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經(jīng)過長時間的爭論，英宗和韓琦等人逐漸意識到，要想取得這場論戰(zhàn)的勝利，曹太后的態(tài)度是關鍵，只有爭取太后改變態(tài)度，釜底抽薪，才能給兩制和百官以致命一擊。

　　宋英宗趙曙(1032年-1067年)，北宋第五代皇帝，1063年—1067年在位，原名宗實，后改名趙曙，太宗曾孫，濮王允讓之子。仁宗無子，英宗幼年被仁宗接入皇宮撫養(yǎng)，賜名為宗實。1050年為岳州團練使，后為秦州防御使。1055年立以為嗣。英宗在位期間，任用舊臣韓琦等人，不想改革，但與遼國和西夏沒有發(fā)生戰(zhàn)爭。1067年，病逝于宮中福寧殿。在位四年葬于永厚陵，陪葬有高后、狄青、楊延昭等。

　　英宗趙曙是真宗之弟商王趙元份的孫子，濮安懿王趙允讓的兒子。嘉祐七年(1062)立為皇太子，封鉅鹿郡公。嘉祐八年即帝位。

　　宋英宗趙曙生平：英宗趙曙(原名趙宗實)，北宋第五位皇帝，濮王趙允讓第十三個兒子，天圣十年(明道元年)壬申年正月三日甲戌(1032年2月15日)生于宣平坊宅第〔嘉祐八年(1063年)，英宗把這天定為“壽圣節(jié)”〕，屬相猴。最早，濮王夢兩龍與太陽一起掉落下來，用衣服裝住了它們，到英宗出生時，赤光滿室，有黃龍在赤光中游走。英宗于嘉祐八年四月一日壬申(1063年5月2日)—治平四年正月八日丁巳(1067年1月25日)在位，當政共計4年。年號治平：治平元年正月一日甲辰(1064年1月21日)—治平四年正月八日丁巳(1067年1月25日)，年號使用4年。治平三年(1066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尊號體乾應歷文武圣孝皇帝。治平四年正月八日丁巳(1067年1月25日)英宗崩殂于福寧殿，享年36歲，殯于殿西階，廟號英宗，群臣上謚憲文肅武宣孝皇帝，八月二十七日癸酉，葬英宗于永厚陵(今河南鞏義孝義堡)。元豐六年(1083年)十一月，加謚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圣宣孝皇帝。

　　英宗不是仁宗的親生兒子，本與皇位無緣。作為北宋第一位以宗子身份繼承大統(tǒng)的皇帝，應該說，宋英宗趙曙很幸運。但不幸的是，宋英宗趙曙體弱多病，繼位之初即大病一場，而不得不由曹太后垂簾，后雖親政，不久便病故，在位僅5年，這在兩宋諸帝中也是鮮見的。英宗同宋英宗趙曙名義上的父親仁宗一樣，也是一位很想有所作為的帝王，但宋英宗趙曙近乎偏執(zhí)地恪守孝道，使得宋英宗趙曙即位之初便與曹太后矛盾重重。親政不久，更是演出了一場震驚朝野的追贈生父名分的鬧劇。等到這場爭議得以平息，宋英宗趙曙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終點，于是，振作國勢的改革大業(yè)只好留給宋英宗趙曙的兒子宋神宗去完成。

　　父子情深：圍繞濮議的角力

　　英宗親政僅半個月，宰相韓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議請求有關部門討論英宗生父的名分問題。當時仁宗逝世已有14個月，英宗批示，等過了仁宗大祥再議，也就是待到滿24個月再說，這顯然是英宗為了減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態(tài)。治平二年四月九日，韓琦等再次提出這一議題，于是，英宗出詔將議案送至太常禮院，交兩制以上官員討論。由此引發(fā)了一場持續(xù)18個月的論戰(zhàn)，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議”。

　　結(jié)果，以王珪為首的兩制認為，濮王于仁宗為兄，英宗應稱其為皇伯，而以韓琦、歐陽修為首的宰執(zhí)們則認為，英宗應稱其為皇考，宋英宗趙曙們還請求英宗將兩種方案，都提交百官討論。英宗和宰執(zhí)們原以為，大臣中一定會有人迎合宋英宗趙曙們的意圖，誰知情況恰恰相反，百官對此反應極其強烈，大多贊同兩制官員的提案。一時間，議論紛紛。就在這時，太后聞訊，親自起草了詔書，嚴厲指責韓琦等人，認為不當稱濮王為皇考。英宗預感到形勢的發(fā)展于己不利，不得不決定暫緩討論此事，等太后回心轉(zhuǎn)意再說。

　　這樣，經(jīng)過長時間的爭論，英宗和韓琦等人逐漸意識到，要想取得這場論戰(zhàn)的勝利，曹太后的態(tài)度是關鍵，只有爭取太后改變態(tài)度，釜底抽薪，才能給兩制和百官以致命一擊。治平三年，中書大臣共同議事于垂拱殿，當時韓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將其召來商議，當時即議定濮王稱皇考，由歐陽修親筆寫了兩份詔書，交給了皇上一份。到中午時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將一份封好的文書送至中書，韓琦、歐陽修等人打開文書，相視而笑。

　　這份文書正是歐陽修起草的詔書，不過是多了太后的簽押。曹太后一直與養(yǎng)子英宗不和，這一次竟不顧朝廷禮儀和群臣的反對，尊英宗的生父為皇考，確實令人費解。于是，便有了諸多傳言。有人說，這一關鍵性的詔書乃是曹太后前日酒后誤簽，次日，太后酒醒，方知詔書內(nèi)容，但后悔已經(jīng)晚了。另一傳說則稱，太后手詔的出臺，是大臣韓琦、歐陽修等人交結(jié)太后身邊的宦官，最終說服了太后。但無論如何，白紙黑字，太后是不能抵賴的。

　　不管曹太后的詔書是否出于情愿，卻正合英宗的心意，英宗便立刻下詔停止討論。同時又將宰執(zhí)們召來，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緒，以穩(wěn)定時局。韓琦對英宗只說了一句“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知道”，便垂手不言。歐陽修更是非常明確地對英宗道出了自己的觀點，御史既然認為其與臣等難以并立，陛下若認為臣等有罪，即當留御史;若以為臣等無罪，則取圣旨。英宗猶豫再三，最后還是同意了歐陽修等人的意見，將呂誨等三名御史貶出京師。英宗明白這三個人無過受罰，心中也很過意不去，特地對左右人道：“不宜責之太重。”同時宣布，濮安懿王稱親，以塋為園，即園立廟。

　　英宗的這項決定，遭到了朝臣的堅決抵制，包括司馬光在內(nèi)的臺諫官員全部自請同貶，甚至英宗在濮邸時的幕僚王獵、蔡抗均反對稱親之舉，這是英宗萬萬沒想到的。在嚴厲處分呂誨等人的同時，英宗又不得不拉攏反對派主要人物王珪，許以執(zhí)政職位，可以說是軟硬兼施。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英宗絞盡腦汁，用了各種手段，耗費了18個月的光陰，才最終達到目標，英宗篤孝的品行就以這種奇特的方式體現(xiàn)出來。其實，“濮議”并非單純的禮法之爭。司馬光等臣僚堅持濮王只能稱皇伯，是希望英宗能以此收拾天下人心，維護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的團結(jié)。而韓琦、歐陽修等掌握實權的宰執(zhí)們考慮的問題則更現(xiàn)實，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無能為力，宋英宗趙曙們要一心一意地擁戴英宗，因為畢竟英宗是皇權的現(xiàn)實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