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一個充滿活力的創新期，詩、賦、小說等體裁，在這一時期都出現了新的時代特點，并奠定了它們在此后的發展方向。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魏晉南北朝文學。
魏晉南北朝文學簡介
中國古代小說有兩個系統，即文言小說系統和白話小說系統。魏晉南北朝時期，只是文言小說。這時的小說可以統稱之為筆記體小說，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記敘社會上流傳的奇異故事，人物的逸聞軼事或其只言片語。在故事情節的敘述、人物性格的描寫等方面都已初具規模。作品的數量也已相當可觀。但就作者的主觀意圖而言，還只是當成真實的事情來寫，而缺少藝術的虛構。它們還不是中國小說的成熟形態。中國文言小說成熟的形態是唐傳奇，白話小說成熟的形態是宋元話本。
從魏晉開始，歷經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國文學中古期的第一段。綜觀這段文學，是以五七言古近體詩的興盛為標志的。五古在魏晉南北朝進入高潮，七古和五七言近體在唐代前期臻于鼎盛。魏晉南北朝期間，文學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文學的自覺和文學創作的個性化，在這些變化中是最有意義的，正是由此引發了一系列其他的變化和發展。這期間宮廷起著核心的作用，以宮廷為中心形成文學集團。集團內部的趨同性，使文學在這一段時間內呈現出一種群體性的風格，另一段時間又呈現為另一種風格，從而使文學發展的階段性相當明顯。
文學集團內出現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淵明卻不屬于任何集團，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于眾人之上。魏晉南北朝文學對兩漢文學的繼承與演化，在五言古詩和辭賦方面痕跡最明顯。文人在學習漢樂府的過程五言古詩推向高峰;抒情小賦的發 展及其所采取的駢儷形式，使漢賦在新的條件下得到發展。文學自覺的標志從人物品評到文學品評從文體辨析到總集的編輯文學理論體系的建立新的文學思潮魏晉南北朝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相對于文學創作異常地繁榮，(魏)曹丕《典論·論文》、(西晉)陸機《文賦》、(梁)劉勰《文心雕龍》、(梁)鍾嶸《詩品》等論著以及(梁)蕭統《文選》、(陳)徐陵《玉臺新詠》等文學總集的出現，形成了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高峰。
魏晉南北朝文學特點
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論著中，可以看到一種新的文學思潮，這就是努力將文學從學術中區分出來，進而探尋文學的特點、文學本身的分類、文學創作的規律，以及文學的價值。在漢代，儒家詩都占統治地位，強調詩歌與政治教化的關系，詩歌被視為“經為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大序》)的工具。至于詩歌本身的特點和規律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魏晉以后，詩學擺脫了經學的束縛，整個文學思潮的方向也是脫離儒家所強調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尋找文學自身獨立存在的意義。這時提出了一些嶄新的概念和理論，如風骨、風韻、形象，以及言意關系、形神關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風骨、重氣韻的審美思想。
詩歌求言外之意，音樂求弦外之音，繪畫求象外之趣，各類文藝形式之間互相溝通的這種自覺的美學追求，標志著一個新的文學時代的到來。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創作，就是在這種新的文藝思潮的影響下展開的，同時它也為這種文藝思潮提供了賴以產生的實踐依據。這個時期文學創作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服務于政治教化的要求減弱了，文學變成個人的行為，抒發個人的生活體驗和情感。賦，從漢代的大賦演化為魏晉南北朝的抒情小賦，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個轉變。五言古詩在漢末蓬勃興起，文人的個人抒情之作《古詩十九首》被后人奉為圭臬。此后曹植、王粲、劉楨、阮籍、陸機、左思、陶淵明、謝靈運、鮑照、謝朓、庾信，雖然選取的題材不同、風格不同，但走的都是個人抒情的道路，他們的創作也都是個人行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詩，抒寫政治生活中的憤懣不平，也并不帶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于梁陳宮體詩，雖然出自宮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宮廷娛樂之用而已。詩人們努力的方向在于詩歌的形式美，即聲律、對偶、用事等語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這種趨勢下，中國的古詩得以完善，新體詩得以形成，并為近體詩的出現做好了各方面的準備。唐詩就是在此基礎上達到了高峰。
魏晉南北朝文學創作背景
早在東漢后期，士大夫中就出現了一些世家大族，他們累世公卿，專攻一經，門生、故吏遍天下，在察舉、征辟中得到優先，是一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占據了特殊地位的階層。士族的勢力在曹操掌權時一度受到抑制，到了魏和西晉重新興起。魏文帝曹丕建立九品中正制，因為中正官把持在士族手中而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晉書·劉毅傳》)的局面。士族子弟經過中正品第入仕，形成世代相傳的貴胄;而寒門庶族幾乎失去了入仕的機會。進入東晉，士族門閥的勢力更加強盛，特別是一些高級士族控制了中央政權，形成“王與馬，共天下”(《晉書·王敦傳》)的局面。這種門閥政治是士族與皇權的共治，是在東晉特定條件下出現的皇權政治的變態。到了南朝，士族勢力衰微，遂又回到皇權政治。
門閥制度阻塞了寒士的仕進之路，一些才高的寒士自然心懷不平，士族和庶族的對立成為這個時期的一個重要特點，寒士的不平反映在文學創作中，也就成為這個時期文學的一個特色。其實寒士的不平早在戰國時代的文學作品中就有所反映了，《楚辭》宋玉《九辯》：“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算是他們最早的呼喊。《古詩十九首》：“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貧賤，坎坷長苦辛。”則反映了寒士希望改變其地位的要求。魏晉南北朝時期，在門閥制度下，寒士的不平更為強烈，在詩中的呼喊之聲也就更為高亢。左思《詠史》其二：“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形象地反映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社會情況。其六寫出自己這一介寒士的高傲：“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其五最后兩句：“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則充分表現了寒士的氣概。鮑照也將寒士的不平傾瀉到詩中，如“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擬行路難》其六)。
文學家族的大量出現也是值得注意的現象。例如：三曹(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阮瑀及其子阮籍;嵇康及其子嵇紹、紹從子嵇含;三張(張載及其弟張協、張亢)，二陸(陸機、陸云兄弟)，兩潘(潘岳及其從子潘尼);傅玄及其子傅咸;謝安及其孫謝混，謝混及其族子謝靈運、謝瞻、謝晦、謝曜，謝靈運及其族弟謝惠連、其同族的謝朓;蕭衍，其子蕭綱、蕭繹。文學家族的大量出現與門閥制度有直接的關系，文學乃至文化集中在少數世家大族手中，與政治的權力一起世代相傳。文學家族在魏晉兩代尤盛，南朝以后逐漸減少，這與南朝門閥勢力的逐漸衰微的趨勢是一致的。
重視門第的風氣在文學作品中還表現為對宗族關系和倫理觀念的強調。在魏晉南北朝的詩中，有一些追述或炫耀自己宗族門第的作品，在那些表現倫理關系或規誡子弟的詩中也往往帶有追述先祖功德的內容，以及紹續家風、重振家業的愿望和使命感，而且多用典雅的四言形式寫成。例如：王粲《為潘文則作思親詩》，曹植《責躬》，潘岳《家風詩》，陸機《與弟清河云詩》，陸云《答兄平原詩》，左思《悼離贈妹詩》，潘尼《獻長安君安仁詩》、《贈司空掾安仁詩》，謝混《戒族子詩》，陶淵明《命子詩》、《贈長沙公詩》等。有趣的是進入南朝以后，隨著士族的沒落，這類詩幾乎不見了，謝靈運的《述祖德》五言詩二首算是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