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帝顓頊高陽的子孫在南方建立的諸侯國。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春秋戰(zhàn)國楚國歷史，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

　　春秋戰(zhàn)國楚國簡介：

　　楚國，帝顓頊高陽的子孫在南方建立的諸侯國。

　　《史記 楚世家》: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楚王族屬于華夏。

　　楚人先祖鬻熊輔佐周文王滅商有功，周成王念其功勞，封鬻熊曾孫熊繹為子爵，建國于丹陽，領地50里。

　　楚國全盛時的最大轄地大致為現在的湖北、湖南全部、重慶、河南、安徽、江蘇、江西、山東、上海、浙江的部分地方。

　　春秋戰(zhàn)國楚國歷史·簡介：

　　楚國，又稱作荊、荊楚，中國歷史上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一個諸侯國。楚國祖先族姓羋，熊氏。最早興起于古丹淅之地(今河南省淅川縣東南部，淅川丹江口水庫現存大量楚貴族墓)的楚部落，滅于秦國。轄地大致為現在的湖北全部、湖南、重慶、廣東、安徽、江蘇、河南、江西部分地方。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氏。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顓頊帝后第五代吳回，是帝高辛氏的火正(火官)，主管天火與地火，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祝，大也;融，明也)。其部落分布在商都朝歌的南方(今河南新鄭一帶)。吳回之子陸終，生有六子，幼子曰季連，羋姓，是楚之先祖。季連之后曰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師，其曾孫熊繹，當成王時，封為楚子(意為楚地的子爵)。據《世本》、《古今姓氏書辯證》及《元和姓纂》等所載，黃帝的子孫在商末有個叫鬻熊的，很有學問，做過周文王的老師。其子事文王，早以卒。曾孫熊繹以王父字為氏，成熊姓。周成王分封先王功臣時，封熊繹于丹淅之地，建都于丹陽(今河南省淅川縣)，建立了楚國。春秋戰(zhàn)國時期，楚國一度強大起來，一路南征，滅掉了隨國(今湖北隨州)，迫使隨侯投降。熊通因此在前704年自稱為王(后諡武)。被楚國消滅的小國還有古麋國(湖北鄖陽、房州一帶)、盧國、羅國(湖北襄樊、荊門一帶)，一路向南征伐百苗等大小諸侯國，成為華南的霸主。公元前223年，楚滅于秦。楚君的后人多以熊為姓，稱為熊氏，史稱熊氏正宗，即江西熊氏。 今湖北省武漢市黃陂區(qū)前川街的大熊灣(無雜姓)和小熊灣(有雜姓)的熊氏為南北遷移時由江西遷至于此地。

　　春秋戰(zhàn)國楚國歷史·起源：

　　西漢史家司馬遷在《史記·楚世家》中記載西周初期楚人領袖熊繹：“當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后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此一論述認為商末周初，楚先人祝融的后裔從北方遷徙至“丹陽”。這是楚人首次自中原進入湖北省內，也是楚國首次得到周王室的正式承認。

　　據考古學家劉玉堂、王紅星、高崇文研究，古“丹陽”位于丹水和淅水交匯之處(今河南省丹江口水庫淹沒區(qū))，因處丹水之北，故稱為丹陽。

　　楚人出自黃帝(或以黃帝為先祖的部落集團)，這在我國古代重要文獻中都有明確的記載。《史記·楚世家》說：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史記·五帝本紀》又說：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

　　《世本》、《大戴禮》亦為此說。楚國詩人屈原在其《離騷》中一開始就自稱是：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史記》是我國最早的通史，司馬遷博覽群書，廣采傳說，對楚人先祖之考證，應該是可信的。

　　屈原是楚宗族后裔，對祖先的認定，應該是鄭重的，他本人對自己出自顓頊之后，更是充滿了自豪之情。

　　傳說中的黃帝時代，大體處于由氏族制向階級社會

　　過渡時期。這一時期，由于社會生產的擴大與發(fā)展，原來狹小的民族組織必須被突破。

　　楚王同宗貴族屈原，在《離騷》中明白地說，自己是“帝高陽之苗裔”。《史記·楚世家》中楚靈王也說過：“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高陽是黃帝孫，昆吾為夏伯，楚王室的族源為華夏族，當是有史籍為證的。

　　春秋戰(zhàn)國楚國歷史·發(fā)展

　　熊繹以及其后代是江漢流域最早的開發(fā)者，他們的創(chuàng)業(yè)歷史是艱苦卓絕的。《左傳》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川I，以事天子。”荊山，在今湖北省西部，漢江兩岸。《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后。訓之以若敖、蚧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左傳》兩言“篳路藍縷”，皆指楚國熊繹至熊儀(若敖)、熊眴(蚧冒)等十余代君王。可見楚國在建國以后的相當長的時期，都過著艱苦奮斗的窮日子。公元前656年，齊桓公率兵伐楚，歷數楚國兩大罪狀，其一即為前文已述及的“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另一條罪狀是：“爾貢包茅不人，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征”。說明楚國不向周王朝按時納貢，已有很長的時間。楚國在齊國重兵壓境的時候，毫不畏懼，嚴陣以待。但出于戰(zhàn)略上的考慮，作了適當妥協(xié)，答應納貢，于是與齊結盟，各自罷兵。齊桓公死后，繼起圖霸的宋襄公不自量力，欲召見楚成王，一度被楚所拘。國君帶領臣民跋涉山林，開辟疆土，甘苦與共。面對周邊各國存在的威脅，尤其是面對北方周朝軍隊一次又一次的南侵，楚人振軍經武，保持警惕，枕戈待旦。楚國君王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特別注重以先王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事跡對臣民進行傳統(tǒng)教育，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氣，尋求內部穩(wěn)定和對外發(fā)展。蚧冒之弟熊通自立為楚武王，時在楚國“結舊好于諸侯”，迫使周天子“賜胙”，要求楚國“鎮(zhèn)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周天子的話流露出對楚國的畏怯之情，同時，不得不承認了楚國鎮(zhèn)撫南方夷越的“首領”地位。公元前740年東周平王三十一年。這在楚國發(fā)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個南方大國的崛起。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于郢，國勢更加強大，江漢一帶的小國都畏懼楚國。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經“楚地千里”。

　　公元前638年，宋、楚兩軍戰(zhàn)于泓水(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軍大敗，宋襄公受箭傷，次年身亡，宋國從此一蹶不振。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陳、蔡等國軍隊圍攻宋國，宋求救于晉，晉、楚兩國爆發(fā)城濮之戰(zhàn)。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以弱勝強的著名戰(zhàn)例。晉國先退避三舍誘敵，趁楚軍方陣大亂時一舉擊敗強大的楚軍，挫敗了楚國北進的勢頭.為周王室一吐幾百年郁積的怨氣.晉文公重耳也因此一舉而躋身“春秋五霸”之列。楚國雖遭此敗但是元氣未傷，仍然不斷攻城略地。公元前606年，楚莊王北伐陸渾戎至于洛陽，在東周的王都郊外舉行閱兵儀式。周定王派王孫滿勞師，楚莊王公然探問周朝傳國之鼎的輕重大小，并且揚言說，楚軍只要折斷戈矛的尖端，就足夠鑄成九鼎了。此后，楚軍鋒芒益銳，所向披靡。在春秋戰(zhàn)國之交，相繼滅陳，滅蔡，后來又滅越，成為席卷南土、問鼎中原的極強盛的國家。楚國兼并的小國，有案可稽的，也在四五十個以上，多

　　在今湖北、河南、安徽、江蘇等地。《戰(zhàn)國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強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楚國之疆域，雖然時有得失損益，“但在其鼎盛時期，據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縣三百余，為戰(zhàn)國時代最大之國”。””楚國的這種蓬勃發(fā)展的勢頭，從西周初年算起，持續(xù)了大約700年之久，直到戰(zhàn)國后期楚懷王時代，由于重大決策失誤，才出現轉折。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分裂割據、戰(zhàn)亂頻仍的時期，也是社會政治發(fā)生劇烈變革的重要時期。周王朝從衰微走向瓦解，諸侯各國通過兼并戰(zhàn)爭奪取政權。其中受益最大的，莫過于楚國。楚國從局促于丹陽一隅的“蠻夷”之邦，通過南征北戰(zhàn)，變成“地方五千里”的戰(zhàn)國時代最大之國，發(fā)展速度是很快的。不斷開拓疆土所形成的大范圍內的民族融合，無疑是使楚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愛國主義精神密切相關的，是寬容寬厚的態(tài)度和廣闊博大的胸懷。楚國吞并了如此眾多的國家。縱橫跨越今天的11個省，面臨的具體情況肯定是極其復雜的。黃瑞云先生在《楚國論》一文中說：“華夏蠻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歷史淵源各不相同，楚國都能加以安撫。楚國在戰(zhàn)爭中從未有過像秦軍那樣，動輒斬首幾萬，也沒有見過大量俘馘的記錄。”張正明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楚文化史》中說：“對于被滅之國，楚人的慣例是遷其公室，存其宗廟，縣其疆土，撫其臣民，用其賢能。即使對于蠻夷，也是相當寬厚的”。正因為如此，楚國才能夠得到各民族的擁護，顯示出強大的開放性和凝聚力，在橫跨大江南北的廣大領域，建立起一個強盛的積極進取的多民族國家，并且不斷強化其臣民的國家認同的觀念，激發(fā)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及強烈的本土意識和民族意識。應該說，這是楚國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獲得迅猛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的內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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