霍夫(John Nieuhoff)在《在聯合省的東印度公司出師中國韃靼大汗皇帝朝廷》一書提到：“韃靼(按：指滿洲軍)全軍入城之后，全城頓時是一片凄慘景象，每個士兵開始破壞，搶走—切可以到手的東西;婦女、兒童和老人哭聲震天;從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處街道所聽到的，全是拷打、殺戮反叛蠻子(按：指漢人)的聲音;全城到處是哀號、屠殺、劫掠。”

　　大明劫清軍入關評價

　　明清易代時所爆發的入關戰爭，滿人幾不費吹灰之力襲卷整個中國。清人趙烈文曾表示：“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后君之德澤，未足恃也。”

　　大明劫清軍入關影響

　　政治

　　清軍入關標志著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王朝的開始。清軍入關后，清政府曾提出“滿漢一家，一體眷顧”的口號，因此大量錄用漢族人為官。京官滿漢平分，外官則是漢多于滿。然而有實權的位置大都掌握在滿洲貴族手中，漢人在統治階級中處于從屬地位。全體漢人還要出錢供養滿洲人，所以清軍入關后，在整個清代社會，滿洲貴族和漢族人民是主奴關系。

　　入關后的清朝在接受了中原王朝(主要是明代)的政治體制之后，又變本加厲地加強皇權。雍正帝設立軍機處標志著中國的君主專制達到頂峰。這使得明中后期已相對削弱的皇權再度膨脹，是中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繼明初之后又一次大幅度強化，而且程度最深、歷時最久，對后世的影響也最惡劣。

　　經濟

　　清軍入關戰爭中，清軍在中國各地進行了血腥的鎮壓，給中國人民造成極大痛苦，導致中國人口銳減，亦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和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嚴重摧殘了明朝中后期以降方興未艾的資本主義萌芽，中國的經濟直到乾隆年間才基本恢復到明代萬歷時期的水平。

　　清軍入關后，由于滿洲還處在奴隸社會階段。生產力和生產方式落后，因此滿洲人在中國京畿地區大力推行圈地運動，頒布“逃人法”，大量漢族人淪為投充人和旗人包衣(即奴隸)，中國社會甚至有倒退到奴隸社會的趨向。但是清軍入關戰爭結束后清統治者下令停止圈地，并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因此中國的經濟基礎實質上并未變化，社會形態也依然是封建社會。然而這又嚴重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能不說是一個倒退。

　　文化

　　清軍入關中，清朝政府暴力推行剃發易服等一系列的民族壓迫政策，強迫漢族男子按照滿洲習俗剃發，并且停止穿延續數千年的漢服。之后又為了維護他們的統治，大肆刪毀中國古籍，“文苑中實在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了”，因而使中國文化蒙受巨大的災難。

　　思想

　　清軍入關以后的清朝統治者，為了壓制漢人的反抗情緒和進步思想，大興文字獄，腰斬了明末以來光輝燦爛的思想啟蒙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