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遷都北京，是指明成祖朱棣將明朝的首都從南京遷往北京，是具有中國歷史重大意義的事件，其對中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造成的影響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代。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明成祖遷都北京，希望對你有用!

　　明成祖朱棣圖片

　　明成祖遷都北京背景

　　遷都前的南京

　　自唐朝以后，江南經(jīng)濟迅速發(fā)展并超過北方，成為全國的經(jīng)濟重心所在。位于長江三角洲西端的南京和其上下游的采石、瓜洲一起構(gòu)成的江防體系是保證江南安全的直接屏障。同時，南京自身的地理條件也十分優(yōu)越。因此，幾乎所有占據(jù)江南的地方性政權(quán)都以南京作為首都。明太祖朱元璋也以金陵作為基地統(tǒng)一全國建立明朝。

　　明初的南京城自外而內(nèi)，有外城、內(nèi)城、皇城、宮城四層。內(nèi)城周長九十六里，外城周長一百八十里，是全國最大的城市。與歷代故都近似方形的布局不同，明南京城形狀頗不規(guī)則。

　　遷都前的北京

　　北京位于華北平原的北端，三面環(huán)山，俯瞰中原，號為形勝。自唐朝安史之亂以來，北京(范陽)在全國的地位日漸顯著。北京是遼的南京，金元兩代的故都。

　　洪武元年(1368年)，徐達攻克元大都，大都改稱北平。徐達將城中部分居民遷往開封，平毀了元朝宮殿，其在舊址堆土筑成景山;為了便于防守，將北面城垣南移。由于運河淤塞，南方的物資主要改由海運和陸運轉(zhuǎn)運。這樣，原本繁華的元朝京師大都城變成了一座相對冷清的北方邊城。

　　洪武三年，太祖四子朱棣受封燕王。洪武十三年，燕王之國，在北平設立王府，俗謂燕京。徐達死后，華北邊防部隊多由燕王節(jié)制，北平也就成為明朝北部邊防的中心。

　　明成祖遷都北京過程

　　明太祖的遷都打算

　　由于歷代統(tǒng)一王朝的都城都在中原，明朝統(tǒng)一全國之初，明太祖便打算擇機將京師遷往北方。

　　洪武元年，下詔以汴梁為北京，以金陵為南京，效仿周唐的兩京故事。洪武二年，朱元璋又在故鄉(xiāng)鳳陽營建中都，同時下令從江南移民中都。但是開封和鳳陽都是久經(jīng)戰(zhàn)亂，破敗不堪，難以承擔京師的重任，朱元璋于是放棄了遷都這兩處的打算。洪武十一年，罷北京，改南京為京師。

　　南京皇宮是填湖所建。建成之后，由于地表下沉，逐漸形成南高北低的態(tài)勢，在風水上是不祥的征兆。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派遣太子朱標考察關中地區(qū)，為遷都西安作準備。然而第二年朱標病逝，沉重打擊了明太祖，令其不愿再勞師動眾地更換京師。

　　明成祖遷都北京

　　靖難之役后的永樂元年(1403年)，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稱，燕京北平是皇帝"龍興之地"，應當效仿明太祖對鳳陽的做法，立為陪都。明成祖于是大力擢升燕京北平府的地位，以北平為北京，改北平府為順天府，稱為"行在"。同時開始遷發(fā)人民以充實北京;被強令遷入北京的有各地流民、江南富戶和山西商人等百姓等。

　　永樂四年，下詔興建北京皇宮和城垣。

　　永樂七年，明成祖以北京為基地進行北征，同時開始在北京附近的昌平修建長陵。將自己的陵墓修在北京而不是南京，證明明成祖已經(jīng)下定決心要遷都。

　　永樂八年，親征回師后，明成祖下令開會通河，打通南北漕運。永樂十三年完工，從此北京所需物資可以通過相對經(jīng)濟地運輸。

　　永樂十四年，明成祖召集群臣，正式商議遷都北京的事宜。對于提出反對意見的臣工，明成祖一一革職或嚴懲，從此無人再敢反對遷都。次年，北京紫禁城正式動工。

　　永樂十八年，北京皇宮和北京城建成。北京皇宮以南京皇宮為藍本，而規(guī)模更勝一籌。新修的北京城周長四十五里，呈規(guī)則的方形，符合《周禮·考工記》中理想的都城的形制。明成祖下詔正式遷都，改金陵應天府為南京，改北京為京師，但在南京仍虛設了沒有太多實權(quán)的六部等中央機構(gòu)，稱南京某部。

　　還都南京之議

　　剛剛遷都幾個月的永樂十九年初夏，紫禁城的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遭雷擊，盡皆焚毀。朝野議論紛紛。禮部主事蕭儀認為，遷都后諸事不便，且棄絕皇脈與孝陵，有違天意。成祖大怒，立即處死了蕭儀。

　　明成祖死后，明仁宗即位。明仁宗長期作為太子在南京監(jiān)國，即位后，面對殘破的北京皇宮，立刻有還都南京的打算，下令修葺南京宮殿。隨即，北京六部原印信收回，新印信重又加印"行在"，等于廢除了北京作為京師的地位。但仁宗享國日短，未滿一年即已駕崩，此時還都的實際行動尚未展開。盡管仁宗的遺詔中強烈表明了他希望還都的意愿，繼位的明宣宗還是暫緩了還都的計劃。明宣宗的兒子明英宗繼位后，正式確定北京為明朝京師，不再稱行在，從此終明一代再未改變。

　　明成祖遷都北京影響

　　大都陷落、元朝滅亡約半個世紀后，全國的政治中心再度回到北方。自石敬瑭向契丹割讓燕云十六州后，北京附近已有約500年不在漢族朝廷中央政權(quán)控制之下(若從安史之亂、河北藩鎮(zhèn)興起算起則更長);而靖康之變后，整個華北地區(qū)也已經(jīng)有近250年由異族統(tǒng)治。成祖遷都后，北京及其周邊成為明朝的核心統(tǒng)治地域，漢族政權(quán)對華北的控制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贊賞成祖遷都的意見認為，由于首都距離長城很近，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地管理和調(diào)動軍隊抵御侵略。成祖本人就曾以北京為基地五次北伐元朝的殘余勢力，北京在軍事指揮上的優(yōu)點是處于后方的南京無法比擬的。同時，天子戍邊的氣勢以及皇宮和先帝陵寢俱在前線的事實，使朝廷上下在面對危機時更有抵抗的決心;例如土木堡之變、京軍覆滅之后，明朝堅決地組織了北京保衛(wèi)戰(zhàn)，而不是像西晉、北宋一樣放棄北方。

　　而反對者則認為，一方面遷都北京給明朝財政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另一方面北京地位陡然提升，令整個北方防線在向內(nèi)收縮的同時也向北京集中，反而破壞了明太祖時北方邊防的均衡配置。明宣宗放棄開平等三衛(wèi)后，長城以外明軍再無據(jù)點，令北京暴露了兩翼，也失去了戰(zhàn)略縱深，使京師長期處于外敵的直接威脅下，同時也是明中期蒙古在大漠、明后期女真在遼東坐大的重要肇因。明朝初期，華北相對于江南的貧困相當明顯。北京的營建使北方的生產(chǎn)和人口迅速恢復。但是，作為一個巨大的消費城市，京師對物資的大量需求無法就近解決，必須依賴于大運河從江南轉(zhuǎn)輸。因此在明清兩朝，漕運均具有極其重要的經(jīng)濟地位。漕運的繁盛帶動了運河沿線市鎮(zhèn)的發(fā)展，如揚州、臨清和滄州等，進一步促進了北方經(jīng)濟的恢復。

　　而反對者一般認為，政治中心和經(jīng)濟中心的過分遠離為明朝和繼之的清朝經(jīng)濟增添了巨大的、不必要的負擔。另一方面，由于大運河關乎京師命脈，漕運從純粹的經(jīng)濟行為上升為帶有明顯政治意義的行為。在運河沿線發(fā)生水患時，公家卻只會優(yōu)先保護漕運的利益，而往往忽視周邊百姓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