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又稱"康雍乾盛世"，是中國清王朝前期統治下的盛世。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回光返照，同時也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個盛世。在此期間社會穩定，經濟快速發展，人口增長迅速，疆域遼闊。但因制度僵化，閉關鎖國，使得這一局面無法長久。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清代治世康乾盛世，希望對你有用!

　　康熙畫像圖片

　　清代治世康乾盛世的基本含義

　　康雍乾盛世，亦稱"康乾盛世"。是我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前期統治下的繁盛社會。歷經三帝:康熙、雍正、乾隆，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亂，止于嘉慶元年(1796年)川陜楚白蓮教起義，持續時間長達115年。康雍乾盛世時期，中國社會穩定、農業繁榮、人口激增、疆域擴大。但是，政治倒退、思想禁錮、文化凋敝、科技停滯。故而，關于"康雍乾時期"是否可稱"盛世"，歷來爭議頗多。

　　清代治世康乾盛世的歷史評價

　　"康雍乾盛世"是一個不完美的盛世、平庸的盛世。

　　首先，"康雍乾盛世"在中國歷史的縱向看，其盛世規模只有量的增加而沒有質的改變;其次，從世界的橫向看，康乾盛世時期的中國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科學技術、經濟質量都已落后于西方，這是文景之治、漢武盛世、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當時是世界領先)、仁宗盛治、洪武之治、永樂盛世(當時是世界第一)沒有出現的情況。還有，盛世下的清朝有很多弊端:不少學者還認為以下幾條導致明朝末年興起的思想啟蒙運動和逐漸上升的資本主義發展趨勢在清代遭到無情的扼殺:①落后的滿清統治階級在政治上未沿宋明的發展趨勢，反而重復漢唐專制，實為倒退;②采取了文化高壓政策，大興文字獄殘害知識分子;③更加重農抑商。中國從此進入一個死氣沉沉而昏暗的時代，被歐洲人稱為"中國的中世紀"。當"康乾盛世"正在進行時，歐洲爆發了工業革命。

　　不過康乾時代貢獻仍十分卓著，如康熙時代統一臺灣，平定三藩，抗擊沙俄侵略，三征噶爾丹，建立起多民族的統一國家，使疆域空前擴大。雍正時代廣泛實行"攤丁入畝"稅制，使經濟、人口迅速發展;還有改土歸流，加強了國家對邊疆地區的管理，促進了當地少數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乾隆時代繼續改進和完善各項制度，使人丁繁多，國家富庶起來，而且開辟新疆，這時清朝的疆域僅次于元朝，但實際有效控制區域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期。經康乾百余年的發展，人口已超過3 億，占當時世界人口的2/5，是明朝最多人口數的2倍，比清初人口最少時增長了5倍。

　　"康乾盛世"的到來，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由于康雍乾三位皇帝的個人素質，他們憑借自己的才能延緩了封建社會衰敗的進程但是卻改變不了其衰敗的命運，"康雍乾盛世"的繁榮可以說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回光返照、落日余暉。

　　清代治世康乾盛世的盛世疆域

　　國家統一，社會才能安定，百姓才能安居樂業，這是一個盛世到來的基本條件，而"康雍乾盛世"之所以叫盛世，很大原因是符合這一條件。在清代，統一問題，尤其是邊疆少數民族地方政權和中原地區中央政府的關系問題長期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像北方游牧民族，自準格爾葛爾丹一統漠西，即在中亞一帶建立相對統一的政權組織，與中原地區相抗衡。康熙有過不徹底的短暫的大一統，但不久即被分裂，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一統新疆為標志，才恢復了前幾代的疆域，這時的"康雍乾盛世"從此達到了繁榮的頂峰。在康雍乾盛世中，中國的總面積達到過1300多萬平方千米。成為當時世界最遼闊的疆域，它西跨蔥嶺，西北到巴爾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亞，東北達外興安嶺及其庫頁島，東臨太平洋，東南至臺灣島及其附屬島等，南到曾母暗沙。學者王鳴盛在《平定準噶爾賦》贊揚清廷:"天祚神圣，六合雍和;中外褆福，寰宇一家。文軌齊于要荒，聲教訖于幽遐"，即是對這種景象的歌頌。然而為了"鼎盛"，康雍乾三代卻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乾隆的"十全武功"也給國家造成了一定的財政壓力。

　　清代治世康乾盛世的農業方面

　　清朝前期的100多年里，農業生產的持續發展，耕地先表現在荒地的大量開墾、耕地面積的擴大。1661年(順治十八年)，全國耕地面積為526萬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就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統計數字，達到851萬頃;到1725年(雍正年)，全國耕地面積為526萬頃;農業種植方法的進步，使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廣東部分地區收獲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獲晚稻以后，再種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獲以后不能續種晚稻，就種蕎麥，一年兩熟。由于南方多熟種植的推廣，每年可增產糧食60多億公斤。專門從事蔬菜生產的農民增多了。北京郊區的菜農，利用"火室"、"地窖"等設備，在冬季栽培韭黃、黃瓜等新鮮蔬菜，拿到市場上出賣。乾隆年間，原來不種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區，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期，甘蔗種植遍及東南沿海各省。廣東一些地方種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頃連成一片，遠遠望去像蘆葦一樣。

　　人口的大量增加一個重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馬鈴薯的推廣。玉米、番薯、馬鈴薯等多種農作物 從明代就自美洲經南洋輸入(由于地理大發現)。明代徐光啟的《農政全書》詳細記述了番薯的種植、貯藏、加工法。講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莖分種、扦插、窖藏干藏等技術，是最早系統介紹番薯種植法的著作。此后清人陳世元撰《金薯傳習錄》，記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齊民四術》中記述了翻蔓技術，番薯種植技術逐漸完善。玉米、番薯等高產作物的推廣養活了更多的人口。

　　清代治世康乾盛世的人口

　　康乾時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人口的大規模增長是主要因素。康熙時期中國人口重新突破1億，乾隆五年清查人口時，全國人數1.4億，到了乾隆二十七年，已經超過2億人，乾隆五十五年突破3億大關，人口增長原因有三點:第一，明末引進的高產作物玉米、番薯的大面積種植，使得糧食產量能夠養活大量人口。第二，社會長期安定，百姓有了休養生息的時間;第三，"盛世滋丁，永不加賦"，"攤丁入畝"等稅收政策的實行，使百姓可以毫無顧忌的生殖繁衍。雖然清朝人丁興旺是個不爭的事實，也客觀證明了清朝康乾盛世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高峰。但是，人口的增長并沒有和人口素質提高同步，中國人在清代的黑暗統治中漸漸失去了活力，愚昧和落后開始成為西方人看待中國人的代名詞。并且給中國帶來巨大的人口壓力，饑民、流民現象開始頻繁起來。使中國后來的工業化時期人口失去了增長的空間，從而嚴重制約了工業化進程。

　　清代治世康乾盛世的手工業

　　明末清初，因長期戰亂，手工業生產也遭到嚴重破壞。大約經過五六十年的光景，到康熙中期以后，手工業才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

　　絲織業在清代手工業中占有重要地位。當時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地的絲織業發達。雖然清朝統治者在江寧、蘇、杭設有織造衙門，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江南絲織業的正常發展，但清代民間絲織業還是發展很快。如江寧的織機在乾、嘉時達到三萬余張，而且比過去有許多改進，"織緞之機，名目百余"，所產絲織品暢銷全國。即使在偏遠的貴州，絲織業也得到很大發展。道光時，貴州遵義綢"竟與吳綾、蜀錦爭價于中州"，招致了秦、晉、閩、粵各省客商競來購買販運。但整體而言，清代絲織業已落后于明代。

　　清代的棉織業在江南一些地區也日益發達。棉紡織工具有顯著改進。如上海的紡紗腳車，可"一手三紗，以足運輪(名腳車)，人勞而工敏"。織布機也有一些改進和革新。當時的棉布生產，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賈多以此起家"。蘇州的"益美字號"，因大家譽其"布美，用者競市"，"一年消布，約以百萬匹"，結果"十年富甲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間，滇南漠北，無地不以益美為美也"。蘇布"名稱四方"，可見信譽之廣。無錫也盛產棉布，乾隆時，"坐賈收之，捆載而貿于淮、揚、高、寶等處，一歲所交易，不下數十百萬"，有"布碼頭"之稱。

　　清代，江西景德鎮仍是全國制瓷業的最大中心。到乾、嘉時，不說官窯，單"民窯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余萬"。除景德鎮外其他各地的制瓷業也都發展起來。據統計，乾隆時全國著名陶瓷品產地共有四十余處，遍布各地。如直隸武清、山東臨清、江蘇宜興、福建德化、廣東潮州等地的窯場，都有很大的規模，所產瓷器色彩鮮艷，精美異常。

　　制糖業在臺灣、福建、廣東、四川等地都很發達。康熙至乾、嘉之際，臺灣的種蔗制糖極盛，每歲產蔗糖"六十余萬簍"，"簍一百七八十斤"，內銷京津及江浙各省，外運南及呂宋，東至日本等國。廣東的蔗糖也販運四方。此外，浙江、江西、江蘇等省的甘蔗種植和制糖行業，也日益發展起來。

　　礦冶業在清代也有進一步發展。云南的銅礦，貴州的鉛礦，廣東、山西、河南、山東的鐵礦，開采的規模都比較大。如云南的銅礦，至乾、嘉極盛時，全省開辦的銅廠有三百多處。其中有官督商辦的大廠，也有私營的小廠。"從前大廠(砂丁)率七八萬人，小廠亦萬余人，合計通省廠丁，無慮數百十萬，皆各省窮民來廠謀食"。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慶十六年)間，云南銅礦的最高年產量達到1467萬余斤。乾隆時，貴州鉛礦年產黑鉛也達到1400多萬斤。廣東的鐵冶規模也很大。廣東佛山鎮的鐵器制造業也很發達。那里有鑄鍋業、炒鐵業、制鐵線業、制釘業和制針業等行業，而尤以鑄鍋業最為有名。所鑄鐵鍋不僅行銷國內各地，而且也大量輸出國外。

　　清代前期，商業貿易十分繁榮，各種商品行銷海內外，四方流通聯系更加密切。如河南、東北的棉花供銷各地，而棉花卻又仰給于外省。廣東佛山鎮的各種鐵器，行銷全國，當時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說法，其他如蘇州的絲、棉織品，南京的綢緞，景德鎮的瓷器，廣東、臺灣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銷各地。特別是江南絲織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廣大的國內外市場。例如南京所產的綢緞，幾乎行銷遍全國。當時中國的手工業產值占全世界工業、手工業產值的30%。

　　棉桑等經濟作物只準種在"不可以種植五谷之處"。糧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況工商。清朝皇帝認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則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開廠……斷不可行"，"礦廠除嚴禁之外，無二議也"(中國歷代君主都是這樣認為的，主要是由于當時生產力所決定) 。

　　清代治世康乾盛世的文化

　　學術文化的凋敝是康雍乾時期中國文化的顯著趨勢。學術在任何時候都是客觀社會生活在精神領域的集中體現。與表面"繁榮"的社會形勢不同的是，康乾時期的學術文化表現出與盛世不協調的凋敝氣象。明末發達的哲學一夜之間似乎消失了，傳統儒學的人文關懷也消失得無影無蹤。而以考經證史為重要特色的考據學興起，推動著學術向著無聊的方向發展。考據學對清代學術的敗壞，不但表現為它徹底斷送了古代哲學的發展，也表現為它促使知識界徹底地進入了"考古期"。清廷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造了幾百起的文字獄，(連"清風明月"四字都可以導致文字獄，想象力倒是很豐富)還將百萬以上的知識分子流徙到窮山惡水的滿洲。康雍乾對文人的極端摧殘焉能不導致文化的凋敝?于是乎八股與考據得以茁壯成長。

　　清代治世康乾盛世的質疑與否定

　　康乾盛世由于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封建王朝的鼎盛時期，但卻備受爭議。史學家戴逸在肯定"康乾盛世"提法的同時，也曾指出其四方面消極因素:閉關鎖國、重農輕商、禁錮思想、輕視科學，稱之為「盛世的陰影」。。而到了乾隆后期，貪污腐化現象嚴重，有著名的貪官和珅。批評者認為，這期間，尤其是雍正、乾隆年間的「文字獄」壓制了人民的思想，造成科學技術、思想與文學藝術的倒退。批評者提出的例子包括:科學技術方面:明清時期火器的使用以及接納西方先進科技成果的態度天差地別;文化思想方面:明朝中后期蓬勃發展的人文主義思想被徹底扼殺，導致具有濃厚人文主義思想的中華文化逐步退化成為只會歌功頌德的奴性文化。最明顯的例子莫過于在《四庫全書》的編纂中對古籍的大量篡改刪除抽取銷毀。吳晗曾經哀嘆，"清人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 第一個對康乾盛世提出質疑的人大概是魯迅，他看了外國人的一些記載，懷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獄吹出來的。

　　盛世饑荒

　　康熙元年，吳川大饑。二年，合肥饑。三年春，揭陽饑。秋，交河、寧晉饑。四年春，曹州、兗州、東昌大饑。夏，惠來饑。秋，懷遠饑。冬，烏城饑。六年，應山饑。七年，無極大饑。十年夏，海鹽大饑。秋，臨安、東陽大饑。十一年，永康、峽江、大冶饑。秋，遂安、湯溪大饑。十二年，樂亭大饑。十三年春，興寧、鎮平、京山大饑。十四年，東光饑。十五年春，大冶饑。夏，連平饑。十六年春，嘉應州大饑。夏，鄖縣、鄖陽、鄖西大饑。十七年秋，曲江饑。十八年春，真定府屬饑。夏，興寧、長樂、嘉應州、平遠饑。秋，無為、合肥、廬江、巢縣、博興、樂安、臨朐、高苑、昌樂、壽光大饑。冬，滿城饑，十九年春，江夏大饑。夏，大同、天鎮饑。冬，萬泉、遵化州、滄州饑。二十年夏，儋州、永嘉饑。二十一年春，桐鄉饑。冬，信宜、真定、保安州饑。二十二年春，宜興饑。秋，單縣饑。二十三年春，濟寧州、剡州、費縣饑。秋，巴縣、江安、羅田饑。二十四年春，沛縣饑。二十五年秋，恭城大饑。冬，藳城大饑。二十六年，博興大饑。二十七年秋，蔚州饑。二十八年春，高邑、文登饑。夏，潛江大饑。秋，龍門饑。二十九年夏，黃岡、黃安、羅田、蘄州、黃梅、廣濟饑。秋，襄垣、長子、平順饑。三十年春，昌邑饑。秋，順天府、保安州、真定饑。三十一年春，洪洞、臨汾、襄陵饑。夏，富平、盩厔(周至)、涇陽饑。秋，陜西饑。三十二年夏，慶陽饑。秋，湖州饑。三十三年，沙河饑。三十四年，畢節饑。三十五年夏，長寧、新安、藳城饑。秋，大埔饑。三十六年夏，廣寧、連平、龍川、海陽、揭陽、澄海、嘉應州大饑。秋，慶元、龍南、潛江、酉陽、江陵、遠安、荊州、鄖西、江陵、監利饑。三十七年春，平定、樂平大饑，人相食。夏，濟南、寧陽、莒州、沂水大饑。三十八年春，陵川饑。夏，婺源、費縣饑。秋，金華饑。三十九年秋，西安、江山、常山饑。四十年，靖遠饑。四十一年春，吳川大饑。夏，沂州、剡城、費縣大饑。冬，慶云饑。四十二年夏，永年、東明饑。秋，沛縣、亳州、東阿、曲阜、蒲縣、滕縣大饑。冬，汶上、沂州、莒州、兗州、東昌、鄆城大饑，人相食。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饑，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東平大饑，人相食;武定、濱州、商河、陽信、利津、沾化饑;兗州、登州大饑，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掖縣、高密、膠州大饑，人相食。四十四年，鳳陽府屬饑。四十五年春，漢川、鐘祥(鐘祥)、荊門、江陵、監利、京山、潛江、沔陽、鄖縣、鄖西饑。四十六年秋，東流、宿州饑。四十七年，平鄉、沙河、鉅鹿饑。四十八年春，無為、宿州饑。夏，沂城、剡城、邢臺、平鄉饑。秋，武進、清河饑。四十九年，阜陽饑。五十年，通州饑。五十一年，古浪饑。五十二年春，蒼梧饑，死者以千計。夏，長寧、連平、合浦、信宜、崖州、柳城饑。五十三年春，陽江饑。冬，漢陽、漢川、孝感饑。五十四年夏，臨榆饑;遵化州大饑，人食樹皮。五十五年春，順天、樂亭饑。五十六年春，天臺饑。五十七年，廣濟饑。五十八年春，日照饑。夏，靜寧、環縣饑。五十九年春，臨潼、三原饑。夏，蒲縣饑。六十年春，平樂、富川饑。夏，邢臺饑。秋，咸陽大饑。冬，兗州府屬饑。六十一年夏，井陘、曲陽、平鄉、邢臺饑。夏，蒙陰、沂水饑。秋，嘉興、金華饑。冬，懷集饑。 (清史稿·災異志)

　　​產業狀況分析

　　山西產好鐵，就向山西的冶鐵戶征鐵，所征之數不斷增加。雍正時征2.5萬斤，乾隆時增加到5萬斤，嘉慶時又增加到20萬斤。征鐵給的鐵價、腳費不到市價的1/6，近于掠奪。潞安府是當時北方最大的絲織業中心，潞綢精美，被滿清列為貢品，每年派造的數量，大大超過機戶的承受力。明朝盛時，潞安府有機織 1.3萬多張，明朝派造3000匹。經過明末]戰亂，清代僅剩織機300張，居然還是派造3000匹，致使"機戶支價賠累，蕩產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清廷并不因此放棄派造，直到機戶完全逃光，潞綢在歷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松江棉紡織業的發展，使松江成為明朝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地，"蘇松財賦半天下"，蘇州、松江兩府的田賦位居全國榜首，其上繳中央的錢糧總額超過了浙江全省。當時松江的面積是蘇州的十分之三，而賦稅額卻是蘇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賦稅額為全國最高。然而松江的棉紡織業到清代開始退步，葉夢珠在《閱世編》中說:明朝"標布盛行，富商巨賈操重資而來市者，白銀動以數萬計，多或數十萬計，少亦以萬計"，而到了清朝，"標客巨商罕至，近來多者所挾不過萬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令:"聞開礦之事，甚無益于地方，嗣后有請開采者，悉不準行"。對于不能封閉的冶鐵廠，則抽十分之二的重稅。到乾隆時，全國合法的鐵礦廠只有九十三處了。

　　康乾盛世的工業總產量其實不及明末萬歷年間。宋朝工商業極為發達，而明朝則有進一步發展，鐵產量為北宋的兩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為紡織品的主流產品。無論是鐵、造船、建筑等手工業，還是絲綢、棉布、瓷器等輕工業，在世界都是遙遙領先，工業產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農業產量在全世界的比例還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雖然人口數倍于明朝，然而鐵和布匹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產品的總產量卻始終未能達到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結束不久，中國工業產量僅為全世界的6%。無論是總產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這一時期屬于重工業范疇的礦質業也有較大的發展。據統計，康熙元年全國僅有5個礦廠進行開采和冶煉，雍正十三年(1735年)已增至161處，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更發展到了313處。很多被用于制作鐵鍋，一部風被煉成熟鐵，制成鐵絲、鐵釘和農具等，有的運銷海外，時稱"佛山之治遍于天下"。"性更加令人難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