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蒙古族)建立并統治中國全境的半封建半奴隸制王朝，有說元朝近百年沒有舉行過科舉考試，確是這樣嗎?下面學習啦小編就告訴大家元朝是不是沒有舉行過科舉考試，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哦。

　　“八倡、九儒、十丐”這幾個字在剛剛粉碎“--”時，是一個使用頻率頗高的詞組。中國大陸的許多人在批判“四人--搞文化愚民政策、不尊重知識和知識分子時，常把元朝人這段發自己朝代牢騷的牢騷話當成歷史加以引用，有一位近年才崛起的“歷史學家”甚至由之推斷，元朝立國到亡國近百年間沒有舉行過一次科舉考試。由于這位史學家頗有名氣，有相當一部分喜歡“文化快餐”的人相信了他的話，于是，又一個誤區出現了——

　　眾所周知，科舉制度是隋朝以后各王朝設科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系由分科取士而得名。公元587年，隋文帝楊堅廢除世族壟斷的“九品中正制”，設志行修謹、清平干濟二科。煬帝楊廣時始置進士科。唐代于進士科外，復置秀才、明法、明書、明算諸科，又有一史、三史、開元禮、童子、道舉等科。至武則天時則天本人親行殿試，并增設武舉。其由皇帝特詔舉行者，稱為制科。一般的史學著作或工具書，在談到科舉制度時前舉唐、宋，后舉明、清，很少提到元代，遂給人造成一種錯覺，以為元代根本就沒有舉行過科舉考試，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

　　大漠深處有“綠洲”

　　元代究竟是否舉行過科舉考試，我們還是應該讓《元史》來說話。

　　《元史·選舉志》：“太宗始取中原，中書令耶律楚材請用儒術選士，從之。九年秋八月，下詔令斷事官術忽斛與山西東路課稅所長官劉中歷諸路考試，以論及經義、詞賦，分為三科，作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聽，但以不失文義為中選。其中選者復其賦役，令與各處長官同署公事。得東平楊奐等凡若干人，皆一時名士。”

　　太宗即元太宗窩闊臺，太宗九年即公元1237年，耶律楚材是蒙古時代一個最為有名的賢相。這段歷史告訴我們，蒙古立國之初確實行過科舉考試，考試中選者享有免除徭役、賦稅，與長官同署公事的權利，并且點出了第一批中選者中的榜首楊奐的名字。

　　也許有的人要斤斤計較蒙古帝國與元帝國之間的區別，認為開科取士的是蒙古，元代根本未曾開科取士，這話也不對。

　　我們不妨再引一段《元史》。

　　《元史·選舉志》：“(元世祖至元)四年九月，翰林學士承旨王鶚等請行選舉法。遠述周制，次及漢、隋、唐取士科目，近舉遼、金選舉用人與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為負舉法廢，士無入仕之階，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為工匠、商賈，以今論之，惟科舉取士最為切務……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中書左三部與翰林學士設立程式，又請依前代立國學，選蒙古人諸職官子孫百人，專命師儒教習經書，俟其藝成，然后試用。”

　　此舉因故未果。

　　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當時的丞相火魯火孫、留夢炎等人又一次重新建議開科取士，雖然也因故未果，但當時的科舉取士的方略卻確定了下來。

　　到了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十月，當時的中書省官員又上書給皇帝，稱“科舉事，世祖、裕宗累嘗命行，成宗、武宗尋亦有旨，今不以聞，恐或有詛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詞賦乃摘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今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義皆不用，專立德行、明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建議皇帝重開科舉，不過范圍比隋、唐時代縮小了，只有德行、明經二科。

　　元仁宗立即準其所請，并頒下一道詔書。這位皇帝大人在詔書中說：“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征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材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聯以眇躬，獲承丞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

　　元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八月，元帝國所屬各州、郡、縣遵從皇帝的旨意推選出“賢者、能者”參加科舉考試。

　　公元1315年2月，各州、郡、縣推選出來的士子會試京師。

　　愛育黎拔力八達雖然是個蒙古人，但他所下的詔書可一點也不“蒙古”。

　　在他所下的詔書中對哪些人可以參加科舉考試，考試的內容，甚至監考人員的組成都作了明確的規定。

　　我們首先看看哪些人可以參加考試：

　　詔書上說的是：“年及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悌，朋友服其信義，經明行修之士”——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德才兼備”者方可以參加考試。

　　考試的內容：

　　“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為中選。”通過了第一場考試之后，接著考第二場：“第二場第一道(題)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

　　“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已(以)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一場通過以后，考第二場：“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接著是第三場，“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

　　所有這些都通過之后，漢人、南人作一榜，一榜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品”，第二名以下稱為“及第二甲”，皆授給正七品的官職，第三名以下皆授正八品官職。

　　蒙古、色目人只要通過兩場就可賜進士及第(因為他們漢文化水準較低)。　　為了保證科舉考試的公正性，詔書中還規定了監考人員：總監考由監察御史和廉訪司官員擔任，分監考由知員舉、同知員舉等人擔任。

　　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春三月，經過嚴格考試，蒙古人護都答兒，漢人張起巖等56位士子，及第、出身有差。

　　雖然時斷時續但絕非曇花一現

　　有些懷疑元代曾經開科取士的人，面對筆者從浩如煙海的史籍中找到的史料，也不好斷然否定元代有過科舉考試，但他們卻認為元代的科舉，不過是一現的“曇花”而已。

　　持這種觀點的人結論下得也未免有些過早了。

　　除了延祐二年開科取士以外，元帝國還時斷時續地舉行過許多次科舉考試。

　　其中較為有名的有：

　　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三月。此次共有護都達兒、霍希賢等50人“金榜題名”。

　　元英宗碩德八刺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三月。此次共有達普化、宋本等64人金榜題名。

　　泰定帝也孫鐵木爾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三月。此次共有捌刺、張益等86人獲金榜題名的殊榮。

　　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三月。此次有阿察赤、李黼等86人金榜題名。

　　元文宗圖鐵木耳天歷三年(公元1330)三月。此次考試，蒙古人篤列圖，漢人王文燁等97人金榜題名。

　　元惠宗妥歡貼睦爾元統元年(公元1333年)三月。此次考試，蒙古人同同，漢人李齊等一百余人金榜題名。

　　其后兩屆——公元1336、公元1339年因故未曾開考，到了公元1340年又重開科考。

　　從上面的史料(均引自《元史·選舉志》)中我們可以看出：從公元1315年到公元1340年，近三十年的時間里，元帝國幾乎每隔三年就搞一次全國性的科舉考試，二十多年的時間里有近六百名士子——包括蒙、漢各色人等獲得了“金榜題名”的殊榮。

　　除了天順帝阿速吉八、明宗和世●及寧宗懿璘質班，因在位時間太短(不到一年)以外，其余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惠宗(順帝)均都在金殿廷試過士子，成為當時的一大盛事。

　　元代的科舉考試工作分得很細，甚至對于名落孫山者，元帝國的高層決策人也盡可能地給予了關懷——有好事者不妨與前朝及后代的不第士子們的落魄作一個比較。

　　《元史·選舉志》載，早在仁宗延祐年間，當時的丞相帖木達兒阿散和平章李孟等人就上書給仁宗皇帝，建議朝廷對于“下第舉人，年七十以上者，與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與教授，元有出身者，于應得資品上稍優加之，無出身者，與山長、學正。”以后又規定“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兩舉不第者，與教授”，“漢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兩舉不第者，與教授”。

　　上述史料中提及的“教授”乃是當時的學官名，并不是今天我們常說的“教授”。此官雖然不過是位居提督學事司之下的一個小芝麻官，但卻能享受“勞保”待遇，對于那些“皓首窮經”的書生們來說，也不失為一種安慰。

　　讀者諸君所了解的科舉考試，往往只是小說或影、視作品中的考試，對于真正的考試所知者甚少，舉個例子來說，我們常聽人說“金榜題名時”乃是與“洞房花燭夜，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一樣的人生四大喜之一，可是金榜題名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真的是個什么樣子，卻難說出個子午卯酉，《元史》上說得卻很明白。

　　《元史·選舉志》：“三月初四日，中書省奏準以初七日御試舉人于翰林國史院。定委監視官及諸執事。初五日，各官入院。初六日，撰策問進呈，俟上采取。初七日，執事者望闕設案于堂前，置策題于上，舉人入院，搜檢訖，蒙古人作一甲，序立，禮生導引至于堂前，望闕兩拜，賜策題，又兩拜，各就次。色目人作一甲，漢人、南人作一甲，如前儀。每進士一人，差蒙古宿衛士一人監視。日午，賜膳。進士納卷畢，出院，監試官同讀卷官以所封策第其高下，分為三甲進奏，作二榜，用敕黃紙書揭于內前紅門之左右。(皇帝接見)前一日(亦即三月初六日——引者)，禮部告諭中選進士，以次日詣闕前，所司具香案。侍儀舍人唱名、謝恩、放榜。擇日賜恩榮宴于翰林國史院。押宴以中書省官，凡預試官并與宴。預宴官及進士并簪花至所居。擇日恭詣殿廷，上表謝恩。”

　　整個有元一代，搞了那么多次科舉考試，而且規定了那么詳細的考試規則，錄取辦法，甚至還對“名落孫山”的年紀偏大者都作了妥帖的安排，那么，為什么還有人要造它的“謠”，說它沒搞過科舉考試呢?

　　其原因是較為復雜的，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1)“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理作怪。元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實行統治的全國性政權，遼、金、五胡十六國雖然也是“蠻夷”之人當皇帝，但他們所轄國土畢竟只是中國領土之一部，“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民族文化矛盾不是很激烈，至少沒有達到白熱化的程度。而元代的知識分子面對的卻是“天下烏鴉一般黑”(他們自己心理上是這樣認為的!)的現實，與遼、金等少數民族政權相比，元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大多漢文化水準較低，所以，一些“懷才不遇”的知識分子覺得自己“不才君主棄”，忍不住要發一點牢騷。

　　(2)蒙古立國，若是從太祖鐵木真就任成吉思汗的公元1206年算起，到元太宗九年(公元1237年)，三十多年間未曾開科取士，太宗以后到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近八十年間又停科不取，雖然高層決策者中有不少人力主重開科考，但那些莘莘學子們卻并不了解這些高層機密，他們看到的只是“士無入仕之階，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為工匠、商賈”這些怪現象，所以才發出“八倡、九儒、十丐”的牢騷，后世有讀書不求甚解而又喜歡驚世駭俗者遂因之“推導”出元代未舉行過科舉考試。

　　(3)有些文學史在敘及元代文學，尤其是元曲的興旺發達時，往往認為，正是由于元朝統治者對知識分子的不重視，不行科舉考試，才使得有才華的知識分子轉向文學，尤其是元曲、雜劇等的創作。這種結論下得也有點過于絕對。元代并不是對所有的知識分子都不重視，只是對那些喜歡以“詩、詞、歌、賦夸示于人”而又不懂經世之術的知識分子才真的不重視。崛起于漠北的蒙古英雄們在入主中原后相當長一段時間仍“質樸少文”，這就無形中斷了那些詩人、詞人們的一條晉身之路。這些失去了晉身機會的詩人、詞人們當然要不滿當時的統治者。這種不滿意被民族主義者加以利用，遂演化成了感情色彩極濃的“儒不如倡(娼)”的牢騷，才有了元曲中的嬉笑怒罵。.

　　(4)雖然中國的科舉考試早在隋文帝時就已開始實行，但到清朝末年它“壽終正寢”時，這一千多年的時間里卻并非每個朝代都不斷地開科，每個朝代即使開科取士，往往也都有著自己的特色，元代只開德行、明經二科，考試的范圍似乎小了一點，但卻絕非“前無古人”之舉，隋代剛實行科舉考試時也只有“志行修謹、清平干濟”二科，不能以所開科目的多寡定其優劣。

　　我們不否認元朝以馬上得天下，起自漠北，開國之初有相當一段時間沒有舉行過科舉考試這一事實。但我們也應承認元朝中期以后，有過每隔三年便考選一批士子的歷史。

　　感性色彩要讓位給白紙黑字的歷史，這是我們走出這個“誤區”之后的一個最深刻的體會。

　　縱觀元代開科取士的歷史，我們發現，知識和人才乃是一個永恒的主題，中國數千年歷史長河中的每一個朝代都不存在著“文化沙漠”，翰海中總有希望的綠洲。

　　對于“當權者不尊重知識和知識分子”這個命題要辯證地分析。

　　在筆者看來，任何一個朝代的任何統治者只要他想把天下國家治理好，總要依靠一些讀書人的幫助。漢朝一個名叫陸賈的人，他對當時的皇帝說過一句頗為有名的話：“天下可于馬上得之，但不能于馬上治之!”這個道理是誰都明白的。

　　問題的關鍵是當權者所依靠、所重用的畢竟只是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樣愿讓“天下英雄盡入我袋中”的英主不可能很多，偏偏中國的知識分子往往都有“自我感覺良好”的毛病，他們最喜歡的三段論式是：

　　我是知識分子，當權者沒有重用我，所以當權者不重視知識分子!

　　美利堅合眾國總統肯尼迪有句名言：“不要問國家對你如何，先應問問你自己究竟為國家做了些什么!”

　　對于喜歡搞“三段論”式推理，常發“不才君主棄”牢騷的人，不妨建議他們定下心來想想肯尼迪說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