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是中國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書籍。該書編定是西漢禮學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選編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禮記》，在后來的流傳過程中若斷若續，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選編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禮記》，即我們今天見到的《禮記》。

　　《禮記》是中國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書籍。

　　《禮記》一書的編定是西漢禮學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選編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禮記》，在后來的流傳過程中若斷若續，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選編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禮記》，即我們今天見到的《禮記》。這兩種書各有側重和取舍，各有特色。東漢末年，著名學者鄭玄為《小戴禮記》作了出色的注解，后來這個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說經文的著作逐漸成為經典，到唐代被列為“九經”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經”之中，成為士人必讀之書。

　　《禮記》是戰國至秦漢年間儒家學者解釋說明經書《儀禮》的文章選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資料匯編。《禮記》的作者不止一人，寫作時間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數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關門弟子及其學生們的作品，還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

　　《禮記》的內容主要是記載和論述先秦的禮制、禮儀，解釋儀禮，記錄孔子和弟子等的問答，記述修身作人的準則。實際上，這部九萬字左右的著作內容廣博，門類雜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學、歷史、祭祀、文藝、日常生活、歷法、地理等諸多方面，幾乎包羅萬象，集中體現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學和倫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會的重要資料。

　　《禮記》全書用散文寫成，一些篇章具有相當的文學價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動故事闡明某一道理，有的氣勢磅礴、結構謹嚴，有的言簡意賅、意味雋永，有的擅長心理描寫和刻劃，書中還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禮記》與《儀禮》、《周禮》合稱“三禮”，對中國文化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各個時代的人都從中尋找思想資源。因而，歷代為《禮記》作注釋的書很多，當代學者在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們這里選錄的原文依據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經注疏》，注釋和譯文則廣泛參閱了各種有影響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準確簡明易懂。選錄的篇章由作者加上標題(原文只有篇名，每篇原文都較長)，原則上采用選文的首句作標題，注釋中只說明選自某篇。

　　《禮記》由多人撰寫，采自多種古籍遺說，內容極為龐雜，編排也較零亂，后人采用歸類方法進行研究。東漢鄭玄將49篇分為通論、制度、祭祀、喪服、吉事等八類。近代梁啟超則分為五類：一通論禮儀和學術，有《禮運》、《經解》、《樂記》、《學記》、《大學》、《中庸》、《儒行》、《坊記》、《表記》、《緇衣》等篇。二解釋《儀禮》17篇，有《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四制》等篇。三記孔子言行或孔門弟子及時人雜事，有《孔子閑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問》等。四記古代制度禮節，并加考辨，有《王制》、《曲禮》、《玉藻》、《明堂位》、《月令》、《禮器》、《郊特牲》、《祭統》、《祭法》、《大傳》、《喪大記》、《喪服大記》、《奔喪》、《問喪》、《文王世子》、《內則》、《少儀》等篇。五為《曲禮》、《少儀》、《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梁氏的歸類劃分，對我們有一定參考價值。

　　漢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稱為“經”，弟子對“經”的解說是“傳”或“記”，《禮記》因此得名，即對“禮”的解釋。到西漢前期《禮記》共有一百三十一篇。相傳戴德選編其中八十五篇，稱為《大戴禮記》;戴圣選編其中四十九篇，稱為《小戴禮記》。東漢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專稱《禮記》而且和《周禮》、《儀禮》合稱“三禮”，鄭玄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為經。書中還有廣泛論說禮意、闡釋制度、宣揚儒家理想的內容。

　　宋代的理學家選中《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把他們合稱為“四書”，用來作為儒學的基礎讀物。《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 。

　　最早的封建禮制教科書

　　《禮記》是秦漢之際和漢代初期儒家學者的著述;唐代“十二經”出現時，確立了儒家思想的學術地位。《禮記》49篇內容比較蕪雜，劉向《別錄》分為八類，近人梁啟超分為十類。但是對于“禮”的闡述無疑是共同的主題。圍繞這個主題，《禮記》的題材或內容可分為三個方面：一是詮釋《儀禮》和考證古禮這些禮儀制度是此后儒家文化中的生活習俗的源頭;二是孔門弟子的言行雜事，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的“禮”的生活實踐;三是對“禮”的理論性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