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1568年-1610年)，字中郎，號石公，明朝湖北省公安安里人，知名文學家。與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人稱“三袁”。袁宏道為三袁之中，文學成就最為杰出。

　　人物生平

　　袁宏道一生創作了大量山水游記，在他筆下，秀色可餐的吳越山水，堤柳萬株的柳浪湖泊，風清氣爽的真州，春色宜人的京兆，皆著筆不多而宛然如畫。這些山水游記信筆直抒，不擇筆墨。寫景獨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悅性。語言清新流利，俊美瀟灑，如行云流水般舒徐自如。文學觀點上主張創作要充分發揮自己個性，不要從人腳跟，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筆”。(《小修詩序》)他把死學古人的做法斥之為“糞里嚼渣”“順口接屁”“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與張幼宇書》)。

　　萬歷十六年(公元1588年)中舉人。次年入京赴考，未中。返鄉后曾問學李贄，引以為師，自此頗受李贄思想影響。

　　萬歷二十年(公元1592年)中進士。不仕，與兄宗道、弟中道遍游楚中。

　　萬歷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選為吳縣令，饒有政績。不久解官去，游覽江南名勝。寫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記，如《虎丘記》《初至西湖記》等。

　　萬歷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職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讓他進京。他只好收斂起游山玩水的興致，來到北京，被授予順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補禮部儀制司主事。。第二年，升為國子監助教。一年后又辭官返里，卜居柳浪湖畔，潛學著文，并作廬山、桃源之游。

　　萬歷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入京補儀曹主事，不久又辭去。

　　兩年后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轉考功員外郎，奏立“歲終考察群吏法”，其后成為定制。

　　萬歷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遷稽勛郎中，赴秦中典試。事畢請假歸里，定居沙市。留后世《袁宏道文集》。與他的兄弟并稱“公安三袁”。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實為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

　　主要主張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

　　所謂“性靈”就是作家的個性表現和真情發露，接近于李贄的“童心說”。他們認為“出自性靈者為真詩”，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所行，是謂真人”(袁宏道《識張幼于箴銘后》)，進而強調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則不下筆。因此他們主張“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應當“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瀟碧堂集序》)，這就包含著對儒家傳統溫柔敦厚詩教的反抗。他們把創作過程解釋為“靈竅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觸，心能攝之;心欲所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江盈科《敝篋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間”(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實現文學的革新。

　　推重民歌小說，提倡通俗文學

　　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袁宏道曾自敘以《打棗竿》等民歌時調為詩，使他“詩眼大開，詩 腸大闊，詩集大饒”，認為當時閭里婦孺所唱的《擘破玉》《打草竿》之類，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又贊揚《水滸傳》比《史記》更為奇變，相形之下便覺得“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聽朱生說水滸傳》)。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展觀與創新論相聯系的，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一掃王、李云霧”(《公安縣志·袁中郎傳》)，游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作題材愈來愈狹窄。其仿效者則“沖口而出，不復檢點”，“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后人評論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意義超過他們的創作實踐，是為公允之論。

　　作品影響

　　《瓶史》一書，是1599年春天袁宏道在北京寫成的，時年32歲。 袁宏道為什么要寫這本書?在《瓶史引》中，他寫道：“夫幽人韻士，屏絕聲色，其嗜好不得不鐘于山水花竹。”他還說，高人隱士們住深山，濯清泉，與世無爭，并以把世間一切讓人為樂。他們的生活恬淡、安逸，絕無大禍臨頭之恐。這正是我生平極為羨慕的事。但是，袁宏道說：由于“為卑官所絆”，身不由己，于是，“僅有栽花蒔竹可以自樂”了。

　　在談到自己喜歡插花的理由時。袁宏道說：由于“邸居湫隘，遷徒無常，不得已乃以瓶貯花，隨時插換”，況且，京城里種植有各種名花，取之方便，于是就成了“余案頭物”了。袁宏道認為，這樣做，省卻扦插、澆水之勞苦，而插于瓶中之花又有極高的觀賞價值，也算“一大快事”。

　　袁宏道的朋友在談到袁宏道時曾說：他“好修治小室，排當極有方略。此雖小道，實藝術之一種，有學問在焉”。由此可見袁宏道不僅是一個極其熱愛生活的人，而且也是一個頗具藝術眼光的人。

　　在長期的插花實踐中，袁宏通總結出了一整套的寶貴經驗，如他自己所說，寫《瓶史》的目的，就是為了“與諸好事而貧者共焉。”

　　《瓶史》問世后，對我國后人影響之大自不必說，東鄰日本也在文化五年(1808年)出過一本《瓶史國字解》，書中附有插花圖譜280余幅。此書的序言說：“前者黎云齋者，據石公《瓶史》建插花法，自稱宏道流，大行于世。”由此可見，此書對日本花道藝術的影響也是非同小可的。 袁宏道是個很有情趣的人，專門寫了《瓶史》一書，討論插花藝術。此書在中國流傳不廣，在日本評價很高，亦是“袁派”插花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