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方辭典中，婦女的定義是成年女子的通稱，其中“婦”即有已婚女子、妻子的含義。婦女是成年女子的通稱。不單純指已婚婦女，年滿18歲的女青年也可稱婦女，18歲以下稱少女，14歲以下稱幼女，7歲以下稱兒童。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宋朝的婦女地位是怎樣的?

　　考察歷史，宋代女性的地位絕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低，甚至可能在歷代王朝中，宋朝女性的地位是最高的。我們可以列舉出一些指標來衡量、評判，比如女性的財產權、離婚的權利、改嫁的權利等等。宋代女性有沒有財產繼承權與財產處分權?可以非常明確地說，有的。

　　宋代家庭分家，按照當時的風俗與法律的規定，要分給女兒一部分財產，“在法：父母已亡，兒女分產，女合得男之半”。這部分財產，通常叫作“奩產”，即以辦嫁妝名義給予的財產。女兒所得的奩產，一般為兄弟所得的一半。因為法律與習慣法明確了女性的財產繼承權，甚至出現了女子為爭家產將兄弟告上法庭的事情，“處女亦蒙首執牒，自訐于府庭，以爭嫁資”。

　　宋代有這樣的風俗：兩個家庭結成姻親，在議婚、定親的階段，女方要給男方送“定帖”，除了寫明出嫁的是第幾個女兒，以及她的生辰年月日，還要“具列房奩、首飾、金銀、珠翠、寶器、動用、帳幔等物，及隨嫁田土、屋業、山園等”，此處具列的就是隨嫁的奩產。富貴人家的奩產是非常驚人的，如理宗朝時，一位姓鄭的太師給女兒的奩產是“奩租五百畝、奩具一十萬貫、締姻五千貫”;有個叫作虞艾的人，“娶陳氏，得妻家標撥田一百二十種，與之隨嫁”;比較常見的奩產應該是十畝田上下。

　　奩產隨出嫁的女子帶入夫家，“在法：妻家所得之財，不在分限。又法：婦人財產，并同夫為主”[《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五]，即法律規定，女子隨嫁的奩產，名義上為夫妻雙方共同財產，但其實并不歸夫家所有，夫家分家析產時，奩產不可分。實際上，奩產的所有權與處分權，都歸女方掌握，女方可以拿出來奉獻給夫家，也可以自己保管。丈夫如果索要妻子的奩產，往往會被當時的風俗所鄙視。

　　以后假如夫妻離婚，或者妻子改嫁，女方有權帶走她的全部奩產。宋人袁采觀察到，丈夫“作妻名置產，身死而妻改嫁，舉以自隨者亦多矣”。意思是說，宋朝有很多已婚男子，因為不愿意以后分家時被兄弟分去財產，便以妻子的名義添置產業，后來不幸去世了，妻子以這些產業是她所有為由，在改嫁時全都帶走了。袁采講這一社會現象，是為了忠告家人，千萬不可干借妻名置產的蠢事。不過袁采的話恰好從側面證明了：宋朝女性改嫁，是有權利帶走屬于她所有的財產的。宋朝的法律也保護女性的這一權利。一旦發生奩產糾紛鬧上法庭時，以前定親時的“定帖”，妻子可以拿出來作為主張財產權的證明，這有點像現代的“婚前財產公證”。

　　宋朝的婦女地位：和離：婦女有主動離婚權利

　　如果我們以為古代只有丈夫單方面的“休妻”，而沒有雙方都同意的離婚，那就想錯了。古代也有離婚，法律上叫作“和離”。在宋代，和離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婦女主動提出離婚的訴訟也不鮮見，以致宋人應俊感慨：“為婦人者，視夫家如過傳舍，偶然而合，忽爾而離。”

　　來看幾則宋代的離婚案例：龐元英《談藪》記載：“曹詠侍郎妻碩人厲氏，余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仳離而歸，乃適詠。”說的是，厲氏原來嫁與曹秀才，但因為夫妻感情不和(不相得)，所以離了婚，改嫁給一位曹姓侍郎。顯然，當時的女性并不會因為離異而受歧視。

　　宋朝的法律也保護婦女主訴離婚的部分權利，如“不逞之民娶妻，紿取其財而亡，妻不能自給者，自今即許改適”，意思是說，丈夫若沒有能力贍養妻子，妻子有權利離婚;“夫出外三年不歸，聽妻改嫁”，丈夫離家三年未歸，妻子也有權利離婚;“被夫同居親強奸，雖未成，而妻愿離者，聽”，妻子被夫家親屬性侵犯，也有權利提出離婚。這是前所未有的法律對女性離婚權的承認。

　　不過古代畢竟是男權社會，離婚需要丈夫寫一道“放妻書”，作為法律上的憑證。唐宋時代的“放妻書”寫得非常溫文爾雅，來看一道敦煌出土的“放妻書”：

　　蓋聞伉儷情深，夫婦語義重，幽懷合巹之歡，念同牢之樂。夫妻相對，恰似鴛鴦，雙飛并膝，花顏共坐，兩德之美，恩愛極重，二體一心。共同床枕于寢間，死同棺槨于墳下，三載結緣，則夫婦相和。三年有怨，則來仇隙。今已不和，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作為后代增嫉，緣業不遂，見此分離。聚會二親，以求一別，所有物色書之。相隔之后，更選重官雙職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韻之態。械恐舍結，更莫相談，千萬永辭，布施歡喜。三年衣糧，便獻柔儀。伏愿娘子千秋萬歲。時×年×月×日×鄉百姓×甲放妻書一道。

　　這不是某一個讀書人寫的“放妻書”，而是流行于敦煌一帶民間通用的“放妻書”樣本。夫妻好聚好散，相離不出惡聲，正是文明的表現。

　　宋朝的婦女地位：改嫁：“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并非針對庶民

　　北宋理學家程頤說過一句話：“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許多人據此認為程朱理學壓制女性改嫁的權利，進而推導出宋代婦女地位急轉直下的結論。這里存在多重誤解。

　　程頤本人并不反對婦女再適，《河南程氏遺書》有段記錄：“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程頤有一個侄女成了寡婦，程父幫她再嫁。程頤因此盛贊父親“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朱熹也不反對女子再嫁，他在《答李敬子余國秀》說：“夫死而嫁，固為失節，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究程氏本意，“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并非對庶民的要求，而是強調士大夫的氣節。這一點清代的徐繼畬看出來了：“宋承五季之后，世風靡靡，夫婦一倫輕褻已甚，故伊川(程頤)立此嚴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為愚夫愚婦言也。”

　　事實上，兩宋時期，從士大夫家庭到百姓人家，婦女改嫁的事件俯拾皆是，甚至皇帝的妃子也有改嫁的，如宋光宗有個姓張的貴妃就“出嫁于民間”。宋史學者張邦煒先生說：“宋代婦女再嫁者不是極少，而是極多”;“宋代對于婦女改嫁絕非愈禁愈嚴，相反倒是限制愈來愈小，越放越寬。”

　　張先生通過對南宋人洪邁《夷堅志》所記事例的統計，結果發現：“單單一部《夷堅志》中所載宋代婦女改嫁的事竟達六十一例之多，其中再嫁者五十五人，三嫁者六人。這雖屬管中窺豹，但由此亦可想見其時社會風尚之一斑。”“改嫁時間可考者凡四十一例，其中屬于北宋的僅四例而已，屬于南宋的多達三十七例。”

　　宋代的社會風氣并不以再嫁為恥，對再嫁婦女也絕無歧視之意，范仲淹訂立的《義莊規矩》規定：“嫁女支錢三十貫，再嫁二十貫;娶婦支錢二十貫，再娶不支。”[(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附錄]對再嫁女子的資助優于男子再娶。北宋河間府的風俗，對守寡的女性，“父母兄弟恐其貧窮不能終志，多勸其改節”，并無什么“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觀念。宋人丘濬《孫氏記》寫到一位年輕女性孫氏，初嫁一輕狂少年，再嫁老秀才張復，三嫁官員周默。三嫁的經歷并沒有影響她受封為命婦。丘濬評價說：“婦人女子有節義，皆可記也。如孫氏，近世亦稀有也。為婦則壁立不可亂，俾夫能改過立世，終為命婦也，宜也。”

　　即使是皇室，對改嫁的女性也并無歧視。四川婦人劉娥，原是銀匠龔美之妻，“美攜以入京，既而家貧，欲更嫁之”。那劉娥改嫁給誰了?襄王趙元侃。后元侃當上皇帝，是為宋真宗，劉氏則冊封為皇后。宋仁宗皇后曹氏也是改嫁女，原嫁與李家，但新婚之夜丈夫逃婚，“曹氏復歸，后曹氏選納為后，慈圣光獻是也”。

　　宋朝的法律也沒有任何壓制女性改嫁權利的條文，只是禁止居喪改嫁、強迫改嫁、背夫改嫁——這些行為在任何時代都是應該予以限制的。南宋末，有一個叫阿區的婦女，在丈夫李孝標去世后，先后改嫁李從龍、梁肅。李孝標之弟李孝德到官府控告嫂子“背兄”，審判這個案子的法官叫胡穎，是一位理學家，他雖認為阿區“以一婦人而三易其夫，失節固已甚矣”，但也承認“其夫既死之后，或嫁或不嫁，惟阿區之自擇”，這是阿區的合法權利。最后胡頻維護了阿區改嫁的自由，并斥責誣告的李孝德：“小人不守本分，不務正業，專好論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