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三國志》取材精審。裴松之《三國志注》記漢魏交替之際的表奏冊詔有20篇之多，陳壽在《三國志·文帝紀》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冊命就把這件大事寫出來。

　　三國志的特點和疑點

　　《三國志》是由西晉史學家陳壽所著，記載中國三國時代的斷代史，同時也是二十四史中評價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國志》共有六十五卷，包括《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主要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歷史。三國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吳志》三書單獨流傳，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書已合為一書。

　　《三國志》善于敘事，文筆簡潔，剪裁得當，當時就受到贊許。與陳壽同時的夏侯湛寫作《魏書》，看到《三國志》，認為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就毀棄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備至，認為在記載三國歷史的史書中，獨有陳書可以同《史記》、《漢書》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國史相繼泯滅無聞，只有《三國志》一直流傳到現在。南朝人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講：“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征，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國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這就是說，那些同類史書不是立論偏激，根據不足;就是文筆疏闊，不得要領。只有陳壽的作品達到了內容與文字表述的統一。

　　陳壽畢竟是晉臣，晉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國志》便尊曹魏為正統。在《魏書》中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只有傳，沒有紀。記劉備則為《先主傳》，記孫權則稱《吳主傳》。這是編史書為政治服務的一個例子，也是《三國志》的一個特點。

　　陳壽雖然名義上尊魏為正統，實際上卻是以魏、蜀、吳三國各自成書，如實地記錄了三國鼎立的局勢，表明了它們各自為政，互不統屬，地位是相同的。就記事的方法來說，《先主傳》和《吳主傳》，也都是年經事緯，與本紀完全相同，只是不稱紀而已。陳壽這樣處理，是附合當時實際情況的，這足見他的卓識和創見。《三國志》總起來說記事比較簡略，這可能與史料的多少有關。陳壽是三國時人，蜀國滅亡時三十一歲。他所修的《三國志》在當時屬于現代史，很多事是他親身經歷、耳聞目見的，比較真切，按說是有條件搜集史料的。但因為時代近，有許多史料還沒有披露出來;同時，因為恩怨還沒有消除，褒貶很難公允，也給材料的選用和修史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從魏、蜀、吳三書比較來看，《蜀書》僅得十五卷，較魏、吳兩書更簡。這大概是魏、吳兩國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陳壽寫《三國志》時，魏國已有王沈的《魏書》，吳國也有韋昭的《吳書》可作參考，這給陳壽搜集史料提供了極大方便。而蜀漢既沒有史官，也沒有現成的史書可借鑒，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難。陳壽費了很大氣力，連一些零篇殘文也注意搜尋，《蜀書》才僅得十五卷之數。《蜀書》中的許多重要人物的事跡，記載都十分簡略，可見蜀漢的史料是相當缺乏的。另外，因為政治上的原因，陳壽也可能舍棄了一些材料，如牽涉到司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寫，只好舍棄了。

　　《三國志》取材精審。裴松之《三國志注》記漢魏交替之際的表奏冊詔有20篇之多，陳壽在《三國志·文帝紀》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冊命就把這件大事寫出來。對孫策之死，舍棄《搜神記》等書上的妄誕傳說，只記孫策為許貢的刺客所擊殺。這些都反映了他對史實認真考訂，慎重選擇的態度。

　　《三國志》行文簡明、干凈。它常用簡潔的筆墨，寫出傳神的人物。《先主傳》記曹操與劉備論英雄，當曹操說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之時，“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記載，使劉備韜晦的心情，躍然紙上。

　　《周瑜魯肅呂蒙傳》記載的曹操聽到劉備占據了荊州之時，“方作書，落筆于地”的情態，生動烘托出劉備在曹操心目中和當時局勢中的地位。書中寫名士的風雅、謀士的方略、武將的威猛，大多著墨不多，卻栩栩如生。

　　陳壽在書中表現出品題人物的興趣。他說劉備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孫策、孫權是英杰，諸葛亮、周瑜、魯肅是奇才，龐統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劉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質是彥士，王粲、秦宓是才士，關羽、張飛、程普，黃蓋是虎臣，陳震、董允、薛綜是良臣，張遼、樂進是良將，這都反映了當時的時代風氣。

　　陳壽所著的《三國志》，與前三史一樣，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書郎范頵上表說：“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愿垂采錄。”由此可見,《三國志》書成之后，就受到了當時人們的好評。陳壽敘事簡略，三書很少重復，記事翔實。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嚴慎，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史學界把《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

　　陳壽還能在敘事中做到隱諱而不失實錄，揚善而不隱蔽缺點。陳壽所處時代，各種政治關系復雜，歷史與現實問題糾纏在一起，陳壽在用曲折方式反映歷史真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國志》對漢魏關系有所隱諱，但措詞微而不誣，并于別處透露出來一些真實情況。如建安元年(193)漢獻帝遷都許昌，本是曹操企圖挾天子以令不臣之舉。陳壽在這里不用明文寫曹操的政治企圖，這是隱諱。但寫遷都而不稱天子，卻說董昭等勸太祖都許，這就是微詞了。另外，他在《荀彧傳》、《董昭傳》和《周瑜魯肅呂蒙傳·評》中都揭露了當時的真實情況。陳壽對蜀漢雖懷故國之情，卻不隱諱劉備、諸葛亮的過失，記下了劉備以私怨殺張裕和諸葛亮錯用馬謖等事。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個表現。

　　但是，唐朝房玄齡等奉詔撰寫的《晉書·陳壽傳》，在承認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時，又認為陳壽因為私仇而在書中有所表現。說“丁儀、丁廙有盛名于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晉書·陳壽傳》關于陳壽索米的這條史料，只有少數幾位史學家如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劉知幾等相信，而多數的史學家則認為這條史料不合事實，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國志考證》中指出：“丁儀、丁廙，官不過右刺奸掾及黃門侍郎，外無摧鋒接刃之功，內無升堂廟勝之效，黨于陳思王，冀搖冢嗣，啟釁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隨之，斯實魏朝罪人，不得立傳明矣。《晉書》謂索米不得不為立傳，此最無識之言。”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也指出：《晉書》謂“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被髡，故壽為《亮傳》，謂將略非所長。此真無識之論也。亮之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觀壽校訂《諸葛集》，表言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勵。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過也。又《亮傳》后評曰：亮之為治也，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于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其頌孔明可謂獨見其大矣。”由此可見，《晉書》貶陳壽之說，實為不實之詞，不可盡信。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國志》說過一些公道話：“以理而論，(陳)壽之謬萬萬無詞;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于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于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漢、南唐亦近于蜀，故北宋諸儒皆有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看來，從東晉習鑿齒以來掀起的正統之爭，無不具有現實的目的和為當代政權服務的用心，知人論世，知世論史是至關要緊的，沒有永恒不變的正偽標的。

　　陳壽受后人批評的另一弊病是書中時有曲筆，多所回護。劉知幾在《史通·直書篇》說“當宜、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云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其口而無言。”批評陳壽和王隱在修史時對當權人物曹操、司馬懿的丑事緘口無言，為之回護。在《三國志·魏書》中確實沒有看到劉知幾所論的內容，對此，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六中“三國志多回護”寫到：

　　《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不言晉侯所召，而以為天子巡狩，既已開掩護之法，然此物為尊者諱也。至于孩父之事，則大書以正之，如許止、趙盾之類，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誠，義至嚴也。自陳壽作《魏本紀》多所回護，凡兩朝革易之際，進爵封國，賜劍履，加九錫，以及禪位，有詔有策，竟成一定書法。以后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為成式，直以為作史之法固應如是。然壽回護過甚之處，究有未安者。

　　趙翼在回顧自《春秋》以來即有回護現象的存在，認為陳壽在這方面做得不好。于是趙翼列舉一些例證，如漢獻帝遜位之后，魏封其為山陽公，到他死時，才追謚為獻帝，陳壽隱去曹王篡漢封山陽公一節，在《魏紀》中只稱漢獻帝。同樣常道鄉公遜位，為陳留王，到死時才追謚為元帝，陳壽也為之諱隱掩飾。司馬師廢齊王曹芳，《魏略》是這樣記載的：“(司馬)師遣郭一芝入宮，太后方與帝對弈，芝奏日：‘大欲廢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大意已定，太后但當順旨。’太后曰：‘我欲見大。’芝曰：‘大何可見邪。’太后乃付以璽緩。”是齊王之廢，全出于司馬師之主意，太后全然不知。陳壽《魏書》“反載太后之命，極言齊王無道不孝，以見其當廢，其誣齊王而黨司馬氏亦太甚關。”如此等等。

　　最為嚴重的曲筆是高貴鄉公被弒之事，據《漢晉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語》、《魏末傳》所載是高貴鄉公曹髦見司馬昭跋扈專橫，專權禍國，心不能甘，“發甲兵于凌云臺，親討司馬昭。司馬昭令賈充拒之，時府兵尚不敢動，賈充即令成倅、成濟曰：‘公蓄養汝等，正為今日。’成濟乃抽戈犯帝，刃出于背而崩。”而陳壽《魏書》但書“高貴鄉公卒，年二十”，絕不見被弒之跡。反載太后之命，言高貴鄉公之當誅，欲以庶人禮葬之。并載昭奏，稱“公卒兵向臣，臣即敕將士不得傷害，騎督成倅弟成濟橫人兵陣，傷公，遂至殞命，臣輒收濟付廷尉，結正其罪。”……這樣，趙翼感嘆道：“本紀如此，又無列傳散見其事，此尤曲筆之甚者矣，然此猶曰身仕于晉，不敢不為晉諱也。至曹魏則隔朝之事，何必亦為之諱。”趙翼的責難，尖銳深刻，例證還多，余如曹操征陶謙時濫殺無辜，記曹魏對蜀之戰“專以諱敗夸勝為得體”，最后，趙翼認為陳壽不僅牽涉到當權統治者的本紀多回護，而列傳中也多所諱。這樣的回護曲筆，不竟讓趙翼困惑不解：“豈壽以作史之法必應如是，回護耶?抑壽所據各國之原史本已諱而不書，遂仍其舊，而不復訂正耶?”

　　陳壽修史中的曲筆、回護的確存在，他顯然是處在曹魏、西晉政權交替過程中的一種避禍方式，作為封建時代的史書，必然會對當權者有所回護，為尊者諱是無法超越的潛在規則。就是趙翼所肯定的秉筆直書的南史、董狐也是經不起推敲的。所謂“趙盾弒君”(《左傳·宣公二年》)也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結論。他們立論的理由是趙盾“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計賊”，沒有盡到臣子的責任。

　　趙翼也為陳壽的曲筆作了歷史考辯，指出：“蓋壽修書在晉時，故于魏、晉革易之處，不得不多所回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既欲為晉回護，不得不先為魏回護……，當然，也有可能是陳壽所參考的魏、晉資料原來就是這樣記載，陳壽未作訂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為陳所處的特定歷史環境，處于改朝換代之際修史者顧忌更多的實際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貴真實，不虛美，不隱惡應是史家必須恪守的準則，曲筆是不足為訓的。應當看到，陳壽除了涉及魏晉易代的敏感問題與當權人物之外，其敘寫仍屬翔實可信的。不必諱言陳壽的曲筆，也不能因此而懷疑《三國志》的信史價值。錢大昕所說：“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敘事之可信。蓋史臣載筆，事久則議論易公，世近見聞必確。三國介漢晉之間，首尾相涉，垂及百年，兩史有違失者，往往賴此書正之……予性喜史學，馬班而外，即推此書，以為過于范(曄)、歐陽(修)。”(《三國志辯疑序》)

　　《三國志》也有其不足之處，不可不注意。在敘事時，除了在某些人的紀和傳中有矛盾之處外，其最大的缺點，就是對曹魏和司馬氏多有回護、溢美之詞，受到了歷代史學家的批評。另外，全書只有紀和傳，而無志和表，這是一大缺欠。《三國志》成書之后，由于敘事過于簡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時，著名史學家裴松之便為其作注，又增補了大量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