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大工商業者和軍隊將士聽到這一消息異常悲憤，“成都為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唐朝商人罷市的歷史介紹。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較為輝煌時期，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等方面都有著較好的發展，尤其是商品經濟的發展達到了一個頂盛時期。有印度、波斯、高麗等眾多其它國家的商人不遠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較為輝煌時期，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等方面都有著較好的發展，有印度、波斯、高麗等眾多其它國家的商人不遠千里來到中國，進行各種商業活動，進一步促進了唐朝商業的繁華，出現了許多象洛陽、長安這樣繁華的商業都會。

　　商品經濟的發達，商人的勢力自然有所增強。商人不僅經濟實力強大，更是數量之多前所未有。但是盡管如此，商人的社會政治地位仍然相當地下。按照唐朝的法律，商人不僅是不能做官，就是連普通老百姓的地位都不如。唐太宗曾對大臣房玄齡說：“脫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踰儕類只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意思是商人給他們一些物質上的好處就可以了，千萬不能讓他們做官，和朝庭上的圣賢明君們坐在一張桌子上。在唐高宗時期，更出臺了一系列歧視商人法令，如商人不得穿黃衣服，不得坐馬車等。更為甚者，商人的生命財得不到任何法律的保護。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必然引發了商人的抗爭，迫使他們與唐代末年的地方軍閥勢力聯手，共同對抗朝庭。所以在唐五代時期，出現了一大批“反叛”商人，他們試圖通過采取武力的方式進入國家政權體制。

　　一是發生在唐德宗建中三年(782)的京城長安。當時正值“安史之亂”后不久，藩鎮勢力日漸驕橫。頗有雄心的德宗皇帝對此十分不滿，決定以武力削藩。無奈藩鎮叛亂不斷，“河南、河北連兵不息”，由此國庫日益空虛，軍費開支逐漸緊張起來。這時，主張“以刑名整齊天下”的奸相盧杞及其同黨趙贊(度支使)、韋都賓(太常博士)等認為：“貨泉所聚，在于富商”。于是，他們打著“借商”的招牌，對長安工商業者大肆掠奪，“京兆尹豐禎督責頗峻，長安尉薛萃荷校乘車，搜人財貨，意其不實，即以搒捶。”以致“京師囂然，如被盜賊”。面對政府這一野蠻的搜刮行徑，城市工商業者忍無可忍，“長安為之罷市，百姓相率千萬眾邀宰相(盧杞)于道訴之”。最后德宗迫于群眾的巨大壓力，也不得不下詔廢罷了這次所謂的“借商”活動。(見《舊唐書?盧杞傳》)這是中國歷史上工商業者第一次統一的政治斗爭，并取得了勝利。

　　二是發生在唐昭宗天復二年(902)八月的成都。經過唐末農民起義軍的打擊，唐朝已是名存實亡，各地軍閥混戰一片。“機智權勇，出于流輩”的王建在四川的爭戰中逐漸崛起，并于昭宗大順二年(891)榮升西川節度使。“(王)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而他又“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剛剛升任山南西道節度使的王宗滌便是其中的一位冤死鬼。

　　宗滌是他的假子，因其“有勇略，得眾心”而遭到王建妒忌。王建為自己建造王府。繪以朱丹，老百姓目其色而稱為“畫紅樓”。由于宗滌本姓華名洪，王建以畫紅與華洪諧音而心生疑竇，遂有誅殺之念。恰逢大將王宗佶(亦為王建假子)等人也害怕他的戰功，便散布流言蜚語進行誣陷。昭宗天復二年(902)，王建趁機將他召回成都責問，宗滌難以自辯，慷慨陳詞：“三蜀(指東川、西川和漢川，又稱三川)略平，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最后宗滌慘遭縊殺。廣大工商業者和軍隊將士聽到這一消息異常悲憤，“成都為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見《資治通鑒》卷258和卷263)以此表達了對這位深得士心民心的大將的擁戴和對濫殺功臣的王建的憤慨之情。

　　三是發生在北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九月的開封(汴京、東京)。這次是為悼念宋朝名相司馬光而開展的。司馬光是反對王安石新法的主將。由于新法本身存在缺陷，加之實施過程中有蛻變情況，因而不少新法措施已嚴重危害了人們正常的生產和生活。所以，當支持變法的神宗皇帝駕崩，不少人便迫不急待地要求廢除新法，并把司馬光推向了政治前臺。這位靜居洛陽十五年，“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澠水燕談錄》卷2)的名臣一回到京城，便受到人們空前的歡迎。“民遮道呼日：‘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東坡集?司馬溫公行狀》)有的人甚至爬到樹上屋頂去觀看，造成“屋瓦為之碎，樹枝為之折”的熱鬧場面。明人馬巒在《司馬溫公年譜》中慨嘆地說：“時得人之心如此，蓋千載一人而已。”評價之高，無以復加。正因其深得人心，司馬光才比較容易地罷廢了絕大部分新法。正當人們對他有更高期望時，他卻積勞成疾，溘然長逝。司馬光去世的消息震動朝野，正在行明堂大禮的高太后和哲宗帝立即趕往西府，“臨其喪，哭之甚哀”，決定停止上朝三天，百官們紛紛前往吊唁;而眾多的工商業者也按捺不住他們的悲痛情緒，竟“罷市往吊”(《宋史?司馬光傳》)，表達了對這位偉大政治家的緬懷深情。

　　這三次罷市分別發生在唐朝中期的長安、唐朝末葉的成都和北宋后期的開封，這些都是當時經濟繁華、工商業者相對活躍的都市，罷市活動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典型性。盡管規模還十分有限，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城市工商業者的政治意識和政治覺悟有了初步提高，因而是很有歷史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