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于十五世紀初的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歷史上對外開放的偉大壯舉。其科技之先進，人員之眾多，規模之龐大，航線之遙遠，影響之深遠，在中國歷史上甚至是世界歷史上都是空前的，無疑鄭和在世界航海史和人類文明史上都是濃墨重彩的一筆。下面是歷史論文：淺談鄭和下西洋及影響

　　一、鄭和下西洋的背景

　　六百多年前，在世界發展的舞臺中東方國家特別是中國依然是世界的中心是其他國家眼中的泱泱大國、天朝上國。永樂年間，明朝國力相對強大，政治較為清明。明朝統治者為恢復以前萬國來朝的盛世局面，重振國威，積極恢復、發展與海外諸國的外交往來，大規模的開展外交活動和貿易活動。

　　要分析該論題首先必須清楚鄭和下西洋中“西洋”是指什么地方，據調查明朝把如今的馬來半島、印度尼西亞、印度半島等地區。而鄭和下西洋主要活動今天的南洋群島。

　　(一)經濟背景

　　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朱元璋作為明朝的開國皇帝，他的出生并非是名門望族，而是卑賤的貧苦農民，他從以前的生活經歷中知道“保民之道，藏富于民”的重要性，明白只有百姓富足自己的統治才能更加穩定，并通過總結元朝滅國的教訓，進而采取了一些列休養生息的措施。經過三十多年的勵精圖治，形成了“外戶不闔，道不拾遺”的繁榮局面，到洪武二十年，全國的耕地面積比建國初年擴大了五倍。“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癝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②]，簡單來說就是到了糧食多至吃不完只有讓它發霉的境界。礦冶、紡織、造船等手工業生產，都超過了中國的歷史最高水平。農業的穩步發展，商業貿易的活躍，更是大大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使其足以支付遣使下西洋的龐大開銷，此時的明朝已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

　　此外，在建國初期朱元璋工作的重心是國內政治，外交方面主要以“防”為主，推行海禁政策，雖是當時局面的不得已，但已是與時代發展相背離。中國的國際威望明顯下降，每年前來京城朝貢的國家越加減少，許多國家已多年不派使者來華，萬國來朝的局面不再，更有甚者，出現了附屬國無端殺害明朝使者的情況，這是一直以天朝上國自居的明朝統治者所不能容忍的。而且隨著生產的恢復和發展，當人們滿足了自己的生理需求后，需更高層次的物質文化需求便日益增加，他們需要更廣闊的世界，再次提出開展海外貿易也就成為必然，而且海外諸國也希望同中國恢復貿易往來，發展經濟。

　　(二)政治背景

　　鄭和下西洋的政治動機自古以來就有各種各樣的說法，對此，我大概列舉兩點,其一是為尋找失蹤的建文帝，朱棣率軍攻進南京的皇城以后，未發現建文帝的下落，雖然有人說建文帝已經被燒死，但是對于這個被朱元璋指定的皇位繼承人，朱棣還是十分忌憚的，畢竟他才是皇位的正統繼承人。沈德符的筆記中曾寫道：“少帝自地道出也，蹤跡甚秘，以故文皇帝遣胡濙托訪張三豐為名，實疑其匿他方起事。至遣太監鄭和浮海，遍歷諸國，而終不得影響。則天位雖不終，而自全之智有足多者……”在此后的數年間朱棣不斷聽聞建文帝在西南甚至海外出現過，朱棣擔心自己的統治收到威脅，決定派遣鄭和出海尋找建文帝的蹤跡以消除對自己的威脅。其二，招撫張士誠在海外的殘部。張士誠和朱元璋一樣，當年都是反元義軍一支，但是成王敗寇，朱元璋打敗了張士誠的起義軍隊后，張士誠的殘余勢力逃到了海外。朱棣擔心這些勢力在海外發揚壯大起來，因而派遣了如此龐大的船隊出行西洋，在宣揚國威的同時如果遭遇反明勢力也可以一舉剿之。

　　二、鄭和下西洋的準備

　　(一)海洋調查

　　行動前的詳細調查的確保事件成功的保證之一。據福建泉州的鄭和研究專家介紹，鄭和七下西洋，這么龐大的船隊遠洋航行，不僅每次都達到了預期目的地，而且都能平安歸來，這說明他們掌握或具有比較先進的海洋知識，而這些知識不是憑空而來的，是經過縝密的海洋調查才能獲得的。

　　鄭和等航海家們在航行過程中經行了詳細的海洋調查，在必經的一些海區、海域，對其的氣候，地形，水勢都做了觀察記錄，“各處州府山形水勢深淺泥沙地礁石之圖”，并且對一些特殊的地形海貌如“老古石地”“泥沙地”等都頗有研究。鄭和還向所至各國廣泛征集他們所收藏的各種海圖和航海資料，使得鄭和船隊對航海所經歷的各地的山勢、山峽、海陸分布、水文氣象、環境條件都有了更為具體的詳細的了解，為以后進行更遠的航海旅行提供了科學的海洋知識和經驗。

　　《海底簿》記載了鄭和當年的海洋調查活動：“永樂元年，奉旨差官鄭和、李興、楊敏等，出使異域，前往東西洋處。一開諭后，下文索圖，山峽，海域及水勢，日夜不致誤也。”這說明了鄭和等人正式下西洋之前在廣大的海域開展了對海洋情況、海洋環境的調研活動，并且通過此次活動獲取了大量有關東西洋各地海島、山形、山峽、水勢、水陸分布特點等方面的第一手數據，并與以前留下來的各種海圖進行了對比和校正。

　　在《順風相送》等海道針經中記載：“永樂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國開詔，累次校正針路，牽星圖樣，海域，水勢，山形圖。務要選取能諳針深淺更籌，能觀牽星山嶼，探打水色淺深之人在船，深要宜用心，反復仔細推詳，莫作泛常，必不可誤。”文中提到的“牽星”相當于如今的天文導航，而海道針經則相當于現如今的指南針導航，鄭和船隊在航海行駛中所使用的鄭和將二者在航行中有效的進行結合使用，白天用指南針導航，晚上則通過觀察星斗位置和羅盤來保持船隊的航向。這在當時是最先進的航海導航技術。

　　通過對歷史文獻資料的研究發現，鄭和下西洋航海技術的突出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中國在很早的時候就可以通過日月星辰測定自己的方位以及船隊航行的位置。此時鄭和已經能夠熟練的把天文導航與羅盤導航有機的結合起來使用，由此提高了對船位和航向的精確度，稱之為“牽星術”。這項技術在那個時代是最高天文導航技術。2、鄭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術，這是鄭和船隊在前人技術總計的基礎之上獨造的航海技術，即“針位取海道”，“以六十里為更，以托避礁淺”[③]。這里的一更是指在標準航海下2.4小時所航行的里程。這里的針路是指航行時確定航行的線路，主要用于超出了既定的航海路線時使用。3、《鄭和航海圖》的誕生，雖說它只是鄭和船隊當時活動所用的一份海圖，但它是鄭和七下西洋海航成就的偉大體現，是航海經驗的積累，對世界海航事業也有著重要意義，對后世研究中國古航海史有著重要作用。

　　(二)技術成熟

　　鄭和時期的科技成就表現主要體現在造船術和航海術這兩個方面。中國作為一個海岸線綿長的國家，他的造船與航海事業一直都十分發達，到明朝鄭和七下西洋更是達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峰。《明史·鄭和傳》記載：“寶船六十三號，大船長四十四丈，闊一十八丈。”換算單位，相當于船長達到約138米，船寬約56米。明初造船業分布范圍極廣，如洪武二十六年規定：打造船只由地方政府負責派遣專人打造。 “如或新造海運船只，須要量度產木、水便地方差人打造”[④]，在海運交易的各大港口或者海軍駐守的地方都設有官辦的船廠，且造船工廠遍布全國：北至松花江，南達廣東沿海，東到黃海邊。在其廣泛的區域中尤以江蘇、福建、湖廣、等地最為發達。至今在南京市下關還殘存著當年龍江寶船廠的“上四塢”、“下四塢”等作塘和水道。據考查龍江寶船廠是當時明朝大規模造船基地和停泊中心之一。有史為證 “明代文獻中有關鄭和船隊旗艦的尺度，咋看似乎難以相信，但實際絲毫不是奇談。”據統計，在鄭和航海時期，全國共造有大小海船近4000艘，永樂年間，明朝海軍擁有3800艘艦船，僅南京新江口就有400艘大型主力艦，由此可見，造船技術的先進性在當時是不然而語的。因而李約瑟感嘆道：“在明朝全盛時期，其海軍也許超過了歷史任何時期的亞洲國家。甚至超過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乃至超過所以歐洲國家海軍的總和。”寺田隆信在書中也贊揚了中國的傳統的造船技術，他寫道：“造船技術的優劣，是一個國家生產技術水平的反映。像以上所說的那樣，15世紀初的中國，以高超的傳統造船技術，建造了難以置信的巨大船舶，接連不斷的把他們送入大海中。”

　　三、鄭和船隊的概況

　　鄭和下西洋組建了世界上最龐大的遠洋船隊。鄭和每次遠航，其船隊共百余艘其中包括六十二大、中號寶船加上其他類型船只。鄭和船隊實際上是一支混合艦隊，其中包含寶船、坐船、馬船、糧船、和艦船。這些船最大的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最小的也有一十八丈。換算成今天的比例尺最大的寶船，約合一百三十點六八米長，五十三點九四米寬，深度達到十二米，吃水線是八米，舷壁高一點五米，載重力高達七千噸，船上共有九根桅桿，四層甲板。如此巨大的船只在當時是令許多人無法想象的。

　　在如此龐大的船隊上必然會有龐大的隊伍和完備的機制來調節航行。“永樂三年(1405)六月，名和及其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余人……以次遍歷諸蕃國”。這是《明史》中關于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記載。在其他各種史料如《鄭和家譜》、《菽園雜記》，《前聞記》、《皇明四夷考》中，都明確指出了鄭和下西洋的人員數量達到兩萬七千多人。人員大致分為“官校、旗軍、火長、舵工、班舵手、通事、辦事、書算手、醫生、鐵搭材等匠、水手、明稍等，共二萬七千五百五十名。”在其他文獻中也有類似的記載：“計下西洋官校、旗軍、勇士、邁事、民稍、買辦、書手通計二萬七千六百七十員名，官八百六十八員，軍二萬六千八百名，指揮九十三員，都指揮二員千戶一百四十員，百戶一百零三員戶部郎中一員，陰陽官一員，教諭一員，舍人二名醫官醫士一百八十名，余丁二名，正使太監七員，監丞五員，少監十員，內官內位五十三員。”[⑤]從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鄭和船隊有明確而精細的人員分工。例如：有掌管天文氣象監測的陰陽官，有掌管醫療衛生的醫官醫士，有掌管制造的舵工，火長。因而概況人員職務用現代來講可分為：領導成員：正使太監，副使太監;軍官：都指揮;外貿人員：戶部郎中，辦事，買辦，書算手等;技術人員:火長，舵工，陰陽官;翻譯、通事;醫官醫士;工匠;還有水手、民稍等基層人員。

　　四、鄭和下西洋的影響

　　自古以來中國人民就是愛好和平的在中國的思想體系可以窺見，從儒家提倡的“仁”“仁政”，到墨家的“兼愛”“非攻”，再到道家的“無為而治”。和平已成為中國的主流思想。“誕膺天命，統御萬方”的世界主宰觀自古以來就是統治者所推崇的統治思想，推行“內安諸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共享太平”的和平友好政策。

　　(一)維和行動

　　明初，東南亞國家眾多，國與國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國家勢力此消彼漲，不時互相爭奪，導致戰爭不斷。隨著暹羅、爪哇兩國勢力的不斷增長，不斷地進行對外擴張，欺壓領國。中南半島上安南與占城兩國更是仇怨深重，兩國時有的摩擦影響到整個中南半島的政局，甚至出現上文所提到的，在三佛齊出現了殺害明朝使臣，攔截向中國朝貢的他國使者的情況。再有就是海盜猖獗,橫行海上，經常搶劫商船，海上交通線收到嚴重干擾。例如：海盜陳祖義是當時海盜中最強的一支，成員在最鼎盛是超過萬人，擁有戰艦近百艘。 陳祖義“甚是豪橫，凡是經過客人船只，輒便劫掠財物。”[⑥]他不僅掠奪經過的商旅，而且打劫西洋來華的諸國使節，這不僅影響了明朝與該地區的正常來往，而且使得明朝在國際中的威望有所損害。為消除不穩定因素明，成祖采取了籠絡和武力并舉的方法，改善航道不穩定的狀況。公元1407年，朝廷決定招諭陳祖義，使其歸順朝廷。陳祖義假裝歸順，暗中卻準備搶奪鄭和船隊。他對自己的部下說：“明朝的船隊雖然多，但是領導者卻是第一次出海，而且軍隊都不擅海戰;他們船很大，但也以此行動緩慢，朝廷的水師雖然強大，但是已經多年未參加過戰爭而且是以步兵主力。”這一陰謀被一個叫施進卿的人告訴了鄭和，隨后，鄭和預先做好準備工作，待陳祖義前來偷襲時，率兵用火攻燒毀海盜船，剿滅海盜5000余人，并生擒陳祖義押回京城。陳祖義后被明朝廷斬首示眾，以警他人。明朝廷此舉可謂一舉三得：首先，它打擊了海外的海盜勢力，震懾了一些蠢蠢欲動的其它組織;其次，保證了東南亞航道的安全性;最后，此次舉動在西洋各國贏得了聲望，明王朝的國際威望有所恢復。

　　(二)樹碑布施

　　在東南亞及南亞，各國大多信奉伊斯蘭教和佛教。而文章開篇說道鄭和出生于一個世代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家庭，父、祖先后都到曾到過麥加圣地朝圣，并且獲得了“哈只”的尊稱，這是只有順利完成朝覲儀式的人，才能授予的頭銜。據史料表明鄭和既是回教徒但又信奉佛教，鄭和于永樂元年受道衍和尚的教誨，皈依佛教，并受“菩薩戒”取名“福善”。鄭和的這種雙重身份，有利于在這一地區妥善處理復雜的宗教問題，能更好的和各國進行溝通。而且鄭和船隊中還有馬歡、郭崇禮、費信、哈三、浦日和等一批信奉穆斯林的教徒。鄭和在許多國家和地區樹碑布施，以表敬意，例如：鄭和在錫蘭(今斯里蘭卡)佛寺舉行的布施活動，盛況空前。正因為明朝政府推行鄭和的和平外交政策，使其受到了海外各國的頌揚，于是一些和明朝廷斷絕多年來往的甚至是過去從未來往的國家紛紛遣使節來華，和明朝廷建立外交關系，以表敬仰。據統計，明成祖在位時期亞非國家使節來華共318次，更有如今的文萊、滿剌加、蘇祿、菲律賓四國的九位國王八次親自率團前來訪問，最多一次有18個國家朝貢使團同時來華。更有3位來華訪問期間因病而逝但明確要求葬在中國的國王。明朝都以王禮后葬。遺留在中國的墳墓已成為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和平友好關系的見證。

　　鄭和下西洋所到國家一度掀起“中國文化熱”，泰國研究學會會長周正榮說，泰國的禮拜寺，馬六甲殿宇等建筑都是鄭和下西洋時所建，馬六甲有三寶廟、三寶亭、三寶井;爪哇島有三寶港、三寶廟、三寶洞等。鄭和下西洋把中國先進的優秀的的文化傳到了西洋各國，例如絲瓷文化、服飾文化、飲食文化、貨幣文化等引起了西洋各國的爭相學習。對比此后西歐所進行的以掠奪貴金屬、土地和進行殖民統治為目標，用槍炮和細菌掠奪當地無數居民性命的毀滅性的，殖民性的新航路旅程，鄭和七下西洋給東南亞各國帶去的是政局的穩定，經濟的繁榮，社會的進步。對此當地人們給鄭和建廟樹碑，并且世代香火供應不斷，對比作為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聯合國在1992年決定把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時間定為全球節日之一，但卻遭到了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對。

　　(三)結果反思

　　鄭和船隊七下西洋，為何其后在海上銷聲匿跡，不見其蹤跡?客觀原因是隨著歐洲政治經濟的發展，他們的眼光開始面向世界，在東方國家進行殖民活動，掠奪資源，堵塞交通，嚴重阻礙了中國同南洋諸國甚至更遠地區的交流。主觀來講可分為幾個方面：1、統治階級的反對：明成祖死后，朱高熾繼位，史稱仁宗，他一登位就下令“罷西洋取寶船”，而且他是一個短命皇帝，他死后傳位給年僅九歲的宣宗，此時皇帝還很幼稚不太懂事，于是宮廷便由仁宗誠孝皇后張氏當權，朝廷則由楊士奇、楊榮、楊縛掌握。三個老頭和一個老太太掌握了國家的大權，他們已沒有年輕時候的魄力，也沒有遠大眼光，不贊成朝廷耗費龐大的費用去賞賜那些來華使者。2、經濟困難：鄭和下西洋的前十年，就從內務府支取了六百萬兩左右的白銀，這還不包括對來華的各國君臣或使節的賞賜，而明朝中葉一年的財政支出才三百萬兩左右，戶部尚書夏元吉曾多次上書反對下西洋。雖然明政府竭力的在發展經濟，農業等，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是到永樂后期，國庫由于多年支付征伐安南和漠北、修建北京城和下西洋等，財政負擔加劇。3、其他因素：鄭和去死后，朝廷如需再次下西洋，必須派遣以為能夠勝任組織如龐大的船隊的人。就經濟貿易來講，我們用絲綢，鐵器，瓷器交換香料、珠寶、奇珍異獸等是不具備再生產條件的。因而為節省國家支出，航海也便謝幕了。

　　參考文獻：

　　[1] 韓勝寶.鄭和之路[M].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年:31-63.

　　[2] 徐作生.鄭和寶船楊帆世界[M].中華書局,2010年:74-77.

　　[3] 吳晗.明史簡述[M].中華書局,2005年

　　[4] 王海洲，潘望.鄭和的時代——大航海時代的反思東西方相互的認識[M].古吳軒出版社,2005年:147-153.

　　[5] 中共南京市宣傳部，南京市教育部，江蘇省鄭和研究會.偉大的航海家鄭和[M].江蘇文出版社,2004年:65-77.
（轉載自學史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