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峴(708年-766年)，字延鑒，唐太宗李世民玄孫，吳王李恪曾孫，信安郡王李祎第三子。唐朝宗室、宰相，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封梁國公。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唐朝宰相李峴。

　　祖蔭出仕

　　李峴樂于結(jié)交地位低下的賢士，少年時就十分有政治才干。李峴二十歲的時候，曾經(jīng)跟大智禪師學習佛法，志向遠大、刻苦修行，禪師告訴他：“你應該為國家盡力，緣分不在此處。

　　李峴父親李祎軍功卓著，因此依靠祖上的功勛，李峴從左驍衛(wèi)兵曹做起，后改任太子通事舍人、鴻臚丞、河府士曹，直至多次擔任高陵令，以處理政務有方而文明，破格提升為萬年令、河南少尹、魏郡太守;召入任金吾，升任將作監(jiān)，改任京兆尹，所任各職政績顯著。玄宗每年都去溫湯臨幸，所過之處都大肆進貢珍玩以向皇帝獻媚，只有李峴不獻珍玩，皇帝以為他與眾不同。楊國忠派人騫昂、何盈揭發(fā)安祿山造反的陰謀，讓京城的官捕搜查他的府邸，搜到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謀反的證據(jù)，將他們勒死。安祿山發(fā)怒，上書為自己辯解，皇帝害怕發(fā)生事變，將李峴貶為零陵太守出京，并兼任御史中，丞荊州等五道副元帥、采訪使。天寶十三年(754年)，長安陰雨連綿六十幾天，宰相楊國忠憎恨他不依附自己，便把雨災歸咎到京兆尹李峴頭上，因此出任長沙太守。李峴走后，京城的糧食價格飛漲，百姓們都說：“想使米粟賤，莫過追李峴。”他理政時就是如此深得人心。永王當時任江陵大都督，暫時授予李峴為長史。

　　賢相決事

　　至德初年(756年)，肅宗朝致力于收求杰出的人才，以肅清禍難，李峴被召見于皇帝在外駐停的地方，肅宗下詔，拜李峴為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二年(757年)十二月，不久改為鳳翔太守又兼御史中丞，當時皇帝駕臨，知側(cè)近兵馬糧料，加授尚書左丞，仍然管理鳳翔縣的事物。等到皇帝回到京城，改授他為禮部尚書，下制說：“銀青光祿大夫、守禮部尚書李峴，為軍隊提供糧餉周到豐厚，開創(chuàng)事業(yè)取得成就，可任命為光祿大夫，行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國公。”

　　李峴有兄長李峘、李嶧。李峘跟隨太上皇李隆基，李峴在靈武擁戴肅宗，因為爵官一樣高，同時都是御史大夫，一起處理御史臺的公務，又在一張制文下封國公，而李嶧是戶部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兄弟三人都住在長興里的府邸，門前列三戟以示尊榮。

　　乾元二年(759年)，朝廷下制說：“李峴在朝中德高望重，在宗室里又是忠誠之臣，可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為宰相，當時的宰相還有呂諲、李揆、第五琦等人，但李峴名望最高，所以軍國大事，諸公不敢多言，都由李峴決斷，呂諲等人對此都有怨恨。

　　制衡閹黨

　　起初，宦官李輔國判行軍司馬，暗中派官員打聽民間的是非，稱為察事。忠誠善良的人遭到誣陷的接連不斷，有事申訴，朝中個官署不敢違抗。御史臺、大理寺關(guān)押的重要犯人，還未審訊審判結(jié)束，訟詞就被追到銀臺，不問罪行輕重，一時全部釋放，無人敢于違背。他每天在銀臺門處理天下政事，需要決定時，就稱皇帝頒下制敕，宮中的符印，進出都佩戴在自己身上。即使有敕書，需要李輔國簽署，然后才能施行。

　　等到李峴為相時，在皇帝面前磕頭直言李輔國亂政專權(quán)，皇帝于是醒悟，賞識李峴的正直，革除了這些弊端。李輔國因此辭去行軍司馬，請求任原官，察事等被停止;此后詔書不由中書省而發(fā)出，李峴必重新審查。

　　李峴對抗宦官專權(quán)，將敕文發(fā)制權(quán)重新收歸中書省，李輔國由此深恨李峴。

　　直諫罷相

　　鳳翔七馬坊的押官，起先行盜賊舉動，搶劫平民，州縣官衙不能制止，被天興縣令知捕賊謝夷甫擒獲處決。他的妻子告狀為夫伸冤。李輔國從前曾擔任飛龍使，偏私其人，為他上訴，下詔監(jiān)察御史孫鎣審理這個案子。鎣開始判決謝夷甫無罪。他的妻子又來上訴，下詔令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quán)獻三司審問，三司審訊的結(jié)果與孫鎣相同。

　　他的妻子申訴不已，下詔令侍御史毛若虛再次審問，若虛判謝夷甫有罪，又說崔伯陽三人徇私，沒有依據(jù)事實判決。崔伯陽大怒，派人去召見毛若虛，話不投機。崔伯陽想上奏此事，毛若虛已經(jīng)先騎馬覲見，向肅宗告急，皇帝說：“我知道了，卿出去吧。”毛若虛說：“臣出去就要死了。”皇帝因此留他在簾內(nèi)。過了一會，崔伯陽來到，肅宗詢問，崔伯陽極力說毛若虛順從權(quán)幸意旨，附會宦官。皇帝發(fā)怒，將他斥責而出。

　　崔伯陽被貶端州高要尉，權(quán)獻被貶為郴州桂陽尉，鳳翔尹嚴向及李曄都被貶到嶺下做一名縣尉，孫鎣被除去名籍長期流放播州。李峴認為幾人都沒有罪，處罰太重，想為他們說理，于是上奏：“如果毛若虛奉迎權(quán)貴意旨濫用刑罰，違犯國家法律，陛下如果相信他的判決，是不相信御史臺。”皇帝對李峴的話很生氣，貶李峴出京為蜀州刺史，再次出任江陵并兼御史大夫，充荊南節(jié)度觀察處置營田等使。當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宮應對，皇帝說：“李峴想專權(quán)嗎?為什么說信任毛若虛就是不信任御史臺?已下令貶他做蜀州刺史，朕還覺得處罰太輕了。”韓擇木回答：“李峴說話直率，不是想專權(quán)。陛下寬恕他，只會增加圣上的德行。”

　　代宗復相

　　代宗即位，征招李峴為荊南節(jié)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又召入為禮部尚書，兼宗正卿。時逢皇帝駕臨陜州，李峴從商州山路趕赴皇帝所在。回到京師，拜李峴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按照先例，宰相不在政事堂接見賓客。當時天下多事，宰相元載等見宦官傳達詔命至中書省，就領(lǐng)他們進入政事堂，設置榻床接待。李峴為宰相，下令撤去榻床，上奏請常參官分別舉薦能夠勝任諫官、憲官者的人才，不限人數(shù)。

　　公正執(zhí)法

　　剛收復東京時，討論如何處置接收叛賊官職的陳希烈已下數(shù)百人，崔器奉迎旨意嚴峻苛刻，上奏請求全部處死;皇帝也意欲嚴懲以警戒天下，打算聽從崔器的意見。

　　當時李峴為三司使，堅持說：“凡事有首惡有從犯，情節(jié)有輕重，如果一概處死，恐怕有違陛下寬宏大量的深義，又不符合國家允許自新的法典。再說羯胡擾亂綱常，無人不收到凌辱，二京全部陷落，天子流亡南方，人人各故性命，禮教敗壞。有的是陛下親戚，有的是勛舊子孫，如果全部處以極刑，恐怕違背仁愛寬容的本意。古代賢明的君主用刑，只是殺掉首惡，脅從不問。何況河北殘余的敵人尚未平定，官吏多被賊人拘限，如果能寬大處理免除死罪，正好開啟悔過自新的道路;如果全部處死，是為堅定叛逆黨羽的決心，誰還敢改過自新歸順國家?困獸尚且斗爭，何況數(shù)萬人呢!”崔器、呂諲，都是死守條文的官吏，不識大體，不知道變通。朝廷爭議了數(shù)日，才聽從了李峴所奏，全保全了很多人的性命。

　　因為他能預料政敵動向、決定大事都如此準確，竟被宦官所排擠，免去知政事，為太子詹事，并充任江南西道勾當鑄錢使。不久升任吏部尚書，知江淮舉選，在洪州設置考場，并擔任勸農(nóng)宣慰使。第二年，改任檢校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永泰二年(766年)七月因病逝世，時年五十八歲。

　　人物歷史評價

　　(宋) 孫之翰：“肅宗逐李峴，不惟為內(nèi)臣所制，亦昏暗而然也。峴之名徳，為時信重，作相未逾月，論議風采已能聳動中外;及論毛若虛奸回，致崔伯陽等無罪譴逐，此固易明之事，一縣尉捕殺馬坊卒，非兇暴之甚安敢行法?但李輔國言卒之寃，伯陽等數(shù)名臣案覆之具得其狀，獨若虛附會輔國，亦言其寃，肅宗不信伯陽等公正之言，但慿若虛奸回之奏，此豈非為輔國所制而然爾?既為內(nèi)臣所制，枉逐正人賢相，辨之復以為累且，對侍臣言峴專權(quán)逐之逺郡，猶為寛法是果，不能辨事之曲直，察臣之枉正，豈非昬暗也?輔國一閹人，以護從微勞，寵用過分，遂致強橫，撓亂國法，公卿百官承附者眾，峴既相首，論其狀，輔國尋讓位，雖出忿意，是亦知懼也。一閹人方強橫，天子不能制，大臣不敢忤，賢者作相首挫其鋒，若任之歲時，必能制其奸惡，不至于甚;峴方盡心國事，無所畏避，肅宗以為専權(quán)而逐之，養(yǎng)成輔國之勢，卒為大惡噫!肅宗中興之主也，以過寵內(nèi)臣，遂昬懦至此，惜哉!”

　　(清) 王夫之：“程元振得權(quán)以來，所譖而誅者來瑱，瑱固有可誅之罪也;所忌而逐者裴冕，猶得刺州以去，未有大傷也;李峴與相不協(xié)，柳伉之事，峴且與謀，未嘗先發(fā)制峴，而安位自若;省寺臺端，類非繇元振以升，而害亦不及，士大夫固優(yōu)游群處于朝右，誰禁之使瘖，而讓搏擊之舉于一博士乎?通國痿痹，無生人之氣，何其甚也!”

　　(清) 趙毅：“安祿山之變，唐臣貴如宰相陳希烈，親如駙馬張?，皆甘心從賊，?顏為之臣，此即處以極刑，豈得為過。乃廣平王收東京后，希烈等數(shù)百人押赴長安，崔器定儀注，陷賊官皆露頭跣足，撫膺頓首于含元殿前，令扈從官視之，并概請誅死。李峴爭之，謂非維新之典，偽官內(nèi)或陛下親戚，或勛舊子孫，概處極法，恐乖仁恕，況殘寇未平，尚多陷賊者，若盡行誅，是益堅其從賊之心。乃議六等定罪。(《器》、《峴》等傳)《舊書》謂峴此奏全活無算，《新書》亦謂因此衣冠更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皆峴力也。是皆以器為過當，峴為持平。案是時蕭華自賊中歸，奏云，仕賊官有為安慶緒驅(qū)至河北者，聞廣平王宣恩命釋放，皆相顧悔恨。及聞崔器議刑太重，眾心又搖。(《器傳》)李勉亦奏肅宗曰：“元惡未除，點污者眾，皆欲澡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qū)天下以資兇盜也。”由是全活者眾。蓋當日時勢或有不得不從輕典者，然一時權(quán)宜，用以離攜賊黨則可，若竟以峴所奏為正論則非也。堂堂大一統(tǒng)之朝，食祿受官，一旦賊至，即甘心從賊。此而不誅，國法安在!乃當時無不是李峴而非崔器，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