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悉，最早預見安祿山謀反的人竟然是李白!這到底是怎么回事?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關于安史之亂的趣聞，希望能夠解答您的疑問。

　　關于安史之亂的趣聞：

　　“安史之亂”爆發前，曾先后有三位高官向唐玄宗說過安祿山會謀反。據《舊唐書》記載，張九齡因為討厭安祿山的“狡黠”，所以告他“面有逆相”且有“狼子野心”;王忠嗣因為李林甫對自己“日求其過”，于是告他的親密同伙安祿山日后“必反”;楊國忠因為擔心安祿山與自己爭奪相位，因此多次“上前言其悖逆之狀”。

　　在古代，把“謀反”的帽子強扣在別人頭上，是一種比較常見的政治斗爭手段。在個人喜惡、個人利益、個人權欲面前，無論是風度翩翩的張九齡，異常奸詐的李林甫，還是粗魯霸道的楊國忠，都把頗受皇帝寵愛的安祿山視為“眼中釘、肉中刺”，都欲除之而后快。因為沒有真憑實據，所以他們的說法均屬主觀臆斷和惡意誣陷。

　　其實，最早預見安祿山謀反的人是李白。天寶十一年(752)十月，李白在游歷途中去了一趟范陽，即幽州，也就是安祿山的大本營，親眼目睹了安祿山的囂張氣焰，客觀地預見了安祿山謀反的必然性。離開幽州后，李白寫了一首詩，題為《幽州胡馬客歌》，詩中的“胡馬客”暗指安祿山，“綠眼虎皮冠，笑拂兩只箭”寫出了安祿山的飛揚跋扈，“疲兵良可嘆，何時天狼滅”則道出了自己的憂國之思。

　　李白之所以有這種敏銳覺察和正確判斷，筆者認為有以下原因：其一，李白經過兩次官場上的失敗，政治警惕性有了進一步提高;其二，李白被“賜金還山”后身處局外，更容易清醒地認識問題;其三，李白與安祿山都具有胡人血統，更容易洞悉同族人的心思。流放夜郎遇赦后，李白在《經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一詩中也回憶了當年他在幽州的所見所聞。“戈”和“鋋”均為古代兵器，李白用一句“戈鋋若羅星”，犀利地揭露了安祿山躍躍欲試的狼子野心。

　　對于如此重要的軍事情報，李白既沒有上報朝廷，也沒有密奏皇帝。應該說，李白有難言之隱。當時，安祿山正紅得發紫，昏聵的唐玄宗對他百般信任和恩寵，連御史大夫和當朝宰相都扳不倒他，李白一個被讒逐的文人，所說的話又有多少分量呢?再者，王忠嗣、楊國忠因為說過安祿山的壞話，一個被貶職，一個遭白眼，如果換了李白，恐怕只有被砍頭的份了。所以，一句“心知不得語”，反映出了李白當年心存畏懼、有話難訴的矛盾和尷尬。

　　把話放在心里面，把預見寫在作品中，是李白的無能為力、無可奈何的一種選擇。此后，李白繼續他的游山玩水，繼續他的求仙訪道，甚至想用“棲蓬瀛”的方式來避世。天寶十四年(755)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后，劍法高超的李白不但沒有投軍報國，反而和普通百姓一樣選擇了倉皇“南奔”，甚至認為“樂毅倘再生，于今亦奔亡”。國難當頭，李白這一系列退攖逃避的做法，既反映了李白在政治上的消極和絕望，也反襯出了“盛唐”表象下的昏暗和腐朽。

　　安史之亂的簡介：

　　安史之亂，是唐代于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發生的一場政治叛亂，是唐由盛而衰的轉折點，也造成唐代藩鎮割據。

　　由于發起叛唐者乃是安祿山與史思明二人為主，故事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于爆發于唐玄宗天寶年間，也稱天寶之亂。安史之亂歷時七年零三個月，雖然亂事最終得以平定，可是很多后世史家均認為安史之亂不但是唐帝國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而且對中國后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對外關系的發展均產生極為深遠而巨大的影響。

　　司馬光《資治通鑒》：“(安史之亂爆發之后)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涂炭，無所控訴，凡二百余年。”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軍內訌，史思明為其子史朝義所殺，內部離心，屢為唐軍所敗。寶應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繼位，并借回紇兵收復洛陽，史朝義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仆固懷恩率朔方軍追擊史朝義。

　　寶應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獻莫州投降，送史朝義母親及妻子于唐軍。史朝義率五千騎逃往范陽，史朝義部下李懷仙獻范陽投降。史朝義走投無路，于林中自縊，歷時七年又兩個月的安史之亂結束。

　　唐廷基于迅速結束戰爭的考量，任命安史余部田承嗣為魏博節度使，李懷仙為幽州節度使，李寶臣為成德節度使，薛嵩為昭義節度使，此后唐朝進入藩鎮割據的局面。

　　安史之亂歷時七年零二個月，雖然亂事最終得以平定，可是很多后世史家均認為安史之亂不但是唐帝國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而且對中國后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對外關系的發展均產生極為深遠而巨大的影響。司馬光《資治通鑒》：“(安史之亂爆發之后)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涂炭，無所控訴，凡二百余年。”

　　當時唐室為了早日結束戰事，不惜招撫安史降將如李懷仙、田承嗣等，大肆分封節度使，允許其保留所據地區與兵力，于是藩鎮(方鎮)數量激增，全國各地均置節度使。而安史叛將的舊有軍力得以維持，因此便割據一方，控制了地方的政務，“郡將自擅，常賦殆絕，藩鎮廢置，不自朝廷"，中央無法控制地方，形成藩鎮割據的問題。如安史舊將田承嗣據魏博、李寶臣據成德、李懷仙據范陽，皆領節度使之職，即河朔三鎮。當時方鎮表面上臣服于唐室，但事實上卻割據一方，使唐帝國陷入分裂的狀態，當中以河朔三鎮為甚[7]。此一割據狀態可謂一直維持至唐亡乃至五代十國。唐末年，宣武節度使朱溫帶兵進入京師長安，控制唐室。其后當朱溫廢唐哀宗，建立后梁，自立為帝，全國各地隨即各自獨立。

　　安史之亂之影響也包括促使長安、洛陽的衰落與中國政治重心的轉移。自秦漢、隋唐以來，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一帶均為政治上的首都，是中國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自安史之亂后，因戰亂持續而殘破不堪，李庾《東都賦》描寫安史叛軍“殺人如刈，焚廬若薙”;洛陽“世治則都，世亂則墟;時清則優偃，政弊則戚居”，故五代之中只有后唐定都洛陽，其他四朝乃至北宋以后的各個皇朝均不再定都于西安或者洛邑。

　　財經上，華北經濟因此而殘破，經濟重心再度南移，南方取代北方的經濟地位。歷時七年零二個月的戰亂主要蹂躪黃河中下游這一唐代人口最稠密和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北方人民多流徙，北方的生產大受破壞;相反，安祿山軍隊雖也曾想攻打江南，擴張勢力范圍，但唐室因許遠、張巡等名臣死守睢陽，使南方并未如北方般受到戰亂的摧殘，南方得以保全。南方因大量北方人民南逃，為南方帶來勞動力，使江南的經濟則日益發達，最終其經濟規模凌駕于中原之上。

　　唐室為了平亂而向外族回紇借兵，回紇自持憑平亂有功，也屢屢向唐室勒索威逼財帛，連年的侵擾邊境，唐的聲威至此淪落，天可汗制度無法維持。原本隸屬于唐朝的西域地區更是在之后三十五年時間內陸續被吐蕃和回紇所完全占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