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甘回民起義是1862至1873年間，發生在陜西、甘肅(此時的甘肅省包括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青海省西寧市和海東市)兩省的回民暴動，又稱"同治陜甘回變、同治回亂、陜甘回變、陜甘回亂、回回亂"等。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陜甘回民起義運動過程​，希望對你有用!

　　陜甘回民起義事件介紹

　　晚清太平天國起事后，各地都興起了團練，俗稱為勇。清代的勇與兵有嚴格區分，勇是團練即民兵，兵是正規軍。咸豐末年，為了對付太平軍，河南巡撫嚴樹森曾招募了六百名陜西回勇往開封協防，事畢后回陜遣散，為陜西團練大臣張芾所留用。適逢太平天國扶王陳得才勾結捻黨，在同治元年從河南經由武關入陜西，陜西大亂，這批被征的回勇乘亂散走。一批原籍同州、散伙歸家的回勇走到華州(今陜西華縣)圣山小張村，想購買竹子削尖后作為武器，與姓王的園主商定，每斤銅錢20枚購買。正在砍竹子時，主人的父親來了。老頭得知賣竹子的情況后，覺得回民有拿竹子做武器的企圖，就回絕了對方。雙方發生了沖突。恐怕誰也沒想到，這一沖突，竟然導致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亂。(見馬長壽《同治年間陜西回民起義歷史調查記錄》

　　只是在欽差大臣多隆阿(1817-1864年)到達以后，清朝才開始轉敗為勝。多隆阿原來是一名八旗軍軍官，因胡林翼的提拔而升任湘軍將領(在他麾下的那一部分湘軍名為楚勇)。1861年，多隆阿幫助曾國荃從太平軍手中收復了安慶，他自己在1862年攻克了廬州。他的勇營被證明在對付回民時同樣有效。1863年3月，多隆阿的勇營攻占了陜西東部作為東干人主要基地的兩個市鎮。他在8月間打破了對西安的封鎖，把回民趕到了陜西西部。1864年3月他死于對侵犯陜西的四川太平軍的戰役中，這時他已撲滅了陜西省的回民叛亂。可是大批陜西回民卻逃入甘肅，參加了在那里早已叛亂的人數眾多的回民部隊。

　　陜西的叛亂顯然是漢族官紳挑動起來的，但甘肅的叛亂似乎是回民首先發難的，馬化龍的新教教徒則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早在1862年10月，某些回民領袖就傳話，說清朝即將大肆屠殺回民，所以他們組織起來包圍了靈州這個位于馬化龍基地金積堡以北四十余英里的大城市。與此同時，回民在甘肅東南部攻打了固原，這是橫跨一條交通要道的戰略沖要城市。駐蘭州的總督恩麟發現只有和為上，別無他法。在他的建議下，1863年1月北京為甘肅下了一道特旨，重申對回民的不歧視原則。但是甘肅與陜西一樣，回漢雙方地方隊伍都倍蓰增加，沖突與日俱增，所以四年之內除省城和其他少數幾個城市外，全甘肅省幾乎都被回民部隊占領。

　　陜甘回民起義運動過程

　　西北回民大叛亂始于同治元年(1862)，規模之大，遍及陜西、甘肅(包括寧夏和青海東部)以及新疆各地。(見馬長壽《同治年間陜西回民起義歷史調查記錄》)

　　同治元年春，在太平軍扶王陳得才部聯合捻軍進入陜西的直接推動下，關中各地回民紛起響應(原因讀者可以看馬長壽《同治年間陜西回民起義歷史調查記錄》對回漢兩族人的訪談得到的結果)。其主要領導是赫明堂、任武，短時間內形成了營，有于彥祿等18元帥。回軍曾包圍西安達一年多之久，還曾包圍了潼關，一度威脅著陜晉豫的咽喉要地和山西濱河一帶的地區。

　　陜西回民叛亂不久，赫明堂即與甘肅河州老教回民取得聯絡，于同年秋占據泰州(治所在今天水市)秦安。翌年，平涼、固原、西寧、狄道、河州、寧夏，先后為義軍所占據。當同治五年(1866)捻軍梁王張宗禹等部進入陜西時，原來已經退到甘肅的陜西回民造反軍又紛紛東下，與捻軍協同戰斗。"捻回合勢"曾造成西北反清革命形勢的高潮。甘肅回民叛亂軍的迅猛發展，在甘肅形成了以金積堡、河州、西寧、肅州為中心的四個反清基地，起義領袖為馬化龍、馬占鰲、馬桂源、馬文祿。

　　清廷先是用了大力來對付陜西的回民叛亂。從甘肅、直隸調來大量軍隊，特派勝保作欽差大臣，負責全省軍務。勝保屢次打敗仗。1862年11月，又派多隆阿代替勝保。多隆阿在攻取周至時戰死，由穆圖善接替了他。自同治三年至五年(1864-1866)， 戰爭互有勝負，叛亂軍沒有退出陜西。甘肅方面雖然已陸續有清軍的援軍開去，但都不濟事。同治五年(1866)三月，蘭州清軍內部火并。而這時，陜甘饑民也揭竿而起。甘肅回民叛亂軍，在這種情況下就更強大起來。

　　1866年，左宗棠接任陜甘總督，左宗棠深知回民軍和捻軍聯合后更加難以對付。因此，他向清廷進陳方略說:"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論，中原為重，關隴為輕;以平賊論，剿捻宜急，剿回宜緩;以用兵次第論，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軍無后顧之憂，餉道免中梗之患。"又說:"進兵陜西，必先清關外之賊，進兵甘肅，必先清陜西之賊，駐兵蘭州，必先清各路之賊，然后餉道常通，師行無梗，得以一意進剿，可免牽掣之虞。"這個方略的核心是"先捻后回"、"先秦后隴"，關鍵則是"不令捻回合勢"。

　　10月至11月間，西捻軍和回民叛亂軍取得了連克陜西安塞(今安塞南)、延川、綏德等城的勝利。同年12月中旬，西捻軍為救援東捻軍，由宜川東面的壺口渡過黃河進入山西，回民叛亂軍在陜西處于孤軍作戰的不利地位。在清軍節節進逼下，叛亂軍轉取守勢，十分被動，以致鄜州、宜君、三水、綏德等地相繼失陷。

　　1868年11月，左宗棠參加鎮壓西捻軍以后回到西安。陜西大局已定。

　　同治八年(1869)二月，左宗棠移軍乾州，誘逼陜境回回入甘，以集中兵力，專心來對付甘肅方面。同年八月，劉松山進兵靈州，進逼吳忠型，又分兵到峽口寧夏，對金積堡形成包圍的態勢。金積堡地區的起義領袖馬化龍團結了本地的回回，并吸收了從陜西入甘的白彥虎等部隊，在金積堡周圍布置了五百七八十座堡寨，時時出叛亂兵攻擊并截斷了清軍的糧運。劉松山頑強地向金積堡進攻，曾縮小了包圍圈，破壞了叛亂軍不少的堡寨。翌年正月，劉松山被白彥虎部下打傷致死。劉松山的侄兒劉錦棠繼帥其眾，采取嚴密包圍的辦法，長期圍困。金積堡人多糧少，日子一久，便無法解決食糧問題。至十一月，馬化龍恐日后堡破，人民死亡太重，決心以個人的生命來換取大眾的生命，便向清軍投降。馬化龍父子因此受到凌遲，但不少的回族的生命卻得以保全，被安置到平涼。

　　肅州馬文祿領導的回民暴亂軍，成為陜甘回民暴亂軍最后匯合的堡壘。同治十一年(1872)，左宗棠派徐占彪進軍肅州，后又加派隊伍。肅州周圍100多個堡壘盡被破壞，肅州被圍困起來。清軍日夜用炮轟城，城隨坍隨壘。清軍掘隧道，馬文祿則從城內截斷。清軍整整攻了18個月，肅州仍未攻下。翌年八月，左宗棠親自到肅州督戰，劉錦棠也從西寧率軍前來。在其他根據地盡皆覆滅的情況下，肅州是處在清軍優勢兵力的包圍之下，其孤立無援、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八月間，馬文祿被迫放棄了戰斗，向左宗棠請罪。結果，他和另外8名暴亂領袖被磔，城內居住的回回，除土著者不準移動外，從甘州、關外、西寧、河州、循化及陜西來的回回，共1573人全被屠殺。夜間清軍又進城放火，把城內回回5400余人也全部屠殺。

　　以白彥虎為首的陜西回族在河州戰役結束后，同當地回族、撒拉族結成聯軍，恃險拼死抵抗，給清軍以不斷的打擊。由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下旬至十一月底，前后兩月有余，大小50余戰。十一月十九日，劉錦棠進駐西寧后，白彥虎誓不投降，率領眷屬及黨羽約2000余人，于翌年二月下旬由大通經永安冒著冰雪嚴寒向河西奔去。三月初，白彥虎率部通過僅容單車行走又有5營清軍防守的扁都口，經山丹、東樂至甘州城外。三至四月中進至高臺。肅州回民曾多次出城配合白彥虎部迎擊清軍，但由于清軍截擊，白彥虎不愿進駐肅州，而是率部經文殊山進軍嘉峪關外，由敦煌奔向哈密。后在左宗棠的追擊下，白彥虎部又由新疆轉道至今吉爾吉斯坦共和國境內，他們的后人至今仍生活在那里，稱東干族。

　　陜甘回民起義的戰后安置

　　首先是對回民強制遷徙。馬化龍被殺后，左宗棠把一萬多陜西老弱回民，強行安置在平涼與華亭交界的化平川、圣女川等地，稍后又把三千多甘肅回民押解到這一帶的荒涼之地。遷徙的回族或因饑餓困累于途中，或因疾病死于旁。如遷徙金積堡老弱婦女于平涼、隆德、海原等偏遠山區途中，時值隆冬，天寒地凍，許多婦女由于纏腳，步履艱難、凍餓交加，途中1500余名老弱小孩凍餓而死。馬占鰲降清后，左宗棠分兩次將三萬多陜西回民從關中遷移到平涼、清水、秦安、安定等偏遠地區;肅州破城之后，城內回民被悉數遷走。所有被強制遷離家園的回族群眾，家資田產全部充公，八百余清真寺俱焚于火。結果造成河西"自是甘、涼、安、肅一帶無回族聚處"的布局大調整，但這種整合出來的民族關系，只會在強權下保持暫時的平靜，被強壓下去的民族情緒和宗教情緒，仍會尋找合適的時機爆發。

　　其次，在"善后"過程中，還牽涉到在回民大起義中流離失所的漢族群眾的安置問題，同樣是安插，左宗棠卻采取了不同的標準。漢民可以在近城、近路等生活方便之地安家，回民則"近城驛非所宜，近漢莊非所宜，并聚一處非所宜"，必須要分散安置，以達到"渙其群"、"孤其勢"、"散其黨"、"收其權"的久遠之圖。但凡回民居住地基本上都是自然條件較差的荒僻、偏遠地區，這些地方多半屬于甘肅中部干旱地區，甚至是干旱地區中條件最惡劣的半山半川區，氣候干燥，土地貧瘠，水源匱乏。已經一貧如洗的回族群眾來到這里，只能在山坡上挖窯洞棲身。左宗棠的"善后"措施，直接造成了善于經營著稱的西北回民，近百年來在經濟文化上得不到發展，而他們傳統的手工業和傳統的在絲綢之路上的經商特點幾乎被扼殺，長期處于貧窮落后的境地，這也是西北回民至今對這位在洋務運動中獨領風騷的"中興名臣"耿耿于懷的原因。

　　最后，左宗棠的"善后"還包括在西北尋找清王朝的代理人，即"簡彼族良善者，使自相什伍"目標的達成。從左宗棠給馬占鰲下的"能明大義，才堪選用"的八字評語看，馬占鰲就是他這次用兵西北過程中慧眼識珠發現的人才。自從馬占鰲接受朝廷招撫后，不僅協助左宗棠撲滅了西寧、肅州兩處的回民義軍，而且在左宗棠離甘后，忠實地站在清政府一邊，履行代理人的責任，利用軍權奪取了河州各門宦的教權，從事變前一個年輕的阿訇，搖身一變成為集軍權、教權于一身的舉足輕重的人物。

　　陜甘回民起義的影響爭議

　　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馬長壽曾經評價說:同治年間的回民起義，對西北回民歷史來說，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大變動。在此變動發生以前，陜西各縣，特別是渭、涇、洛三河流域，是我國回民的一個主要集中區或雜居地，但自這一運動發生以后，清代統治者把陜西各地原有的回民，除了西安城內的回民以外，整個驅逐出境或屠殺了。這一空前未有的大變動，改變了歷史上陜西人民民族成份的原有面貌。(見于《同治年間陜西回民起義歷史調查記錄》序言)

　　《劍橋中國晚清史》稱"5月底(陽歷)在華縣附近，漢民焚燒一座回民村莊的行動觸發了大規模漢回沖突"，將挑起沖突的責任歸于漢人。左宗棠亦指出"陜回之禍由于漢回構怨已久，起釁之故實由漢民。"但沖突一起，回民比漢人更有組織，又因很多人當過兵勇，因此在湘軍未到之前占了絕對上風，以優勢兵力對漢人村莊進行逐村屠殺，殺死漢人幾百萬人。由沖突演變成如此級別的大屠殺，責任和前因后果就復雜了。

　　華縣<縣志稿>卷三<建置志>:"自回族在圣山砍竹，州牧濮圭又右漢左回，堂諭云:'漢傷回民，十以一抵，回傷漢民，一以十抵。 '快班頭秦英，回族也，忿忿下堂，謀變愈急。嗣后華山團長白祥生，合渭邑團長張映蘭，緝誅回民十七人于麥田。誅回諜于白泉鋪，回民紛紛北渡，秦家寨，也家灘焚燒一空，遂有回族大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