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彈一星元勛”于敏事跡簡介
于敏，核物理學家，曾毅然服從國家需要，一張書桌，一把計算尺，一塊黑板，隱姓埋名28載，從零開始探索氫彈理論研究，與時間賽跑，守護國防安全。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收集整理的“兩彈一星元勛”于敏事跡簡介，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兩彈一星元勛”于敏事跡簡介（精選篇1）
1967年6月17日，新疆羅布泊沙漠腹地。伴隨震耳欲聾的響聲，空中升騰起巨大的蘑菇云，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試驗成功。那一刻，于敏并沒有在現場，而是在2500多公里外的北京。他一直守在電話機旁。得知爆炸的威力和自己計算的結果完全一致，他長長地舒了口氣。他說：“我這人不大流淚，也沒有徹夜無眠，回去就睡覺了，睡得很踏實。”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1949年，他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績從北京大學畢業，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批大學畢業生。1951年研究生畢業后，他被著名物理學家錢三強、彭桓武選中，來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蘇聯等國相繼成功研制出原子彈和氫彈。面對日益激烈的國際核競爭，我國的核科學事業也全面上馬。____強調，“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1961年，組織決定讓正在研究原子彈的于敏轉而投身到氫彈研究中。這讓已經在原子核理論研究上初露頭角的于敏始料未及。“涉及的學科很多，并且搞氫彈不太符合我的興趣，但是愛國主義壓過興趣，所以當時我就答應了，說，好!我轉!國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于敏說。
原子彈和氫彈一個屬于核裂變，一個屬于核聚變，是完全不同的領域。當時的中國，研究者們對氫彈的了解幾乎一片空白，美國甚至公開表示，決不能讓中國搞氫彈!
于敏說：“杜魯門跟艾森豪威爾都赤裸裸地講，他們絕不能讓中國搞氫彈，并且派軍艦，帶著核武器到我們近海來。是可忍孰不可忍。我過去學的東西都可以拋掉，我一定要全力以赴搞氫彈。”
接受了這份工作，于敏的名字和他從事的事業，從此一起成為了國家最高機密。面對技術封鎖，他們從零開始、四處奔波。1965年，于敏帶領團隊前往華東計算機所，開始了中國核武器發展史上著名的氫彈原理突破“百日會戰”。當時，原子彈和氫彈的研究，都要依靠研究所唯一的一臺晶體管計算機。計算機每周只有十個小時能留給氫彈計算，并且大多數是在深夜。與于敏共事多年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至今都對于敏表現出的扎實的物理功底、敏銳的科學直覺印象深刻：“每一個時刻的計算結果打印一張紙，一會就是一大摞紙。我們就盯著這個紙，看這些物理量的變化。有一天于敏就很敏感地發現這個量不對了。他腦子里面非常清晰地知道這些概念該增加了還是該減少了、該正的該負的。”
于敏是“兩彈一星”元勛里少有的沒有出國留學經歷的“國產”科學家。談到他在氫彈研制中的貢獻，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將他比作“足球場上總能臨門一腳、應聲入網、起關鍵作用的人”。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美國用了7年多，蘇聯用了4年，中國僅僅用了2年8個月。“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大家團結協作，開拓創新，是可以創造出奇跡出來。發達國家能做出來的，我們也能夠做出來，并且更快。”于敏說。
核武器的跨越式發展，為中國的和平建設贏得了寶貴的時間。上世紀80年代中期，于敏敏銳地分析，美國核武器的設計已經接近理論極限。為了限制他國發展，美國很可能會促成國際社會全面禁止核武器試驗。因此，他和鄧稼先立即上書中央，建議我國應加快核試驗步伐。杜祥琬介紹：“我們還有哪幾次必須要做的實驗，否則我們的核武庫就停在一個半截的發展，他用了一個詞，叫‘功虧一簣’，就是不要差這么一點，將來后悔都來不及。”
此后，我國的核武器研究基本按照于敏、鄧稼先的建議書方向進行，成功研制了大幅度小型化、高比威力的戰略核武器，掌握了中子彈技術。1996年，我國簽署了全面禁核試驗條約。于敏、鄧稼先的戰略眼光，為我國的國防科技現代化建設，爭取了寶貴的十年時間。于敏說，核武器，不是用來殺人，而是要自衛。爭分奪秒研制核武器，對維護世界和平至關重要。中國工程院院士彭先覺說：“美國現在在做反導，一般的武器很難突破它的防御。如果把對方的武器完全控制起來，它就能為所欲為。做那種控制的是不行的，我們的這種研究是對維護整個世界的和平有很重要的作用。”
“現在，請于敏同志領獎”……
這是20年前的今天、1999年9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之際，“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的表彰現場。這是于敏一生中僅有的兩次公開亮相之一。另一次，是2015年1月9日，在2014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向坐在輪椅上的于敏頒發當年唯一的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獎勵證書。半個世紀與“核”共舞，做著“驚天”的事業，于敏卻把自己隱藏在最普通的人群中。多年來，面對“氫彈之父”的贊譽，他一直婉拒，他說，“這不符合科學”。“這話不科學，當然我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最主要的是團結。”
于敏熱愛中國古典文化，家里的客廳掛著諸葛亮《誡子書》中的名句“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諸葛亮，是他心目中的完人。
于敏：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于敏：我覺得作為一名科研人員，寧靜致遠，淡泊明志，就是自己完全遵守科學的規律、科學的態度，不為物欲所惑，不為權勢所屈，不為利害所移。
于敏：一個人總有思想，總有他的信仰。這個信仰應該是中華民族，學好真本事，給國家做點事，給民族做點事。
73歲那年，于敏曾以一首題為《抒懷》的詩總結自己，其中兩句，“親歷新舊兩時代，愿將一生獻宏謀”，正是他沉默而又不凡的一生的寫照。
今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去世，享年93歲。隨著他的逝世，“兩彈一星”獲得者目前僅3人健在。
在兒子于辛眼中，科研工作以外的父親，是位慈祥可敬的普通人。共和國即將迎來70歲生日之際，得知父親獲得首次頒發的“共和國勛章”，于辛最想替父親表達的一句話是，這不是父親一人的榮譽。他說：“我們為他所取得的偉大成績而感到驕傲，也為他獲得這一榮譽而自豪。但是我父親一定會認為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榮譽，也是參加這一事業的全體人員的共同努力。因為他始終認為核武器是成千上萬人的事業。”
“兩彈一星元勛”于敏事跡簡介（精選篇2）
2014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我國著名核物理學家、核武器研究和國防高技術發展的領軍人物、中科院院士于敏被授予了中國科技領域的最高榮譽——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6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只要國家需要，于敏都欣然從命，并不斷在新的領域取得突破。于敏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沒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之中，人生足矣!
時間回到50多年前。1964年10月，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作為核彈家族的一員，原子彈，中國有了。但是國際上真正意義上的戰略核武器都是指威力更大的氫彈，氫彈成為新中國核彈家族亟待補充的重要一員。當時正在中國近代物理所進行理論研究的于敏，接受了一項國家重任，在重重技術封鎖的國際環境中，從零開始研制氫彈。
于敏：氫彈既有工程問題，又有技術問題，又有科學問題。是三者都有的一種尖端技術，所以要學的東西很多，我不懂的東西很多。國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于敏很快扎進去掌握了氫彈的相關知識。一年后，于敏根據上級指示調入核武器研究院，帶領部分同事去上海出差，利用那里的計算機集中力量攻克氫彈原理。他帶領大家選擇出了三個最有可能實現突破的模型進行驗證。
中國工程院院士 杜祥琬：有一天就很有趣呢，他就說這個物理量不對了。我們去查了查沒有錯誤啊，邏輯上、指令上有沒有錯誤，查也沒有錯誤。就這么追。最后發現了一個晶體管壞了，把這個晶體管一換全部這問題就解決了。
于敏洞察入微的能力對氫彈模型最終的成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經過三個月的緊張測算，一個無可挑剔的運算結果出現了。這三個月，也成為中國氫彈史上最著名的“百日會戰”，載入史冊。
1967年6月17日，我國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顆氫彈，爆炸威力同于敏計算的結果完全一致。試驗成功的這一刻，于敏并沒有在現場，而是在北京守候在電話旁，他早已成竹在胸。
于敏：我這個人不大流淚，也沒有徹夜不眠，回去就睡覺了，睡得很踏實。
從突破原子彈到突破氫彈，美國用了7年零3個月，前蘇聯用了6年零3個月，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法國用了8年零6個月，我國僅用了2年零8個月，成為世界上研制出氫彈速度最快的國家。
在于敏的床頭，我們能看到他擺放整齊的各類專業書籍和他最愛看的三國演義。諸葛亮的名句：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成為了他一生的座右銘。
于敏：我覺得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這個淡泊名利就是自己完全遵守科學的規律，科學的這個態度，這個不會被物欲所惑，外面有什么物欲，不要被它所迷惑，不為權勢所屈。
“兩彈一星元勛”于敏事跡簡介（精選篇3）
“于敏”這個名字，很多人并不熟悉，因為他曾經“隱姓埋名”30年之久。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于敏才進入公眾視線。連他的妻子都說，沒想到老于是搞這么高級的秘密工作。
“秘密”和“隱身”背后，是我國的核武器氫彈研究。正是“于敏”組織領導的攻關小組，找到了氫彈技術的突破途徑，完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的氫彈方案。今天，88歲的于敏院士，坐在輪椅上，接過了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獎項。如果用一句話形容于敏的一生，或許“留取丹心照汗青”是最貼切的。
今年88歲的于敏生于河北省寧河縣一個普通職員家庭，少時憑借聰慧勤奮考上北京大學物理系，像很多有抱負的莘莘學子一樣，大學為于敏開啟了一扇物理之門，然而不同的是，走過這扇門，這個由本土培養的科學家帶領著他的攻關組，又為祖國推開了“氫彈”之門。
1967年6月，我國西北羅布泊上空，蔚藍色的天空驟然升起一團熾烈耀眼的火光，迸射出比幾百個太陽還要亮的光芒，急劇翻滾的烈焰騰空而起，形成了一朵巨大無比的蘑菇狀紫色煙云。中國人從此擁有了氫彈，當量330萬噸級，于敏這個名字從此也與中國氫彈技術緊緊連在了一起，在《中國軍事百科全書》核武器分冊中，“于敏”的條目下赫然寫著：“在氫彈原理突破中起了關鍵作用”。目前全世界只有兩種氫彈構型，美國的T-U構型和中國的于敏構型。說起當年，于敏淡淡的笑著：
于敏：大家都非常的高興，我當然也很高興。
“兩彈一星元勛”于敏事跡簡介（精選篇4）
兩人都為中國核武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于敏那時卻不曾踏出國門一步，他對此有些許遺憾。“如果生在現在，重新上大學，我當然會留學。”他說，“土專家”不足為法，科學需要開放交流和廣闊視野，但留學后須“回國再給國家做點事兒”，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來，落葉歸根只能起點肥料作用，應該開花結果的時候回來”。
少年于敏有一個執著的信念：在那個內亂外侮的國土上，盡管自己不能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樣馳騁沙場，但他相信，總會有諸葛亮、岳飛式的蓋世英雄出現，能夠蕩寇平虜，重振河山。
于敏怎么也想不到，半個世紀后，自己會成為這樣的“蓋世英雄”。
男兒何不帶吳鉤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時代歷經軍閥混戰和抗日戰爭，在戰亂中度過。在那個自視為“亡國奴”的屈辱年代里，于敏看到的是岳飛《滿江紅·登黃鶴樓有感》里“兵安在?膏鋒鍔。民安在?填溝壑”的國殤。
兵火轟隆的日子里，于敏性喜安靜，喜歡讀唐詩宋詞和歷史演義。他崇拜諸葛亮運籌帷幄、決戰千里之外的智慧，向往其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傾慕岳飛和楊家將的精忠報國以及文天祥的威武不屈和凜然正氣。他把為國紓困的希望寄托在這些人物身上。
1941年，于敏進入天津木齋中學讀高中，因成績優異被推薦轉學至耀華中學讀高三。此時，他遇到了兩位恩師。
語文老師王守惠，講解古文和古詩詞時，必會把每一篇作品置于一個大的時空中，將寫作的背景、文學的淵源和價值以及作者的家事等講得透徹明了。這種教學方法使于敏很受啟發：思考和分析問題也應如此，將對象置于一個大的環境之中，用高屋建瓴的眼光去觀察和分析。他也因此發現了自己為何會傾心于《三國演義》里的恢宏場面和弘大背景，諸葛亮的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正是源于其開闊的視野以及善于把微觀的事情放在宏觀的大環境中進行分解和縷析。
另一位是數學老師趙伯炎，講課時喜歡講授數學題的各種解法以及不同解法的來由，要求學生不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這種耳濡目染盡管只有一年，卻使于敏受益終生，他由此逐漸養成了自己的一套思維方式，善于從宏觀角度處理微觀問題，具有開闊視野和戰略眼光，且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善于抓住問題的本質。
于敏意識到，他找到了一條適合自己的紓困之路——內向好靜思，不喜交際，喜歡動腦不喜歡動手，這樣的自己適合學習科學。因此，當朗誦起李賀的“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時，于敏想到，他的“吳鉤”就是科學，他要用科學收取“關山五十州”。
1945年高中畢業后，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學工學院電機系。但他發現那兒的老師并不喜歡刨根問底和追本溯源，難掩失落。更失落的是，強調動手能力的工科，并不適合“心靈手不巧”的他。沉靜好思的性格使他更傾心于理科，他喜歡并選修了理論物理，并最終棄工從理，轉至理學院物理系。
在物理系，于敏的學號1234013常年排在成績排行榜的第一名。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績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學畢業生，并考取了張宗燧的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畢業后，被我國核物理學家彭桓武和錢三強器重，調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
當時，國內沒人懂原子核理論，于敏的研究對于中國來說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國際原子核物理的發展情況和研究焦點，對原子核物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站在了國際前沿。
20世紀50年代，基本粒子研究尚無大進展，于敏在平均場獨立粒子運動方面發表了《關于重原子核的殼結構理論》《關于原子核獨立粒子結構的力學基礎》等頗有分量的論文。
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因量子力學研究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為團長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場論方面的代表團訪華，對于敏的才華和研究成果大為驚嘆。回日本后發表文章，稱于敏為中國的“國產土專家一號”。
1962年，在原子核理論中創立了集體運動模型的丹麥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A·玻爾訪問北京，于敏擔任翻譯，兩人探討過學術問題。玻爾稱贊于敏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親自邀請他去哥本哈根，于敏婉謝。
與同時期從事核武器研制的大多數同仁不同，于敏不曾出國留學或進修。王淦昌曾留學德國，鄧稼先和朱光亞曾留學美國，郭永懷曾留學加拿大和美國，彭桓武和程開甲曾留學英國。
于敏那時卻不曾踏出國門一步，他對此有些許遺憾。“如果生在現在，重新上大學，我當然會留學。”他說，“土專家”不足為法，科學需要開放交流和廣闊視野，但留學后須“回國再給國家做點事兒”，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來，落葉歸根只能起點肥料作用，應該開花結果的時候回來”。
三十余年后，當自己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藍可即將畢業時，于敏并沒要求她留在身邊做研究。“于老師希望我出國留學，完成他的‘留學夢’。”藍可說。
“但是，他還是一如既往地強調獻身祖國。”藍可說，“于老師建議我出國兩年，開過眼界后就回國作貢獻。”
“兩彈一星元勛”于敏事跡簡介（精選篇5）
1960年12月，我國作出部署，由核武器研究院集中攻關，突破原子彈，同時，原子能研究所先行一步對氫彈作理論探索。
1961年1月12日，于敏被叫到了錢三強的辦公室。錢三強告訴他，經研究批準，決定讓他作為副組長領導“輕核理論組”，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工作。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有些不解。他內向沉默，喜歡做基礎理論研究，不喜歡搞應用研究，自認為不適宜從事研制氫彈這種大系統科學工程。而且，他當時的原子核理論研究正處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關鍵時期。
不過，于敏沒有猶豫，因為他忘不了“童年亡國奴的屈辱生活”帶給他的慘痛記憶，他忘不了少年時代的那個關于“蓋世英雄”的信念。
“這次改變決定了我的一生。”于敏說，“中華民族不欺負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負，核武器是一種保障手段，這種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動力。”
于敏所說的“欺負”，并非僅指過去而言。20世紀50年代，美國等核大國多次威脅使用核武器來打擊中國。“抗戰的時候，美軍統帥麥克阿瑟就曾建議用核武器襲擊中國。它是真的在進行核訛詐、核威懾，不是報紙上說說玩兒的。”于敏回憶道。
自此，于敏走上了氫彈等核武器研制的道路，他愿“了卻君王天下事”，但并不為了“贏得身前身后名”。
于敏的身影在這條道路上漸行漸遠，消失于公眾的視野。他的夫人孫玉芹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二十多年后才恍然，“沒想到老于是搞這么高級的秘密工作”。
1960年到1965年初，“輕核理論組”在于敏等人的帶領下，對氫彈原理和結構作了初步探索，并解決了一系列熱核材料燃燒的應用問題，產生了六十多篇論文，但均作為秘密文件保存。
1965年1月，于敏率領“輕核理論組”攜帶所有資料和科研成果，奉命調入二機部第九研究院(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
1965年9月底，于敏率領研究人員趕在國慶節前夕奔赴上海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利用該所假期間空出的J501計算機(運算速度為每秒5萬次，當時國內速度最快)完成了加強型原子彈的優化設計。
同年10月下旬，于敏為上海研究人員作了“氫彈原理設想”系列學術報告，提出了兩級氫彈的原理和構形的設想，并在計算機上進行了數值模擬計算。
在上海的近百個日夜，于敏形成了一套從氫彈初級到能量傳輸到氫彈次級的原理到構形基本完整的氫彈理論方案。
當于敏將整理出來的方案再一次向大家報告時，同志們群情激奮，高呼“老于請客!”請客的還有另外一人。當氫彈原理的方案傳到北京后，鄧稼先第二天即飛到上海，聽完于敏的匯報后十分興奮，請大家吃了一頓螃蟹。
氫彈原理一突破，大家斗志昂揚，恨不得立馬就造出氫彈。但是，氫彈原理還需經過核試驗的檢驗。接下來的一年，于敏他們忙于氫彈原理試驗準備工作。
1966年12月28日，氫彈原理試驗取得圓滿成功。中國成為繼美國、蘇聯和英國之后，第四個掌握氫彈原理和制造技術的國家。
但在試驗現場的于敏，看著蘑菇云翻滾而上，仍不覺得圓滿，直至聽到測試隊報來的測試結果時，脫口而出：“與理論預估的結果完全一樣!”
于敏確信他的氫彈原理是正確的，他也確信，我國已經取得了設計實戰氫彈的自由。
1967年6月17日，我國又成功進行了全威力氫彈的空投爆炸試驗。這次的蘑菇云更大，仿佛一顆人造“大太陽”，爆炸點以北250公里處仍能看到，煙云升離地面10公里。
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中國的速度為世界之最。美國用時7年3個月，蘇聯為6年3個月，英國為4年7個月，法國為8年6個月，而我國僅用了2年8個月。
爆炸成功后，氫彈須根據實戰需要進行武器化并裝備部隊。于敏接著對氫彈的小型化、提高比威力和核武器生存能力、降低過早“點火”幾率等作了優化設計，并定型為我國第一代核武器裝備部隊。
盡管在氫彈研制中居功至偉，但對于別人送來的“氫彈之父”稱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學、技術、工程于一體的大科學系統，需要多種學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現在的成績，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氫彈又不能有好幾個‘父親’。”他說。
“兩彈一星元勛”于敏事跡簡介（精選篇6）
1月16日，我國著名核物理學家，國防科技事業改革發展重要推動者，“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改革先鋒獎章獲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歲。
1926年，于敏生于天津的一戶普通人家。1944年，他考上北京大學理學院，師從張宗遂先生學習物理。于敏在物理學科上展現出過人的才華，畢業后即被調往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協助錢三強等著名物理學家開展科研工作。
60年代，在錢三強的組織下，于敏等年輕科學工作者放棄了在原子核理論研究中業已取得的巨大成果，轉而開始長達28年隱姓埋名的氫彈研究工作。
在研究團隊中，于敏是唯一沒有留過學的，他幾乎是從一張白紙開始進行氫彈研究工作。在1966年大半年的時光里，于敏先生帶領團隊，憑借驚人的記憶力和人手一把的計算尺，完成了對氫彈自持熱核燃燒的研究，解決了氫彈制造的關鍵問題。對比世界各國從原子彈到氫彈的突破原理試驗時間——美國7年3個月;英國4年3個月;前蘇聯4年三個月，中國僅僅花了2年8個月，這是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69年到1973年這段時間里，于敏先生的身體因為高強度的科研工作垮了下來，短短5年時間里，他曾經3次和死神擦肩而過，多次出現虛弱、便血、休克等嚴重癥狀。
在后來的采訪中，滿載榮譽的老人回首滄桑往事時顯得波瀾不驚，他委婉地拒絕了“氫彈之父”的稱呼。老先生家中客廳一幅字上，赫然印著“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
2014年，于敏先生被評為感動中國人物，他的頒獎詞是這樣的：“離亂中尋覓一張安靜的書桌，未曾向洋已經礪就了鋒鍔。受命之日，寢不安席，當年吳鉤，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囑托，許下了一生;一聲巨響，驚詫了世界;一個名字，蕩滌了人心。”
漂泊一生，歸來時止不住滿頭白發;滿目滄桑，不聲不響已成國士無雙。在旁人看來，老一輩知識分子的人生免不了辛苦沉寂。但是于敏先生卻是這樣看的：“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沒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兩彈一星元勛”于敏事跡簡介（精選篇7）
28載隱姓埋名，填補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實現了氫彈突破和武器化——于敏，我國著名核物理學家，對我國科技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和國防實力的增強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1926年，于敏生于一個天津小職員家庭，從小讀書愛問為什么。進入北大理學院后，他的成績名列榜首。導師張宗遂說：沒見過物理像于敏這么好的。
新中國成立兩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學家錢三強任所長的近代物理所開始了科研生涯。他與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結構模型，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正當于敏在原子核理論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時，1961年，錢三強找他談話，交給他氫彈理論探索的任務。
于敏毫不猶豫地表示服從分配，轉行。從那時起，他開始了長達28年隱姓埋名的生涯，連妻子都說：沒想到老于是搞這么高級的秘密工作的。
為了盡快研制出中國自己的氫彈，于敏廢寢忘食。“百日會戰”令人難以忘懷。100多個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頭于堆積如山的計算機紙帶，然后做密集的報告，率領大家發現了氫彈自持熱核燃燒的關鍵，找到了突破氫彈的技術路徑，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完整的氫彈物理設計方案。
在他的組織和部署下，氫彈理論得以突破。1967年6月17日，羅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騰而起，我國氫彈試驗取得成功。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美國用了7年多，蘇聯用了4年，中國用了2年8個月。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于敏率領團隊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關鍵技術，使我國核武器技術發展邁上了一個新臺階。
“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極高的榮譽紛至沓來，于敏一如既往保持著謙遜。他婉拒“氫彈之父”的稱謂。于家客廳高懸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
“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沒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說。
“兩彈一星元勛”于敏事跡簡介（精選篇8）
在我國第一顆氫彈成功空投爆炸指揮現場，于敏凝望著半空中騰起的蘑菇云，一言不發，直至聽到測試隊報來的測試結果時，才脫口而出：“與理論預估的結果完全一樣!”
盡管在氫彈研制中居功至偉，但對別人送來的“中國氫彈之父”的稱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學、技術、工程于一體的大科學系統，需要多種學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現在的成績，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氫彈又不能有好幾個‘父親’。”他說。
完成了時代賦予的使命，于敏沒有停止追尋的腳步。為了研發第二代核武器，于敏隱身大山，繼續加班加點搞科研，他的身體變得越來越虛弱，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此身長報國，拿命換科研，這是何等的奉獻!在那些日子，于敏常常會想起諸葛亮，矢志不渝，六出祁山。
1984年冬天，格外的冷。于敏在西北核試驗場進行核武器試驗，他早已記不清自己是第幾次站在這嚴寒的戈壁上。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在試驗前的討論會上，于敏和陳能寬感慨地朗誦起了諸葛亮的《后出師表》。
不同于蜀漢丞相的“出師未捷身先死”以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于敏的事業是“可為”“有為”的。就像他沉默的事業一樣，于敏是個喜歡安靜的人。他曾對身邊人說，別計較有名無名，要踏踏實實地做一個“無名英雄”。
這種“安靜”，在于敏子女的記憶中卻有點模糊。兒子于辛小時候對父親的記憶就是一個字：忙。“整天待在房間里想東西，很多人來找他。”女兒于元亦很難覓尋兒時對父親的記憶，因為父女倆不曾有太多交流。
于敏對“安靜”有著自己的解釋，“所謂安靜，對于一個科學家，就是不為物欲所惑，不為權勢所屈，不為利害所移，始終保持嚴謹的科學精神。”他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以及“丹心照汗青”，這丹心于他就是堅持科學，就是獻身宏謀。
正如他73歲那年在一首題為《抒懷》的七言律詩中表達的那樣，即使“身為一葉無輕重”，也要“愿將一生獻宏謀”。
“于敏先生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種共性，他們有一種強烈的家國情懷。這種精神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希望這種精神能夠不斷傳承下去。”與他一起工作了50多年的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長杜祥琬說。
一棵大樹俯身而臥的地方，正在長出一片森林。
“兩彈一星元勛”于敏事跡簡介（精選篇9）
未曾出國留學的于敏，自謙是“地道的國產”。但他對自己的學生說，“土專家”不足為法，科學需要開放交流和開闊視野。因此，他鼓勵學生出國留學，但有一個條件——“開過眼界后就回國作貢獻”。
氫彈理論的探究是一個全新的領域，當時被核大國列為涉及國家安全的最高機密。因此，要在短期內實現氫彈研制理論上的突破，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干驚天動地的事，做隱姓埋名的人。為了盡快研制出我國自己的氫彈，于敏和同事們知難而進、晝夜奮戰。然而，有好長一段時間，他們始終找不到氫彈原理的突破口。
重大轉折點發生在那一年秋天，于敏帶領一批年輕人前往外地用計算機進行優化計算。在“百日會戰”里，他和同事們找到了突破氫彈的技術途徑，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完整的氫彈物理設計方案。
氫彈原理一經突破，所有人斗志昂揚，恨不得立馬造出氫彈。但是原理還需經過核試驗的檢驗。
試驗場遠在西北大漠，生活條件相當艱苦，吃的是夾雜沙子的饅頭，喝的是苦堿水;茫茫戈壁上飛沙走石，大風如刀削一般，冬天氣溫達-30℃，道路凍得像搓衣板……而于敏都甘之若飴。
1966年12月28日，氫彈原理試驗取得圓滿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國又成功進行全威力氫彈的空投爆炸試驗。
試驗成功的那一刻，于敏很平靜，“回去就睡覺了，睡得很踏實”。
直到于敏的工作逐步解密后，他的妻子孫玉芹才恍然大悟：“沒想到老于是搞這么高級的秘密工作。”
“兩彈一星元勛”于敏事跡簡介（精選篇10）
于敏，著名的核物理學家。生于1926年8月16日，194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他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對我國科技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和國防實力的增強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
于敏生前的臥室里，一本《三國演義》擺放在案頭。和煦的陽光從窗口透進來，照著泛黃起皺的封皮。可想而知，那位溫文爾雅的主人，曾經多少次倚在窗前的靠椅上，翻閱著心愛的書籍。
其實，于敏自己也沒想到這輩子會與氫彈結緣，更沒想過個人與國家的命運會緊緊聯系在一起。當時，正在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他，原本以為會在鐘愛的原子核理論研究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然而，一次與時任二機部副部長、原子能研究所所長錢三強的談話，讓他的人生發生了重大轉變。1961年1月的一天，雪花飄舞，于敏應邀來到錢三強的辦公室。一見到于敏，錢三強就直言不諱地說：“經所里研究，報請上級批準，決定讓你參加熱核武器原理的預先研究，你看怎樣?”
從錢三強堅毅的眼神中，于敏立刻明白，國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顆原子彈，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也要盡快進行。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還有幾分不解。一向沉默的他，喜歡做基礎理論研究。不過，于敏沒有猶豫，因為他忘不了童年“亡國奴的屈辱生活”帶給他的慘痛記憶。
“中華民族不欺負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負，核武器是一種保障手段，這種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動力。”于敏后來這樣說。
“我們國家沒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真正地獨立。面對這樣龐大又嚴肅的題目，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這是于敏當時的想法。
這個決定，改變了于敏的一生。自此開始了隱姓埋名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了我國的核武器科技事業。
“兩彈一星元勛”于敏事跡簡介（精選篇11）
據中國科學院學部工作局消息，我國國防科技事業改革發展的重要推動者、改革先鋒于敏，于今日在京去世，享年93歲。
他曾“隱身”長達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軍委表彰為研制“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大會上，他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2015年1月9日，于敏院士獲得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
于敏個人簡介：
于敏，男，1926年8月出生，天津寧河人，194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歷任二機部九院理論部副主任、九所副所長、所長、九院副院長、科技委副主任，核工業部、核工業總公司科技委副主任。現任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級科學顧問。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委員（院士），1999年獲“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于敏是我國著名的核物理學家，我國核武器研究和國防高技術發展的杰出領軍人物之一。
上世紀50年代，于敏在國內率先開展原子核物理理論研究，在物理學報上發表了多篇論文，與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結構模型，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與北京大學楊立銘教授編輯出版了我國第一部原子核理論專著《原子核理論講義》。
上世紀60年代起，投身于我國核武器事業，長期領導并參加核武器的理論研究和設計。在氫彈突破中，組織領導攻關小組發現了實現氫彈自持熱核燃燒的關鍵，找到了突破氫彈的技術途徑，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完整的氫彈物理設計方案，帶領科研隊伍完成了核裝置的理論設計，并定型為我國第一代核武器，裝備部隊。作為第一完成人的“氫彈突破和武器化”工作，榮獲1985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
在核武器小型化突破中，領導突破了氣態引爆彈（初級）原理和高比威力次級原理。作為小型化關鍵的氣態引爆彈主要負責人，主持研究并解決了裂變材料的壓緊、中子注入及其增殖規律、氘氚點火燃燒規律、輕重介質混合對聚變的影響、高能中子裂變反饋規律等一系列關鍵問題，提出了加大兩個關鍵環節設計裕量的具體措施。氣態引爆彈的研制成功，為我國第二代核武器的研制奠定了可靠基礎。作為第二完成人的“氣態引爆彈裝置的突破”工作，榮獲1987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
在中子彈突破中，作為主要領導人和參加者，提出了中子彈的設計指標，明確了中子彈探索的主攻方向，指出了某些關鍵技術問題和難點，研究了熱核反應中等離子體過程，分析了中子彈的反應規律并歸納為三個階段，提出了判斷聚變點火裕量的主要判據和提高裕量的措施。作為第一完成人的“中子彈裝置的突破”工作，榮獲1988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
在核武器基礎理論發展中，揭示了武器核反應內爆過程的運動規律，解決了輻射與物質的相互作用及馳豫過程、輻射波與沖擊波的傳播規律等一系列基礎問題。作為第四完成人的“原子彈氫彈設計原理中的物理力學數學理論問題”研究，榮獲1982年度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在核武器發展戰略中，與鄧稼先提出了“加快核試驗進程”建議。建議書提前規劃了我國核試驗的部署，使黨中央做出果斷決策，為我國爭取了寶貴的10年核試驗時間，為提升我國核武器水平、推動核武器裝備部隊并形成戰斗力發揮了極為重要的前瞻性作用。針對禁核試，提出了以精密實驗室實驗等幾個方面支撐禁核試后武器研究的設想，該建議被采納并演化為我國核武器事業發展的四大支柱，至今仍然是我國核武器事業發展的指導思想。
上世紀70年代起，在倡導、推動國防高科技項目尤其是我國慣性約束核聚變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我國慣性約束聚變和X光激光領域理論研究的開拓者。
于敏是一位忠于祖國、無私奉獻、文理兼修、具有深厚人文素養的科學家，為我國核武器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
“兩彈一星元勛”于敏事跡簡介（精選篇12）
于敏，男，89歲，中共黨員，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級科學顧問。
他是我國杰出的核物理學家，我國核武器研究和國防高技術發展的杰出領軍人物之一，被稱為“中國氫彈之父”。面對祖國的召喚，他隱姓埋名20多年，把自己的青春年華和熱血忠誠，默默奉獻給國防尖端科技事業，在核物理、中子物理等方面取得了多項重要研究成果，為建設強大國防、奠定我國大國地位，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99年，于敏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2015年，于敏榮獲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年輕的共和國百廢待興，為了抵御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盡快增強國防實力，保衛和平，黨中央作出研制“兩彈一星”的英明決策。
1961年，時年34歲的于敏，面對祖國的召喚，義無反顧地投身到我國核武器研制事業。他說：“面對這樣龐大的題目，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對于敏來說，工作幾乎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每次遇到難題，他都會帶領大家反復討論研究，謹慎選擇技術途徑，認真試算物理模型。有時，為了得到一個準確的數據，他甚至趴在地上，繪出一條條特征線，然后馬上跟大家講解。于敏工作起來不分晝夜，有時因為產生靈感，半夜起床伏案工作;他的領導為了限制他出差在外無休止地工作，總是派一位同事與他同住。
于敏的同事都知道，在他面前，一個數據都不能含糊。在一次核試驗之前，他突然發現原設計中一個數據可能有問題，但這時試驗裝置已下了豎井。他深知知道自己將要承擔的責任，還是立即報告了上級，要求暫停試驗。經過一天一夜的查找，終于弄清了這個不利因素可以為另一個抵償因素所抵消，他才露出了放心的笑容，向上級報告可以繼續試驗。上級領導問他：“再發現問題怎么辦?”于敏認真地答道：“再發現問題，我再如實報告。”正是這種一絲不茍的科學精神，使我國核試驗成功率之高為世界所先。
在于敏潛心鉆究的20多年間，他帶領著科研團隊取得了多項重要研究成果：實現了氫彈原理的突破——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會戰”;我國第一顆氫彈試驗圓滿成功;在核武器的武器化研究、發展中作出了重大貢獻;我國慣性約束聚變和X光激光領域理論研究的開拓者;在1996年全面禁核試條約簽署之前，為我國爭取了寶貴的10年熱核試驗時間。
1985年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稱號;1987年獲得“全國勞動模范”稱號;1985年、1987年、，三次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第一作者);1999年，被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2014年，被國務院授予“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榮獲“感動中國2014年度人物”等稱號。
“兩彈一星元勛”于敏事跡簡介（精選篇13）
于敏，著名核物理學家，生于1926年8月16日，194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他填補了我國原子核理論的空白，對我國科技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和國防實力的增強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2019年1月16日，“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得主、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改革先鋒獎章獲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歲。
而這樣的拋頭露面，于敏也就經歷過兩次。上一次是1999年，在“表彰為研制‘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大會”上，他被授予了“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并代表23位獲獎科學家發言。
他并不習慣這樣的大場合，因為此前的幾十年里，他一直都是隱姓埋名。
一藏就是30年
其實，于敏自己也沒想到這輩子會與氫彈結緣，沒想到個人與國家的命運綁得這么緊。他原本以為會在鐘愛的原子核理論研究道路上一直走下去。然而，一次與時任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的秘密談話，讓他的人生改變了軌道。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應邀，冒雪來到錢三強的辦公室。一見到于敏，錢三強就直言不諱地對他說：“經所里研究，請報上面批準，決定讓你參加熱核武器原理的預先研究，你看怎樣?”
從錢三強極其嚴肅的神情里，于敏立即明白，祖國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顆原子彈，氫彈的理論也要盡快進行。
接受任務后，于敏便轉入了一個新的領域，從此開始了隱姓埋名的生活，一藏就是30年。
30個月的奮戰
氫彈理論的探究是一個全新的領域。當時的核大國對氫彈的研究是絕對保密的，要想從報紙或者雜志上找到關于氫彈一星半點資料完全不可能。因此，要在短期內實現氫彈研制理論上的突破，絕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為了盡快研制出中國自己的氫彈，于敏和同事們知難而進，廢寢忘食，晝夜奮戰。然而，有好長一段時間，他們始終找不到氫彈原理的突破口。
轉折發生在1965年。
那年9月，一場創造歷史的上海“百日會戰”最終打破僵局。在這次持續3個多月的艱難科研攻關中，于敏帶領同事們發現了實現氫彈自持熱核燃燒的關鍵，找到了突破氫彈的技術途徑，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完整的氫彈物理設計方案。
5個多月后，中國第一顆氫彈試驗圓滿成功。
當年，從基礎研究轉向氫彈研究工作，曾有不少人替于敏感到惋惜。
而于敏自己卻從未后悔。童年亡國奴的屈辱生活給他留下了慘痛的記憶。他說，中華民族不欺負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負，核武器是一種保障手段，這種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動力。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進強國的事業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
回答問題有“三不”
于敏在科研中有一項特殊的本領，就是善于抓住物理本質來判斷物理現象發展的結果，被簡稱為“粗估”。與他共事多年的何祚庥院士稱：“于敏的這種粗估方法是理論研究的靈魂。”
一次，一位法國物理學家在北京作學術報告。當時于敏只有32歲。這位專家剛把實驗的準備、裝置及過程介紹完，于敏便對坐在他旁邊的何祚庥說出了這個過程的分支比大約是多少，邊說邊在左手心上寫著這個數字。
“這是一個較為稀有的核反應過程，你怎么知道的?”何祚庥反問道。
“先聽下去。”于敏擺手制止他追問。
最后，法國專家公布了他的實驗結果，果然不出于敏所料。
“這個問題的實質并不復雜……掌握住這一方法就能估出它的數量級來。”于敏說的方法確實并不復雜，但要真正自如地掌握并運用并不容易。物理學家的水平高低常表現在對一些基本理論、方法、技巧的掌握上。而這正是于敏有很高造詣之所在。
在單位，大家都知道，向于敏請教有“三不”：一是不論時間、場合，隨時隨地可以提問題;二是不論范圍，物理、力學乃至其他相關學科都可以問;三是不論問題大小難易，一樣耐心解答。
許多同事們都有這樣的感覺，于敏總是將自己的知識、方法、訣竅乃至最重要的想法和盤托出，毫無保留地告訴大家。
有一次，所里一位姓曾的年輕科研人員與同事討論一道難題，結果誰都做不出來。于是，他找到于敏。于敏邊講邊算，答案很快就得出來了。可是小曾仍不滿足，繼續刨根問底。于敏一時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了，便老老實實地說，回家后再想想。
第二天一上班，于敏就找到小曾說：“你看看這個推導。”小曾一看，沒想到于敏給他寫了整整三頁紙。
常年埋頭工作，于敏能陪伴家人的時間少之又少。直到退居二線后，他終于有了更多的時間陪伴家人了。那段日子，每當夫妻二人外出時，同行的人總能夠看到老夫妻相濡以沫，相互關照的溫馨場景。
“兩彈一星元勛”于敏事跡簡介（精選篇14）
僅僅是“國士無雙”，恐怕完全無法將于敏的成就功勛對于國家興衰民族庚續、對于子孫后代的重要影響反映出來。我認為于敏這個名字需要在一個更高層次的語境中來被提及，只要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還存在，這個名字就應該被頂禮膜拜，這個名字就應當與日月同輝！
有朋友評論說不喜歡這種把國家的前途命運與虛無縹緲的所謂天命聯系在一起。這一點我很是贊同。但有時候歷史的發展又是非線性的，甚至雷同于物理上三體中的混沌效應，充滿了偶然性，一次微小的蝴蝶翅膀的揮動，甚至可以引起一場颶風…所謂的“天佑中華”我的理解就是一種正向的偶然性，是一種概率事件。
于敏幼時差點被日軍的卡車撞死，高中畢業因家境困窘瀕臨失學，是一個同學的父親不忍心這樣的天才被埋沒才資助他上了北大，在大學時又生重病生命垂危，是物理系同學們集體獻血才挽救回來，一次又一次的偶然或許造就了某種程度的必然，兩彈一星的事業也成就了天才施展拳腳的舞臺，這也是我強調“誕生”和“發揮作用”的原因。
于敏這個名字第一次為人所知是因為兩彈一星功勛獎章，這是共和國給予國家功臣的最高嘉獎，一共23位科學家，任何一位都是各領域的泰山北斗，而與核武器相關的一共9位（鄧稼先、彭桓武、周光召、程開甲、王淦昌、郭永懷、錢三強、陳能寬、于敏）。若要論資排輩，于敏恐怕要排最末，而且只有他一人沒有留過洋。但要按貢獻大小來排序，說句政治不正確的話吧，于敏對于核武器的貢獻是無可爭議的第一，且大于另外八位功勛科學家之和。這句話從來沒有人敢公開說過，如果不是自媒體平臺，或者但凡有人知道我是誰，我也不敢這么說，這么說似乎有夸張成分和博人眼球之嫌，因為那些名字一個個都太如雷貫耳。
其實這個事實是如此的明晰，從1958年九院（現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成立，1959年6月蘇聯專家撤走，自力更生開始，到1996年停止核試驗全面轉入實驗室研究的整個階段來看，鄧稼先于1986年英年早逝；王淦昌、彭桓武、周光召均于七十年代離開核武器研制單位，基本上未參加第二代核武器的研制；朱光亞在原子彈爆炸成功后就在國防科工委做領導工作；程開甲于1963年組建核試驗基地研究所，專攻核試驗診斷測試；錢三強除在最早期拉隊伍外沒參加任何科研工作；陳能寬主要解決了原子彈的起爆問題……每一位都很偉大，但是于敏更不容易。
如果必須用幾個定語來形容于敏所做的工作，那只能是貫穿始終、攻堅克難、引導方向、決定作用！并且一直到未來的2040年，都是在于敏規劃的道路上艱難地前進著。考慮到科學研究很大程度上不能夠線性疊加，或許有不盡準確之處，我所說的也僅限于核武器科技這一個方面，絲毫沒有貶低其他科學家的意思。
王淦昌、程開甲在實驗物理領域，彭桓武、周光召在理論物理領域都是幾乎獲得諾貝爾獎的世界級科學家。有朋友留言說，一直以來都認為兩彈一星是理所應當板上釘釘的…那只是宣傳口宏大敘事的說辭，其實這當中的艱難困苦是非曲折甚至驚心動魄實不足為外人道也。在不觸及保密的情況下，我想把工作中接觸過的所知的點滴事實稍稍來展開一下，作為我人生最宏大的一篇命題作文。我不敢打涉密的擦邊球，很多細節只能模糊過去點到即止，有空的時候會寫幾個字，前前后后寫了幾個月。以我非常有限的文字水平，寫這樣一個回答真的是捉襟見肘，總感覺語言蒼白，平淡無力，但鐵一樣的事實總會勝于一切華麗的描寫，我唯一能保證的是我所說的每一個字都是真的，來告訴大家于敏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神，擁有這個神對于國家和民族又意味著什么。
于敏最為人所知的稱號是所謂的氫彈之父，曾經我還看到有人質疑說夸張和過譽，其實如果僅僅是氫彈之父這一個頭銜，最多也只能把于敏的功勛概括了不到五分之一！
1960年，于敏被調進輕核理論小組，做一些預先研究。由于西方嚴密的技術封鎖，當時尚不能確定氘氘聚變、氘氚聚變和氚氚聚變哪種熱核反應適用于氫彈。由于氘從海水中提取非常昂貴，而氚的制備只能依靠核反應堆，都是極為稀缺且獲取困難的材料，價值遠超等量的黃金。美國人用的方法是，修建海水提純氘的工廠，再用提取出的氘在反應堆中人工嬗變造出氚，然后做氚靶和氚束加速器進行打靶實驗來測量輕核反應的反應截面。這是最自然不過的步驟了，但對于當時一窮二白的中國和幾乎為零的工業基礎來說，連最基本的電力供應都沒法保證，這就還需要修發電站，有了發電站，還要修鐵路運煤炭給電站發電，等這一切都造完就緒，多少年都過去了！
更重要的是中國到底需不需要生產氚，如果氚是氫彈中不可缺少的材料的話，又不是說造第二天就能造出來的，要用的時候沒有，直接就是死路一條…輕核的反應截面完全是一個實驗參數，也繞不過去，怎么辦，要做飯難道不用米？大神就這樣第一次登場了，于敏當然沒有條件做試驗，只能用理論方法，于敏并沒有直接計算各個輕核反應的反應截面，而是用一種巧妙的近似方法估算出了所有輕核反應的反應截面的上限，發現氚氚反應并不具有特殊優越性，進而否定了該路線，確立了氘化鋰材料核反應中現場造氚的技術路線。
“兩彈一星元勛”于敏事跡簡介（精選篇15）
“離亂中尋覓一張安靜的書桌，未曾向洋已經礪就了鋒鍔。受命之日，寢不安席，當年吳鉤，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囑托，許下了一生；一聲巨響，驚詫了世界；一個名字，蕩滌了人心。”這是20__感動中國十大人物欄目組送給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于敏的頒獎詞。
人們在贊嘆這位“中國氫彈之父”取得輝煌成就、榮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終身榮譽時，更多的是被他隱姓埋名三十年、始終踐行“五個堅持”的錚錚鐵骨精神所感動。
學習于敏堅持絕對忠誠的政治品格。我們的黨之所以能永葆先進性，不斷地煥發青春與活力，關鍵就是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前赴后繼，始終堅持熱愛黨、忠誠于黨的結果。才華橫溢的“土專家”于敏就用三十年如一日的堅守行動告訴我們，永遠跟黨走就是他思想的“魂”，一輩子做黨和人民最需要的人就是他堅定的理想信念。他絕對忠誠的政治品格非常鮮明，在火熱的陽光下，在鮮艷的黨旗前，在茫茫的戈壁灘上，他無愧于“共和國鑄劍師”，無愧于“感動中國20__年度人物”，其“錚錚鐵骨”精神更是我們每一位黨員干部學習的楷模。
學習于敏堅持高度自覺的大局意識。回顧我們黨已走過的90多年風雨歷程，不論是在戰火紛飛的革命年代，還是在和平時期進行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我們的黨始終都是以樹立大局意識為重，團結廣大黨員干部，帶領全國人民經過艱苦奮斗、英勇卓絕地斗爭，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從一個奇跡創造另一個奇跡。這也充分說明：樹立大局意識是實現團結、走向勝利的重要基礎。“兩彈一星”功勛于敏幾十年來舍小家、顧大家，為了國家核事業發展的大局毅然選擇對家人“隱身”、對社會隱姓埋名，這難道不是高度自覺的大局意識嗎？古人云：“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因此，堅持高度自覺的大局意識既是新時期每位黨員干部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也是我們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中國夢的重要基礎。
學習于敏堅持極端負責的工作作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絕不是一句簡單的承諾，而是需要極端負責的工作作風，扎扎實實地無私行動。毫無疑問，于敏就將執著堅守作為一種追求，將求真務實當作是無聲的語言，把為黨和人民服務看作是共產黨員最靚的“名片”。在國內當時研制核武器的權威物理學家中，于敏幾乎是一個從未留過學的人，但他始終孜孜以求，為了完成黨和人民交給的艱巨任務。他拼命學習，秉承“勒緊褲腰帶也要造出原子彈與氫彈”的堅定信念和頑強拼搏精神，打破國外重重封鎖，依靠自己的勤奮努力，舉一反三進行理論探索。也正是因為以于敏為代表的中國物理學家們堅持極端負責、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才創造了只用兩年零八個月就成功爆炸第一顆氫彈的奇跡，令國人自豪，讓世界震驚。站在新的起點，面對新的任務，各級黨員干部更是要以于敏為樣，立足本職，深深植“根”于對黨和人民負責，用腳踏實地、極端負責的工作作風為黨分憂，為民服務。
學習于敏堅持無怨無悔的奉獻精神。我們黨領導下的新中國之所以有今天的輝煌與成就，正是因為我們有一批能打勝仗、敢打勝仗、樂于奉獻的共產黨員，他們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了黨，獻給了人民。毫無疑問，耄耋之年的于老就是堅持奉獻精神的典范。作為共和國建設初期的一名共產黨員，于老把無私奉獻當作是指導自己的有償行為，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命運與祖國的命運、人民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奉獻出自己全部的光和熱。為此，新時期每一位黨員干部，都要學習于老堅持無怨無悔的奉獻精神，因為自我們站在黨旗下宣誓那一刻起，就擔當起黨和人民賦予神圣使命，就義無反顧地代表著黨的先進性，也就理應全身心地投入到為人民服務中去，以無怨無悔的奉獻精神彰顯自己愛黨、愛祖國、愛人民的大愛之“氣”。
學習于敏堅持廉潔自律的道德操守。俗話說：“群眾看黨員，黨員看干部。”其實，群眾看黨員干部好不好，最關鍵的就是看領導干部是否清正廉潔。廉潔自律的道德操守是黨員干部做人之根本，倍受國人敬仰的于敏老師就為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他雖然為國家做出了這么巨大的貢獻，但他卻自認為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一個人一輩子能做到淡泊名利實屬不易，又在一輩子淡泊名利中取得輝煌成就更難上加難。因此，我們每位黨員干部都要以于敏為樣，學習他堅持廉潔自律的道德操守，一生淡泊名利無私奉獻，幾十年如一日砥礪前行，用“五個堅持”的精神和實實在在的行動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脊梁增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