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史：日本戰(zhàn)敗后的政治體制
日本戰(zhàn)敗后的政治體制走向是怎樣的?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日本歷史：日本戰(zhàn)敗后的政治體制，希望能夠解答您的疑問。
日本歷史：日本戰(zhàn)敗后的政治體制：
日本天皇1945年8月15日宣布“終戰(zhàn)”，隨即鈴木貫太郎內閣總辭職，皇族東久邇宮出來組閣。
按照日本歷史學家一般分類法，此時，日本的近代史已告結束，進入了現代。
1、日本的“近代”結束，并不容易
1945年8月9日，第二顆原子彈爆炸，蘇聯亦宣布對日開戰(zhàn)，深夜，日本“御前會議”在宮中位于地下10米深處防空洞里一間大約15坪(一坪等于3.306平方米)的房間里召開，迫水久常記錄下此時的裕仁天皇，“陛下步履沉重，滿臉通紅地走了進來，至今仍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數根頭發(fā)垂在他的額頭”。
這次會議討論是否接受《波茨坦宣言》，在最后的投票中，接受與拒絕票比為3比5，陸軍大臣阿南惟畿的“本土決戰(zhàn)”、“一億玉碎”占了上風，拒不投降在票決中占據優(yōu)勢，裕仁說，“那么，朕說一下自己的意見吧，朕的意見是贊成外務大臣的意見(接受《波茨坦宣言》)”。
第二天，鈴木貫太郎打電報給聯合國各成員國，表明準備接受《波茨坦宣言》，在這份電報里，加上了“在不包含要求變更天皇國家統(tǒng)治大權之條件得到諒解的前提下”這一附加了條件的諒解事項。
8月13日，聯合國對該電文所做的正式答復反饋回來，這份復電回應說：天皇與日本政府“subject to”聯合國司令官，subject to——日本外務省將其翻譯為“置于……控制之下”，而陸軍方面則譯為“隸屬于……”按此譯意，軍司令部總長豐田、參謀總長梅津以及陸軍大臣阿南三人認為，如此將無以“護持國體”。
外務大臣東鄉(xiāng)認為可以“護持國體”，但鈴木與樞府議長平沼商量后，心態(tài)發(fā)生變化，他們對能否“護持國體”亦持疑問，是否接受《波茨坦宣言》，承認投降，仍有變數。
8月14日上午，召開最高戰(zhàn)爭指導會議與閣僚會議聯席御前會議，“豐田、梅津兩位總長以及阿南陸相仍主張‘玉碎’戰(zhàn)法”，此時，裕仁再次表示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終于認敗!在這次會議上，裕仁表示要親自站在麥克風前面發(fā)表講話，宣布“終戰(zhàn)”。
大江健三郎當時還只是一個十多歲的孩子，后來他回憶在山區(qū)村莊聽天皇講話的情景，“大人們圍坐在收音機四周，哭著，孩子們集中在外面積滿灰塵的路上，低聲說出他們心中的疑惑。最令我們困惑和失望的，是天皇居然用人的聲音說話……就在某個夏日，那令人畏懼、無所不在的可怕力量突然變成了一個普通人，叫我們怎么能夠相信呢?”
比大江大三歲的石原慎太郎，聽到天皇以凡人的聲音在廣播中講話，反應跟大江差不多，“戰(zhàn)爭中，他們教育我們，為天皇而死是光榮的;可接下來我所知道的全是懺悔、民主和美國相處等等，大人們顯得既膚淺又虛偽”。
這兩個當時為天皇“玉音”而震驚的孩子，后來走上了截然相反的“左”、“右”兩條道路，日本“現代”的開端，以這種“玉音”/震驚的方式啟幕，已經預示著未來的日本無可逃遁地將掙扎于天皇是人/神兩極之間的虛無地帶。
裕仁三代之前，不足百年的時間，事情似乎并不如此，1857年，美國第一任駐日總領事湯森·哈利斯與幕府談判要求簽訂通商條約，幕府無法抵擋哈利斯的利誘與威脅，同意簽署，但幕府為了在條約簽字前得到朝廷的敕準，要求哈利斯寬限簽字時間，哈利斯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這時為何還需要天皇的裁可，他在日記中寫道：“他們(幕府高官)在談到天皇時，無不使用近乎輕蔑的口吻，而當我使用日本人對天皇表示尊敬的某些詞句時，他們哈哈大笑起來。據他們說，天皇既沒有錢，又沒有政治權力，在日本受到尊重的東西，他什么也沒有，他不過是個一文不名之士。”
被蔑視的天皇，亦為日本之傳統(tǒng)，德川家康于元和元年(1615年)以大阪夏之陣消滅豐臣氏后，立即制定《禁中并公家諸法度》17條，禁止朝廷參與政治，從而牢固地掌握了幕府干預朝廷內部事務的手段，留給朝廷的，只是任官敘位、規(guī)定歷法和改元等有名無實的權限。
200多年后，德川家族不肖子孫終于抵抗不住外國與西南外樣雄藩的壓力，決定“大政奉還”，幕府強權傳統(tǒng)被改正過來，露絲·本尼迪克特觀察，“王政復古”的結果是，“天皇位居頂峰”重享權威，而此時政治家們的“廢藩置縣”，從制度上消除了“忠于藩主和忠于國家之間的矛盾”，天皇成了日本武士及全體國民惟一之神。
2、戰(zhàn)敗后的日本能否維持天皇之地位
戰(zhàn)敗后的日本，還能維持天皇之地位——“護持國體”嗎?這是一個問題。
1945年9月17日，盟軍總部遷到東京，這時總部有人向麥克阿瑟建議：可否把天皇叫到總部來，讓他的權威亮一亮，麥克阿瑟說：“這樣會使日本的人心產生反抗，把天皇看成殉教者，我不叫他，等他來，過幾天，天皇會親自來見的。”果如麥克阿瑟所料，裕仁通過吉田外相問詢他是否可以來拜會麥克阿瑟，10天后，裕仁天皇親自去到美國大使館。
裕仁與麥克阿瑟的此次見面那張合影——“麥克阿瑟選擇了土黃色軍服，開著領口，沒有表示軍銜的裝飾或徽章，他直盯著鏡頭，臉上毫無表情;一只手隨意地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搭在臀部，裕仁在他身旁，只有的肩膀那么高，他穿著燕尾服，筆直而僵硬地站著。”——引發(fā)持續(xù)而廣泛的議論。
從美國人的角度，約翰·內森解讀這張照片，“麥克阿瑟似乎要強調照片中所暗示的令人驚訝的權力差異，他(麥克阿瑟)對《芝加哥論壇報》說，‘日本已淪為第四流的國家。再也不可能東山再起、成為世界強國了’”。
麥克阿瑟在被詢問何時作為答禮回訪天皇時，他答道：“在沒有簽訂和約和結束占領以前，我不會去訪問天皇。如果去訪問，會被人們解釋為天皇的地位與代表盟國的我的地位同等了，現在，畢竟是不同等的”。
從日本人的角度來看這張照片，升味準之輔承認，“對日本政府和國民是一個強烈的沖擊”——這張照片由盟軍總部發(fā)給各報社和通訊社，并登于各報的頭版通欄。日本內相聞訊，立即下令禁止各報發(fā)行，但盟軍總部指示內相收回了禁令，在天皇通過廣播發(fā)布投降的聲明后，這張合影為什么會令日本內相如此緊張?權力差異固然是因素之一，但約翰·內森的觀察是，“(這張照片)無法想象的是，進一步證明了那個令人迷惑的想法：裕仁天皇也是個平凡人”。
也就是這次見面，麥克阿瑟有了決定歷史走向的第一個判斷：“我感到一種不安：我是不是在開始表明我不想把天皇作為戰(zhàn)犯來起訴的立場。當時，在一部分盟國中，特別是在蘇聯和英國，把天皇列入戰(zhàn)犯的呼聲是相當高的，現在，在這些國家提出的首批戰(zhàn)犯名單中，第一名就是天皇，我清楚地知道這樣的不公正行動將會產生什么樣的悲劇性后果，所以我強烈地反對了這種行動……”。
同樣這次見面，麥克阿瑟描述他“受到了極大的感動”——而這段記錄后來又被反復引用——天皇講出了如下的話：“我是作為國民在戰(zhàn)爭過程中于政治和軍事兩方面所做出的一切決定和行動的全面負責者，把自己交給您所代表的各國的裁處而來訪問的。”當時裕仁與麥克阿瑟見面，除去兩人，就只有日本翻譯奧村勝藏，天皇侍從長藤田尚德，“幾天后，外務省整理出來的會見紀要送到我處，我記得大概有5頁”，藤田憑記憶描述天皇對麥克阿瑟表示的意見，“戰(zhàn)敗了的戰(zhàn)爭的各種責任都要追究，但責任全在我。文武百官均為我所任命，所以他們沒有責任。我自己將來如何，這都沒有關系，我把自己交給您了。”
這兩人回憶天皇表示“負責任”的說辭，在日本外務省檔案解密后遭到挑戰(zhàn)，這份2002年10月終于公開的天皇與麥克阿瑟會談記錄，沒有記錄天皇要承擔責任的任何文字。
東京大學文學教授小森陽一拒絕相信有天皇“負責任”的任何說辭，他用《天皇的玉音放送》一整本書來梳理各種材料，證明這只是一次“信息操作”，而目的則是證明，“裕仁沒有戰(zhàn)爭責任”，顯然，天皇是否有表示承擔戰(zhàn)爭責任的事實，未來仍將是爭論的核心問題之一，但那段歷史，已然證明裕仁天皇成功脫責，“護持國體”成為事實。
麥克阿瑟沒有猶豫他最初“強烈反對(將天皇作為戰(zhàn)犯)”的態(tài)度，在給美國陸軍總參謀長艾森豪威爾的密電里，麥克阿瑟陳述說，“根據最大限度的徹底調查，截止戰(zhàn)爭結束，天皇參與國事的方式大部分都是被動的，他只是機械地應從輔弼者的進言。”繼而麥克阿瑟甚至威脅地預測后果，“若是起訴天皇，必然會在日本國民之中引起巨大騷亂，無論你怎樣想象其影響都不為過，假若排斥天皇的話，日本將有可能瓦解，哪怕最小限度地估計，至少也需要100萬軍隊，而且還得無限期地維持下去。”從現實利益角度思考問題與選擇對應之策的麥克阿瑟，其判斷得到另一位學者露絲·本尼迪克特的支持，她從研究者的角度分析說，“保留天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不過，現實的政治運作，遠非僅憑一人之念(哪怕是麥克阿瑟的念頭)，即可實現。
1946年初，日本幣原喜重郎內閣主導下起草的憲法草案，由于“太多地模仿原來的明治憲法”、“過于保守，過于維持現狀”而與當時GHQ(聯合國占領軍司令部)的思路、聯合國方面的對日評價大相徑庭，于是，有了“麥克阿瑟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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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位世襲，天皇依據憲法行使其職務及機能，但必須順應憲法所體現的國民的基本意思。
?、?、廢止作為國家主權之一的戰(zhàn)爭
日本放棄作為解決本國紛爭之手段的戰(zhàn)爭，進而乃至放棄作為保衛(wèi)本國安全之手段的戰(zhàn)爭，日本將其防衛(wèi)委于現在正在不斷推動世界的更為崇高的理想，絕不認可日本的任何陸?？哲?，絕不給予日本軍任何交戰(zhàn)權。
③、日本的封建制度要終結其機能
貴族的權利，除皇族之外，皆不及于現在生存者一代以上，華族的地位，今后皆不伴隨任何形式的國民的或者市民的獨自的政治權利。
3、預算形態(tài)效仿英國制度
當時深悉內情的約翰·達瓦回憶說：“天皇地位問題的提出并非偶然，那是麥克阿瑟最為關心的事情，至于放棄戰(zhàn)爭或是廢止封建制度等，對他而言都是次要的，在他看來那些只不過是解救天皇制以及天皇個人，獲取世界各國支持的必要條件”，根據這種種當事人親歷者的材料，小森陽一的結論是，“放棄戰(zhàn)爭是保留天皇的交易材料”。
麥克阿瑟1950年元旦的《年頭聲明》(此時國際形勢又生變化，冷戰(zhàn)開始形成)公開表明：“憲法的這些規(guī)定，無論別人列舉多少這樣那樣的理由，都絕對不可以解釋為全然否定我們面對對手發(fā)動的攻擊時，進行自我防御的不可侵犯的權利的文件。”這一說法，日本史家評論說，“事后成了綿延不斷的解釋改憲的突破口”。
保留天皇(日本憲法前八條條款)、放棄戰(zhàn)爭(憲法第九條)——日本的“現代”由此被規(guī)定了，此后，日本種種的“現在”的問題多數與這兩條相關，小森陽一的觀察是，“圍繞歷史認識而展開的斗爭，成了上世紀90年代日本最前沿的政治性課題，而且，這件事也體現了戰(zhàn)敗后該國的精神結構”，日本的“課題”，影響的并非僅僅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