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的情感趣聞
陳獨秀曾和小姨子高君曼私奔結婚?這是怎么回事?趕緊和學習啦小編一起來看看陳獨秀的情感趣聞吧，希望能夠解答您的疑問。
陳獨秀的情感趣聞：
陳獨秀一生中有過三位妻子，第一任妻子和第二任妻子是親姐妹，這場不倫之戀曾經引起軒然大波。雖然陳獨秀與第二任妻子高君曼不顧流言蜚語結合了，最終還是分道揚鑣。
陳秀才與高曉嵐形同陌路陳獨秀1897年在家鄉安徽懷寧結婚了，他的妻子就是原先當過安慶府統領的清軍副將高登科的女兒高曉嵐(亦叫高大眾)。
婚后，夫妻二人起初相處得還算過得去，一方面是陳獨秀本來就對這門親事期望不高，另一方面是高曉嵐到了陳家以后，恪守婦道，生活十分儉樸，在鄉里很有賢惠之名;數年之后，高曉嵐為陳家也添了對兒女。照理，這對夫婦是該相安無事地聊度時光了，可是陳獨秀卻覺得，他們在性格和思想上的差異已到了難以彌合的境地：陳獨秀少年得志，頗負才名，高曉嵐則目不識丁，結婚以后，陳獨秀多次勸她多識些字，學點文法，看些有趣的小說，學些好聽的兒歌。偏偏高曉嵐不屑一聞，自以為“女子無才便是德”，為此陳獨秀漸漸感到心灰意冷。之后，倆人即使在一起，也很少說話，形同陌路。
與小姨子相見恨晚就在陳氏夫婦關系遠散的過程中，高曉嵐的同父異母的妹妹高君曼，走進了陳獨秀的生活。
據張寶明、劉云飛《飛揚與落寞：陳獨秀的曠代悲情》，高曉嵐母親死后，高登科的續弦亓氏于1885年生下了高君曼。高君曼本名小眾，又名君梅，小陳獨秀六歲。高君曼與姐姐高曉嵐生活環境不同，她是生父生母的掌上明珠，從小嬌生慣養，少有挫折，受教于家庭教師，知書達理，思想開闊。在性格上，她活潑開朗，干練灑脫，熱情奔放。曾在北京女子師范學校就讀，思想進步，見識廣博，并熱愛文學，特別愛讀陳獨秀發表在各報刊上的作品，對姐夫很是仰慕崇拜。
高君曼身材高挑，時裝新潮，一頭短發下，明眸皓齒與微露的笑容，處處顯示著清麗恭良的新式女性特質。在二人的交往中，妻妹滿腔的熱情，新穎的思想，不凡的談吐，讓陳獨秀耳目一新，很快兩人便覺相見恨晚。
后來，高君曼尋找機會，借著各種理由與陳獨秀單獨接觸，或促膝談心，或小徑漫步，交流思想、熱烈討論。當時，陳獨秀常常去藏書樓發表時事演說，高君曼便常常去那里閱讀進步報刊或聽姐夫演講。
起初，二人朝夕相處地探討學問，在傳統的倫理觀念里，人們幾乎不敢設想會發生什么。這種思想，當然也包括恪守傳統的高曉嵐。
當二人難割難舍時，一個難題便擺在了這個封建家族的面前。兩個性情剛烈的叛逆者的出現，使得最終結果只有兩種：打破或者扼殺。
對于已決定隨時因家族壓力雙飛遠遁的二人來說，扼殺已漸次的這份感情己是不可能了。繼父陳衍庶甚至以“退繼”相威脅，但陳獨秀根本無意繼承其遺產，陳氏家族的所有努力都無濟于事。
鄉鄰的傳說沸沸揚揚，陳、高兩家嚴厲指責。但二人并不在乎。
陳獨秀不顧一切與小姨子結婚1909年年底，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在杭州與高君曼正式同居，木已成舟，陳獨秀與高曉嵐的夫妻關系已名存實亡。
31 歲的陳獨秀在陳高兩家一片反對和譏諷聲中，與高君曼在西湖正式宣布結為伉儷，與家庭中斷了關系。此時的高君曼，一身入時的江南裝扮，亭亭姿秀，綿綿溫雅，時常伴隨陳獨秀出訪高朋，聽琴瑟互答，過著美好的隱居生活。陳獨秀為此還寫下了感懷20首，其中一篇寫道：
委巷有佳人，顏色艷桃李。
珠翠不增妍，所佩蘭與芷。
相遇非深恩，羞為發皓齒。
閉戶弄朱弦，江湖萬余里。
九年奮斗中的苦悶、寂寞、不滿現實與對未來的期待，交織著與佳人相娛的幸福及報國無門的悲慨與惆悵，同時也表達了他無意逃避現實，積極投身革命的入世精神。
高君曼與陳獨秀的結合使高曉嵐成了被同情的對象，就連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對他們二人的結合也深為不滿，成了后來一直難以開解的家庭疙瘩。
高曉嵐這位舊式婦女，恪守婦道，嫁到陳家33年中，生育了延年、喬年、玉瑩(筱秀)、松年等子女，她總是穿著藍布長褂，寬大的褲腳管，用繩子扎得緊緊的。上孝公婆，下撫子女。1930年9月9日，高曉嵐在安慶去世，終年55歲。
高曉嵐去世后，高君曼帶著兩個孩子為姐姐奔喪，雖時光匆匆，二十多年過去了，但在陳家一年多的時間里，陳氏家族對她仍耿耿于懷，鄙恨難泯。
擅長吟詩的高君曼高君曼擅長吟詩，1916年(民國五年)7月間的《 民國日報》刊登以“君曼”署名寫的兩組詩。從詩的內容來看，即是高君曼所作：
月詞
君曼嫩寒庭院雨初收，花影如潮翠欲流。
繡幕深沉人不見，二分眉黛幾分愁。倚窗臨檻總成癡，欲向娥寄所思。
銀漢迢迢宮漏永，閑階無語立多時。寂寂春城畫角哀，中宵扶病起徘徊。
相思滿地都無著，何事深閨夜夜來。蟾光如水浸簾枕，飛絮迷離罨畫中。
鸚鵡不知飄泊慣，終宵輕薄罵東風。沈沈院落鎮黃昏，舊夢模糊剩淚痕。
落盡棠梨渾不管，和云和雨瘞春魂。密云如殢望來遲，為拜雙星待小時。
偷向丁簾深處立，怕他花影妬腰支。春寒風膩冷銀缸，竹翠分陰上瑣窗。
記得憑肩花底生，含情羞見影雙雙。午夜輕寒冷翠裾，葉嬌花媚影扶疏。
玉人簾底偷窺久，渾怪初三瘦不如。畫樓前后柳塘西，一碧澄鮮玉宇低。
我欲化身云萬朵;防他清潔著污泥。影事如煙淚暗彈，釵痕依約粉香殘。
傷心最是當前景，不似年時共倚闌。
這組詩見于《民國日報》1916年(民國五年)7月12日12版。
餞春詞
君曼洛陽三月春猶淺，剛覺春來春又歸。
若個多情解相憶，征鞍還帶落花飛。化碧鵑魂鎮日啼，驕紅姹紫怨何如。
拋人容易匆匆去，莫到江南又久居。離離芳草連天遠，綠斷來時路幾層。
欲倩揚花訊蹤跡，可憐漂泊更無憑。離筵惆悵日西斜，客舍留春轉自嗟。
多恐明年消息早，歸來依舊是天涯。畫樓垂柳碧絲絲，淚眼東風曉霧滋。
莫遣玉人便知得，者番花事又荼蘼。鸝唱尊前未解愁，鶯花蝶草盡風流。
碧城十二如天遠，何處鐘聲何處樓。羌笛凄涼怨玉門，春來春去了無痕。
年年載酒長安道，折得楊枝總斷魂。樓下花驄花下嘶，殷勤還與訂歸期。
問君更有愁多少，拼把年華換別離。
這組詩則見于《民國日報》1916年7月14日12版。
嫌隙漸生 高君曼離陳獨秀而去陳獨秀經歷了一場婚姻悲劇之后，自然對高君曼加倍憐愛。高君曼為人賢淑，知書達理，能理解陳獨秀的事業，所以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伉儷之間和睦相處。
琴瑟生活中也不乏暗流。高君曼比較向往穩定寧謐的家庭生活，然而，也恰恰在這方面，陳獨秀不能遂高君曼的心愿。他天生就是一個看輕家庭生活的人，走南闖北，屢遭風險，家人也跟著顛沛流離，很難過得上一段安逸的生活。特別是陳獨秀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之后，高君曼的生活就一直充滿著動蕩，甚至還陪著他一起坐過班房。這種擔驚受怕的日子，與高君曼向往的教授夫人的生活畢竟差距太大，只是憑著對陳獨秀的崇仰苦苦熬著。可是這一片苦心偏偏又沒有得到陳獨秀的體諒。尤其在對待陳獨秀與高曉嵐的子女問題上，陳獨秀的固執和偏見極大地刺傷了高君曼的心。
陳獨秀的固執暴躁和古怪乖張的生活方式，使高君曼忍無可忍，傷心透頂，終于開始了口舌之爭，繼而又發展到出手相打。高君曼自小就嬌生慣養，受不得半點逆來之氣，更何況陳獨秀還振振有詞地宣布她是“資本主義”，她遂把愛情前景看淡，終于帶著自己所生的兒女，離陳獨秀而去。直到香消玉殞，也再沒有去見陳獨秀一面。
歷史名人陳獨秀簡介：
陳獨秀(1879～1942)，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原名慶同，字仲甫。安徽懷寧(今屬安慶市)人。生于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卒于四川江津。1915年9月15日，創辦《新青年》雜志，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旗幟。曾當選為中央局書記，中共第二、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等。主要著作收入《獨秀文存》、《陳獨秀文章選編》等。1922年11月5日，中共代表參加共產國際大會，陳獨秀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被捕。
生平簡介：
早年參加縣試、鄉試，由于認識到科舉制度的腐敗，一度擁護戊戌變法。1901年以后，三次留學日本。與張繼、蘇曼殊等組織革命團體青年會。1903年參加拒俄運動，旋又襄助章士釗主編報紙，宣傳排滿革命思想。1904年創辦《安徽俗話報》，傳播愛國民主思想和科學知識。1905年在安徽與柏文蔚等組織岳王會，聯絡大批革命志士，為同盟會在安徽的發展打下基礎。武昌起義前后，在杭州活動，曾起草革命檄文多篇。旋回安徽，先后任孫毓筠、柏文蔚都督府秘書長，大力改革官僚政治。失敗后，又追隨柏文蔚討伐袁世凱，遭挫折，逃亡上海，繼續探求救國救民道路。1915年創辦《青年》(后改名為《新青年》)雜志，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猛烈抨擊儒家倫理道德、舊文學和舊教育，掀起中國近代思想啟蒙運動。這既彌補了辛亥革命的理論不足，又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開拓了道路。1917年1月，到北大任文科學長，推行課程改革，以白話文教學。1918年12月，與李大釗等創辦《每周評論》，評點時事，主張公理，反對強權。《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宣傳和教育，為五四運動準備了思想和干部條件。1919年五四運動后，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1920年5月，在上海會見共產國際代表魏金斯基，開始發起組建中國共產黨的準備工作。
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一大上，陳獨秀當選為中央局書記。此后，在中共二大、三大上均當選為中央委員長，在四大、五大上當選為中央。1922年8月，在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特別會議上接受共產國際決定，由反對國共合作轉為擁護國共合作，旋即加入中國國民黨，參加國民黨的改組工作。1925年領導五卅運動。
從1929年5月開始，陳獨秀與彭述之等接觸到托洛茨基主義的文件，轉向托派，激烈抨擊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推行的路線和黨的方針政策。10月，中共中央曾對他提出警告，他仍堅持己見，同年11月被開除出黨。1931年5月初，托陳取消派與莫斯科歸國留學生托派小組織舉行統一大會，成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在上海設中央機構，陳獨秀任，并發行刊物《火花》。
1932年10月被國民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獄。擁護國民黨領導抗日，擁護國共合作，與堅持打倒國民黨、反對國共合作的托派中央決裂，并一度在武漢獨立進行政治活動，聯絡民主人士和抗日軍隊，企圖組織“不擁國、不阿共”的第三勢力。1938年，被王明、康生誣陷為日本間諜，從此與中共徹底決裂，并撰文抨擊中共執行的農村游擊戰爭的抗日路線。7月入川，晚年貧病交加，仍不斷撰文譴責斯大林肅反擴大化，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贊揚英美議會民主制度，表示要徹底推翻“我輩以前的見解”，認為列寧、托洛茨基的理論，不適用于中國、俄國和西歐。著作編為《獨秀文存》、《陳獨秀文章選編》等。
人物大事年表：
1896年，陳獨秀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學習，開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論被書院開除。1901年因為進行反清宣傳活動，受清政府通緝，從安慶逃亡日本，入東京高等師范學校速成科學習。
1903年7月，陳獨秀在上海協助章士釗主編《國民日日報》。
1904年初，他在安慶創辦《安徽俗話報》后編輯部遷至蕪湖，宣傳革命思想。
1905年組織反清秘密革命組織岳王會，任總會長。
1907年，他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后轉入早稻田大學。
1909年冬去浙江陸軍學堂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
1913年參加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后被捕入獄，出獄后于1914年到日本，幫助章士釗創辦《甲寅》雜志。他寫文章用“獨秀”筆名，來源于家鄉的獨秀山。
1915年9月，在上海創辦并主編《青年雜志》，1916年9月1日改名《新青年》，李大釗發表《青春》一文。
1917年初受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
1918年12月與李大釗等創辦《每周評論》。這期間，他以《新青年》、《每周評論》和北京大學為主要陣地，積極提倡民主與科學，提倡文學革命，反對封建的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主要領導人之一。
1919年五四運動后期，開始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
1920年初潛往上海，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同時與其他各地的先進分子聯系，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成為主要創始人之一。
1921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雖然沒有出席，但被選為中央局書記。從一大到五大，均被選為中央委員，先后任中央局書記、中央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中央等職務，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在大革命時期，他多次獨自、或與少數同志聯名反對共產國際領導層發出的一些明顯的投降政策，但都遭到蘇共和共產國際當權派的政治彈壓。1927年中國大革命遭到失敗，陳獨秀成為共產國際斯大林主義路線的替罪羊。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組，他離開中央領導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觀點，以在黨內成立小組織的方式進行活動。
1929年11月，因他在中東路問題上發表對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被開除黨籍。同年12月發表由81人署名的作為中共左翼反對派綱領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在上海組成托派小組織無產者社，出版刊物《無產者》。
1931年5月，被推選為中國托派組織的中央書記。
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
1937年抗戰爆發后，他于8月出獄，先后住在武漢、重慶，最后長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慶江津)。
1942年5月27日在貧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歲。
陳獨秀的政治觀點：
1.民主主義是“超時代”、“超階級”的，是“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眾反對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實施的范圍有廣狹而已”。未來世界，將實現“無產階級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2.社會主義是很長的歷史階段，根本目標是發展經濟，使最大多數人民幸福。建設社會主義要吸收資本主義文明成果，不能馬上廢除私有制，初期允許多種經濟成分，而以國家資本主義為主。
3.肯定“前期”蘇俄，否定“后期”蘇俄。斯大林在蘇俄的恐怖專政，是蘇俄制度造成而非個人品質問題;“任何獨裁制度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可能分離的”。沒有民主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相成而非相反;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權絕不能創造社會主義，蘇聯早已不是社會主義。
4.世界大戰中不能引發革命，殖民地不能獲得解放獨立。“此次若是德、俄勝利了，人類將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紀，若勝利屬于英、法、美，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我們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貪污，有可能恢復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勝利屬于德、意、日，我們必然淪陷為殖民地”。
5.放棄對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的信仰。
陳獨秀的文藝觀：
陳獨秀的觀點：文學之文以情為主，應該華美而不重實用。他曾有“華美無用之文學”的措辭，錢玄同提出質疑，此“無用”二字是否與一貫之主張有沖突。其實，此“無用”二字表達了陳氏一種很重要的文章觀念。所謂“無用”，即無實用之意，并非無價值。文章區別于文學，正是在實用與不實用上劃清界線。應用之文以理為主，應該樸質而有用，清除“阿諛、虛偽、鋪張的貴族古典文學”的惡劣文風。魏晉以后，應用之文駢化傾向日益顯著，大有不駢就不能作文的趨勢;唐宋古文家企圖扭轉這種風氣，其策略不是促進小說的發展，戲劇的新生，以減輕應用文體肩負的美文職能，反而加速了應用文體文學化的步伐，使其變得更加小巧精致，更加失去了應用的品格。所以，無論是駢文還是古文，都未能將應用文體引向健康發展的方向。陳獨秀一針見血地指出：“碑銘墓志，極量稱物，讀者決不見信，作者必照例為之。尋常啟事，首尾恒有種種諛詞。居喪者即華居美食，而哀啟必欺人曰，苫塊昏迷。贈醫生以匾額，不曰術邁歧黃，即曰著手成春。”陳獨秀深諳此弊，提出將應用之文與文學之文徹底分家，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贊同。經錢玄同、劉半農的進一步論證補充就完全具有實際的操作價值了。(摘自《應用寫作》雜志1994年第4期第45頁《“五四”現代應用文發展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