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寡言君子”梅貽琦曾妙語：壞學生都是被教壞，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推薦的教育家梅貽琦的趣聞，希望各位看官能感興趣哦。

　　教育家梅貽琦的趣聞：

　　教育家梅貽琦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人稱“寡言君子”。

　　有一次，學校的一些學生與社會上的人發生爭執，導致對方嚴重受傷。媒體記者蜂擁而至，經過采訪，認為學生的過錯大。此事報道后，引起軒然大波，民眾紛紛指責學校。有記者問梅校長打算怎樣處理學生，是不是要開除。梅貽琦沒有迎合輿論以求自保，而是承認自己有錯，并向公眾道歉。最后，他還說：“學生沒有壞的，壞學生都是被教壞的。”護犢之情溢于言表。

　　隨著清華學術地位的日漸提高，梅貽琦開始受到世界的關注。1941年清華建校30周年校慶時，有歐美著名大學的校長稱贊清華“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載”，并問梅校長做到這點有何秘訣。梅校長沒有大談特談管理經驗，而是繼續他慣有的簡練風格，回答道：“這和學校教師、學生的支持是分不開的。因為，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愿意倒梅(霉)!”自嘲式的幽默，給在場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寡言少語的梅貽琦，有時也會讓人無法參透其內心。當初考清華第一批留美生，放榜時，大家都焦急萬分，唯有他不慌不忙，從容不迫。啟程上船赴美時，有人驚訝地發現他也在其中。此后，大家發現，梅貽琦雖然話語少，談起來卻頗優雅得體，從此在同學中有了“寡言君子”的稱謂。

　　可見，梅貽琦雖然寡言，卻絕不是肚子里沒貨或者思想貧乏，而是“嘴里不說，骨子里自有分寸”。如今，我們從梅貽琦許多簡短的話語中，能領略到的，更多的是他的個人魅力和人生哲理。

　　梅貽琦的簡介：

　　梅貽琦(1889.12.29-1962.5.19)，字月涵，祖籍江蘇武進，祖先于明成祖時由江南遷居北京，后于天津落籍，為梅曾臣長子。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1914年，由美國伍斯特理工學院學成歸國。歷任清華學校教員、物理系教授、教務長等職，1931-1948年，任清華大學校長。1955年，在臺灣新竹創建清華大學并任校長。

　　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期間，奠定了清華的校格，為清華大學做出了不可泯滅的貢獻。期間，對師資人才進行嚴格遴選和延聘，推行一種集體領導的制度。 他與葉企孫、潘光旦、陳寅恪一起被列為清華百年歷史上四大哲人。

　　1889年(光緒十五年)12月29日，梅貽琦生于天津。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其父中過秀才，后淪為鹽店職員，甚而失業，家境亦每況愈下。

　　1904年(光緒三十年)，南開中學第一期學生。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入保定高等學堂。

　　1909年(宣統元年)6月，梅貽琦報考首批庚款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以第六名的成績被錄取，成為首批赴美留學生47人中的一名。

　　1910年(宣統二年)，進入美國武斯特工學院(WorcesterPolytechnicInstitute)，習電機工程。

　　1914年(民國三年)，畢業于吳士脫理工學院電機系，獲電機工程學士學位，并入選SigmaXi榮譽會員。

　　1915年(民國四年)，春季，留學歸國。同年秋季，擔任清華學堂物理教師。后任教務長，暫代校務，清華大學留美學生監督處監督等職。

　　1931年(民國二十年)10月，出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到職后多次闡述"師資為大學第一要素"等辦學至理，并積極延聘國內國際著名學者來校執教。

　　1937年(民國二十六年)，抗日戰爭時，清華與北大、南開三校合并為西南聯合大學，任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翌年任西南聯合大學校務委員會兼主席。

　　1943年(民國三十二年)，在由他擬綱，潘光旦代筆的《工業化的前途與人才問題》中，梅貽琦表示，真正工業的組織人才，對于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學、文化背景，都應該有充分的了解。

　　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籌備復校，繼續擔任校長，直到1948年12月清華園解放前夕。

　　1948年(民國三十七年)12月，北平即將解放。梅貽琦搭乘國民黨的飛機南下。國民黨政府再三邀請梅貽琦入閣，梅貽琦維持了一貫的中間立場，他對新聞記者談話說:"不出來對南方朋友過意不去，來了就做官，對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所以始終婉謝，他依然屬意教育。

　　1949年，前往巴黎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會議，任代表團首席代表。會后赴美。

　　1950年任華美協進社常務董事，翌年組織清華大學在美文化事業顧問委員會。

　　1953年任臺灣當局教育部門在美文化事業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

　　1955年，梅貽琦由美國飛臺灣，開始用清華基金會利息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也就是臺灣新竹清華大學的前身，諾貝爾獎獲得者李遠哲曾在這里就讀，梅貽琦因為一手奠定了臺灣的清華基礎，被稱之為"兩岸清華校長"。

　　1958年7月，任臺灣當局"教育"，兼清華大學校長。嗣兼任"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興建核科學館、放射性同位素實驗室。

　　1959年，兼任臺灣當局"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聯席主席。

　　1960年5月，患病入臺大醫院療養。

　　1961年2月，奉準辭臺灣當局"教育"，仍兼"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

　　1962年2月，當選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5月擔任"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同年5月19日，上午10時50分病逝于臺大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