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Ukraine)位于歐洲東部，是歐洲除俄羅斯外領土面積最大的國家，原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之一，是僅次于俄羅斯的第二大加盟共和國。在1991年蘇聯解體后，烏克蘭獨立。下面是烏克蘭的歷史發展介紹。

　　1、史前時期

　　從史前時期以來，今日烏克蘭領域范圍內的移民模式和住區模式在3個地理帶上各不相同，黑海沿岸若干世紀以來都處於當時的的地中海海上強國的勢力范圍內，開闊的乾草原從東越過烏克蘭南部呈漏斗形地向多瑙河口延伸，形成騎馬的游牧民族移民潮源源不斷地從中亞涌入歐洲的天然通道。

　　烏克蘭中北部和西部的混交森林-乾草原和森林帶定居著農業居民，通過水路與歐洲的北部和中部相連，這些地區的邊境既經常發生軍事沖突，文化交往也十分頻繁。

　　西元前7～6世紀開始，在黑海北岸、克里米亞和亞速海沿岸，曾建有許多希臘人的聚居區，這些希臘人的邊遠居民點後來受到羅馬帝國的管轄。

　　在西元前第一千紀年間，乾草原腹地相繼被辛梅里安人、西徐亞人和薩爾馬特人占領，這些民族全都是伊朗血統，與希臘人的聚居區保持著商業和文化關系。

　　西元200年左右，隨著哥特人從波羅的海地區進入烏克蘭，遂開始了大遷徙時期，他們趕走了薩爾馬特人，但他們的勢力在375年左右被從東面入侵的匈人打垮，接著，匈人又在5～6世紀被保加利亞人和阿瓦爾人所取代。7～9世紀之間，烏克蘭乾草原成了突厥族的哈札爾人(Khazar)汗國的一部分，這是個以伏爾加河下游為中心的商業帝國。

　　9世紀末，哈札爾人對乾草原的控制被馬扎爾人打破，此後在10～11世紀，佩切涅格人控制了烏克蘭南部的大部分地區，他們又接著被欽察人所取代，在游牧部落入侵的整個時期，克里米亞只有少數希臘人的居民點，他們主要是在切爾松尼斯(Chersonesus)，靠拜占庭帝國的支持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

　　與此同時，在向東遷徙的日耳曼移民的影響下，一些斯拉夫部落也在5～6世紀開始從他們喀爾巴阡山脈以北的最初家園往外遷移，一些斯拉夫人向西遷徙，另一些則向南進入巴爾干地區。

　　東斯拉夫人占領著烏克蘭西部和中北部的森林區和森林-乾草原區以及白俄羅斯的南部，他們再從那里向北擴展，往東北進入以莫斯科為中心的未來俄羅斯的領土，東斯拉夫人從事農業和牲畜飼養業，也從事制衣和制陶等家庭副業，還修筑有防御工事的居民點，其中許多後來發展成重要的商業和政治中心，建在聶伯河高峻右岸的基輔，就是這類早期居民點之一。

　　2、基輔羅斯

　　9世紀中葉基輔國家的建立，與國際貿易的發展和從波羅的海到拜占庭的聶伯商路(基輔為此路上的戰略要地)的新的優勢有聯系，此商路的沿線貿易由瓦蘭吉亞人(Varangian,即古代斯堪的那維亞人)的商人和軍人控制，基輔諸王公的祖先就來自他們的隊伍，但很快就斯拉夫化了。

　　在早期編年史中，瓦蘭吉亞人也稱羅斯人，這共同的名稱成為基輔地區，羅斯人的基本領土的地方名稱，后來，由于領土擴大，這一名稱就用於基輔王朝各成員所統治的全部領土。

　　10世紀末，基輔的版圖覆蓋了大片地區，從烏克蘭開闊乾草原的邊緣向北擴大到拉多加(Ladoga)湖和窩瓦河上游盆地，在弗拉基米爾一世及其子雅羅斯拉夫(Yaroslav)的統治下，基輔的權勢達到了頂峰。

　　988年，弗拉基米爾采用____為其國教，在拜占庭人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支持下，形成了教會等級制度，隨著新宗教的進入，在建筑、藝術和音樂方面產生了新的形式，出現了書寫語言(教會斯拉夫語)，開始有了書寫文化，所有這一切，都是雅羅斯拉夫大力推進的，他還頒布了斯拉夫人的第一套法典。

　　雅羅斯拉夫死後，基輔進入一個很長的衰退時期，貿易商路的變動損害了基輔在經濟上的重要性，而與欽察人在乾草原帶的戰爭又耗盡了它的財富和力量，王位繼承權的角逐和各王公之間的敵對削弱了基輔的政治主宰權，加強了各公國中的分離傾向。

　　13世紀中葉蒙古人的征服終於結束了基輔政權，但是於1199年在西烏克蘭建立的斯拉夫加利西亞-沃利尼亞公國則繼續存在到1340年該統治王朝覆滅。

　　3、立陶宛和波蘭的統治

　　14世紀中葉，烏克蘭的領土受到3個外來強國的統治︰金帳汗國、立陶宛大公國和波蘭王國。

　　乾草原帶和克里米亞成了韃靼金帳汗國直接統治的領土的一部分，沿海城鎮和海上貿易此時則落入威尼斯人和熱那亞人手中，金帳汗國是成吉思汗蒙古帝國最西部的繼承國，其汗居住在窩瓦河上的薩賴城(Sarai)，15世紀中葉，金帳汗國逐漸解體，它的繼承國之一克里米亞汗國在1475年後接受了鄂圖曼蘇丹的霸主地位，克里米亞半島以及毗連的乾草原帶大部分地區在該汗國的統治下，直到1783年被俄羅斯帝國并吞。

　　蒙古在烏克蘭其他地方的統治為時短暫，烏克蘭西北部和中部成為13世紀崛起的另一新強國——立陶宛大公國的擴張場所。

　　立陶宛在一個世紀內，吞并了白俄羅斯的所有領土，并在阿爾吉達斯(Algirdas)大公的領導下迅速進入烏克蘭，1350年代，占領了切爾尼戈夫(Chernigov)及鄰近地區，60年代占領基輔地區及南部的佩列亞斯拉夫(Pereyaslav)和波多利亞(Podillya)，與波蘭爭奪前加利西亞-沃利尼亞公國的角逐，在80年代以對其實行瓜分而宣告結束，立陶宛得到沃利尼亞，波蘭對加利西亞的所有權也得到確認，這樣，立陶宛的控制實際上已擴大到遠至開闊乾草原帶，甚至曾短時期遠達黑海的全部烏克蘭領土。

　　在立陶宛國內，羅塞尼亞(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領土起初保留了相當大的自治權，信奉異教的立陶宛人越來越多地皈依東正教并為羅塞尼亞的文化所同化，大公的行政措施和法律制度也大量按照斯拉夫人的習慣，羅塞尼亞語(古斯拉夫教會語摻入大量烏克蘭方言和白俄羅斯方言的成分)成了大公國的官方用語。

　　波蘭在烏克蘭的直接統治從1340年代起及此後的200年一直局限在加利西亞，但是，隨著1385～1386年兩國王朝的合并和立陶宛人接受了拉丁(天主教)教，立陶宛很快就進入波蘭的勢力范圍，天主教在立陶宛人中的傳播，以及隨之而產生的波蘭語言、文化、政治見解和社會秩序在立陶宛貴族中的傳播，正像早些時候在加利西亞發生的情形一樣，削弱了羅塞尼亞人信奉的東正教的地位。

　　1569年根據《盧布林聯合》協定，波蘭和立陶宛之間兩個王朝的合并改為兩個國家在憲法上的聯合，即波蘭立陶宛聯邦，與此同時，烏克蘭的更大一部分領土脫離了立陶宛，直接并入波蘭，此舉加速了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仍留在立陶宛內)的分化，但通過取消他們之間的政治邊界，促進了加利西亞和烏克蘭東部領土更緊密的結合，在下一個世紀，所有烏克蘭民族的領土實際上都處在優勢的波蘭政治和文化的直接影響下。

　　被立陶宛和波蘭統治了300多年的烏克蘭，到17世紀中葉已實際上經受了巨大的社會演變。

　　基輔羅斯時代的王公貴族的家族大部分融入并成為立陶宛和波蘭享有特權的貴族階層的一部分，長期信仰東正教和使用羅塞尼亞語言與風俗的羅塞尼亞貴族，在16世紀後期越來越傾向於波蘭化，這一過程開始時是由於耶穌會辦的學校以及人們改奉天主教。

　　隨著城市和城鎮的貿易發展，特別是在西烏克蘭，市民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階層，他們被按照與行會制度聯系在一起的內部社會等級制度以及宗教信仰和不同的種族而畫分開來，自13世紀以來，許多波蘭人、亞美尼亞人、日耳曼人和猶太人就在烏克蘭人往往減少成少數民族的城市里定居。

　　4、哥薩克

　　15世紀，一個新的軍人階層——哥薩克(源於突厥語kazak,或稱「自由人」)，開始在烏克蘭南部乾草原帶邊境逐漸形成，此專名最初用於那些好冒險的人，他們季節性地進入乾草原帶狩獵、捕魚和采集蜂蜜，他們的人數由於逃亡農奴和包括貴族在內的其他各階層的冒險分子而不斷壯大。

　　哥薩克們聯合在一起互相保護，到了16世紀中葉，已發展成為一個具有獨特民主性質的軍事組織，該組織有一個稱作大會(拉達〔rada〕)的最高權力機關，以及選舉出來的的各級軍官，包括總司令，或稱蓋特曼，他們的中心設在錫奇(Sich)，即聶伯河下游“石灘地區”(za porohy)的一個武裝營地——此後，即稱為札波羅熱營地。

　　哥薩克保護烏克蘭的邊民免受韃靼人侵犯，指揮自己的軍隊入侵克里米亞領土的戰役，甚至乘著輕便船只襲擊安納托利亞的土耳其沿海城市，波蘭政府發現哥薩克在與韃靼人、土耳其人和莫斯科大公國的戰爭中是一支有用的戰斗力量，但在和平時期卻把他們看作一群反覆無常的的危險分子，因而企圖從制度上來控制他們，并通過官方登記限制他們的人數，此舉在越來越認為自己有天賦的權利和自由的哥薩克中引起了強烈的不滿，從1591年起的半個多世紀以來，哥薩克零星地起來反抗過幾次，但都被十分費力地鎮壓下去。

　　17世紀前半葉，哥薩克還卷入了猛烈的宗教沖突，1620年，整個札波羅熱軍隊加入了基輔正教兄弟會;同年，一個新的正教僧侶統治集團在軍隊的保護下於基輔就任圣職，這樣，在劇烈的宗教分裂中，哥薩克便成了正教的堅定支持者和東正教會不妥協的反對派。

　　波蘭在烏克蘭領土上的統治隨著波蘭-立陶宛王國於1772年、1793年和1795年被3次瓜分後滅亡而告終，在第一次瓜分中，加利西亞被并入哈布斯堡家族的奧地利;在第二次瓜分中，俄羅斯獲得右岸和沃利尼亞東部地區;在第三次瓜分中，俄羅斯又兼并了沃利尼亞的其馀地區。

　　5、俄羅斯帝國直接統治下的烏克蘭

　　在廢除了蓋特曼統治區和斯洛博達烏克蘭的自治以及兼并了右岸和沃利尼亞之後，在俄羅斯帝國內的烏克蘭領土正式失去了自己民族特色的所有痕跡，這些領土被重新加以區畫，設置為正規的俄羅斯省，由圣彼得堡委派的總督管轄，右岸和一些毗鄰地區畫為限定給帝國內的猶太人居住的地區，由於取消了錫奇和1783年吞并了克里米亞汗國，居民稀少的南部地區(稱之為新俄羅斯)成為來自烏克蘭其他地區以及少數來自俄羅斯、巴爾干半島和德國的移民的聚居地。

　　這次移民大大地擴張了烏克蘭民族的區域，黑海新港口敖德薩發展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大都市。

　　社會領域也有了同樣的重大發展，為補償哥薩克高級軍官失去其在蓋特曼統治區內作為一個統治集團的種種權力，允許他們與俄羅斯貴族有相同的地位;許多人在帝國供職，有些軍官獲得了最高級別的政府要職。

　　通過教育、通婚和在政府供職，烏克蘭貴族漸漸俄羅斯化(正如早先使羅塞尼亞貴族波蘭化一樣)，盡管許多人在感情上仍深深地愛著他們的故國及其風俗民情，右岸的波蘭貴族保留了他們的社會地位，仍是主要的地主階級，大部分猶太人受到許許多多法律條款的約束，從1881年起，成為經常發生的大屠殺浪潮的犧牲品。

　　1783年，在凱薩琳治下，使左岸農民逐漸變成農奴的進程達到了高潮，但左岸農奴承擔的義務沒有右岸的繁重，在1861年農奴解放以前，農民中的大多數仍然是農奴，甚至在農奴解放之後，由於撥給的土地不夠和巨額的贖金，農民的負擔仍很沉重，致使許多農民陷入了窮困，不過，改革把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促進了工業的發展，烏克蘭東部的工業發展尤其引人注目，著名的有頓巴次煤田，它吸引了許多來自帝國各地的工人，其結果是，出現了工人階級和一些日益發展的城市中心，後者成為烏克蘭農村海洋中高度俄羅斯化的島嶼。

　　正如在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里的情形一樣，沙皇政權在宗教政策方面也加速消除烏克蘭的特色，凱薩琳二世雖然允許主要為波蘭人的天主教會繼續存在，但卻推行一項采用行政手段使烏克蘭人從東儀天主教改宗的計畫，這次反東儀天主教的運動雖被她的直接繼承者們部分地予以改變，但卻被尼古拉一世大力恢復。

　　1839年，東儀天主教大主教教區被取消，布列斯特教會合并被宣布無效，東儀天主教教徒最後被吸收進俄羅斯正教會，頑抗不從的神職人員受到嚴厲懲罰，俄羅斯正教會成了帝國政權在烏克蘭實行俄羅斯政策的重要工具。

　　19世紀中葉，烏克蘭發生的一些文化事件和文學事件，引起了沙皇統治階層的關注，官方觀點認為(此種觀點也主宰著俄羅斯史學界)，烏克蘭人是被蒙古-韃靼人從羅斯整體中分裂出去的俄羅斯人的一個分支或“支族”，即“小俄羅斯人”，由於受到波蘭的惡劣影響而偏離了他們自身的歷史進程，因此，認為重新把烏克蘭和俄羅斯統一成一個整體國家是十分必要的。

　　沙皇的鎮壓和俄羅斯帝國中基本上為農村性質的依然守舊的烏克蘭社會，妨礙了一次運動的發展，許多城市里出現了稱作“格羅馬達社”意為村社的秘密團體，他們鼓吹烏克蘭文化、教育，并出版地下讀物。

　　到該世紀末，主要由大學生領導的“格羅馬達社”較年輕的成員更公開地參加各項政治活動，哈爾科夫的這樣一個團體發展成為革命烏克蘭黨，該黨在1900年出版的一個小冊子中第一次提出的政治目標是“一個單一的、不可分割的、自由的、獨立的烏克蘭”。

　　1905年震撼俄羅斯帝國的革命也在烏克蘭引發了工人罷工和農民騷動，但直至1917年革命，具有民族意識、政治上活躍積極的烏克蘭人通常提出的要求，很少超過享有語言和文化的權力以及某種形式的地方自治。

　　6、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西烏克蘭

　　1772年，哈布斯堡王朝從波蘭手中奪取了加利西亞，兩年后，又從摩達維亞手中奪得部分是烏克蘭領土、部分是羅馬尼亞領土的布科維納(Bukovina)，而已在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作為匈牙利王國一部分的外喀爾巴阡地區，則是第三個烏克蘭民族地區，在哈布斯堡統治下的這三個地區有許多共同的遭遇，但由於他們獨特的民族環境和早期歷史的差別而又各不相同。

　　在奧地利統治時期烏克蘭民族居住的加利西亞地區同其西邊純粹是波蘭人的地區在行政上合并為一個單獨的省，省會為利沃夫(德語為倫貝格)，此舉以及在烏克蘭人那一半的省里波蘭人構成了占壓倒多數的地主階級并控制了主要城市(雖然許多城鎮主要是猶太人的)的事實，使得波蘭人同烏克蘭人之間的對抗在加利西亞的生活中帶有生死攸關的性質。

　　雖然總的說來，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對波蘭人有利，但烏克蘭人(在當時的術語中稱羅塞尼亞人)在奧地利享有民族發展的機會和取得的進步比他們在沙皇俄羅斯獲得的要多得多。

　　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疏遠了該國斯拉夫少數民族中的許多人，1849年，這次革命被俄羅斯軍隊鎮壓下去，因而激發了親俄的思想感情，導致親俄主義成為外喀爾巴阡知識分子中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主要傾向。

　　但是，1867年的政治安排產生了奧匈二元君主國，把對內政策的控制權交給了匈牙利寡頭政治集團，對在學校和出版物中使用羅塞尼亞語的限制日益增加，匈牙利化的趨向越來越強。

　　直到20世紀初，親烏克蘭的民粹主義運動才發展成與親俄主義和匈牙利化的對立面，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外喀爾巴阡的烏克蘭人的民族意識仍處於低度的發展水準。

　　7、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爭取獨立的斗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1914年8月1日俄國與奧匈帝國之間敵對狀態的開始，對交戰國雙方的烏克蘭臣民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在俄羅斯帝國，烏克蘭的出版物和文化機構立即受到鎮壓，重要人物被捕或被流放，9月，當俄軍進入加利西亞時，後退的奧軍處決了成千上萬被懷疑為親俄的人，沙皇當局占領加利西亞後，立即采取步驟使之完全并入俄羅斯帝國;他們禁止使用烏克蘭語，關閉了學校，并準備取締希臘公教會。

　　1915年春，奧軍重新攻占加利西亞後，俄羅斯化運動遂被中止，但西烏克蘭仍是軍事行動的戰場，并遭到極大的破壞。

　　1917年2月的俄國革命使臨時政府掌握了政權，它立即實行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取消沙皇對少數民族的種種限制，隨著烏克蘭出版物的重新出版和各種文化和專業協會的成立以及各種政黨的出現，烏克蘭的民族生活變得生氣勃勃;3月，根據這些組織的倡議，在基輔建立了中央拉達，作為烏克蘭的代議機構;4月，有更廣泛成員出席的全烏克蘭人民代表大會宣布中央拉達為烏克蘭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并選出歷史學家赫魯雪夫斯基為其主席，中央拉達公開宣布的目標是烏克蘭領土的自治和使俄羅斯轉變為一個民主的聯邦共和國。

　　11月7日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勒發動政變之後，烏俄關系隨之惡化，中央拉達拒絕接受新政權對烏克蘭行使權力，并於11月20日宣布成立烏克蘭民族共和國，盡管仍期望與即將召開的立憲會議上選舉產生的民主的新俄羅斯一起加入聯邦，布爾什維克接著也於12月在哈爾科夫舉行的第一次全烏克蘭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宣布烏克蘭為一個蘇維埃共和國，并成立了一個對立的政府。

　　1918年1月，布爾什維克在左岸發動了一次進攻并向基輔逼近，中央拉達當時已開始和它希望從其得到軍援的同盟國進行和平談判，并於1月22日宣布烏克蘭完全獨立，但幾乎同時，政府不得不立即撤退到右岸，因為蘇維埃軍隊占領了基輔，2月9日，烏克蘭和同盟國簽訂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3月初，德奧聯軍的一次進攻把布爾什維克逐出基輔，拉達政府於是返回首都，4月，紅軍撤離烏克蘭。

　　烏克蘭政府的各項社會主義政策，尤其是土地國有化政策，與為進行戰爭而最大限度地取得糧食供應的德國最高指揮部的利益相牴觸，4月29日，拉達政府在一次德國人支持的政變中被斯科羅帕茨基推翻，原為一18世紀哥薩克蓋特曼旁系後裔的斯科羅帕茨基接受了他欲使之成為世襲的“烏克蘭蓋特曼”的稱號，廢除了拉達通過的所有法令，建立了一個依靠地主和大部分俄羅斯城市中中產階級支持的保守政權。

　　新政府在烏克蘭的民族主義分子、社會主義者和農民中激起了強烈的反對，各主要反對黨派和一些民間組織建立了一個烏克蘭民族聯盟來協調政策，而農民則通過反叛和游擊戰來表達他們的敵意，11月，德奧的投降解除了斯科羅帕茨基政權的主要支柱，而聯盟則建立了一個執政內閣，準備將其推翻，斯科羅帕茨基謀求得到協約國的支持，宣布他打算與一個沒有布爾什維克的未來俄羅斯一起加入聯邦，從而引起了一次暴動，12月14日，蓋特曼退位，執政內閣控制了基輔政府。

　　甚至在奧匈帝國垮臺之前，西烏克蘭的一些政治領袖在1918年10月的一次集會上就曾宣布建立一個簡稱為西烏克蘭民族共和國的國家，包括加利西亞、北布科維納和外喀爾巴阡，11月1日，烏克蘭軍隊占領利維夫，此舉引發了一場與波蘭人的戰爭，波蘭人決心將加利西亞并入重新建立的波蘭國家，11月21日，波蘭軍隊奪取了利維夫，但加利西亞的大部分仍在烏克蘭控制之下，以彼得魯雪維奇為首的政府遷往斯坦尼斯拉沃夫。

　　1919年1月22日，兩個烏克蘭國在基輔宣布聯合，但真正的政治結合卻被正在增長的敵意所阻礙，這最終轉為對烏克蘭人不利，到7月末，波蘭完全控制了加利西亞，彼得魯雪維奇及其政府撤到烏克蘭右岸，并於秋季流亡到維也納，他們繼續進行外交努力，反對對波蘭占領的承認。

　　在基輔，已於1918年12月取得政權的執政內閣——起初由溫尼琴科主持，從1919年2月起由彼得留拉主持，他也是總司令——正式重建了烏克蘭民族共和國，并恢復了中央拉達的立法活動，它試圖建立一個有效的行政機構并妥善處理日益增加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但由於越來越混亂的國內局勢和充滿敵意的國外環境，它的努力受到了阻撓，由於農民變得焦躁不安，軍隊士氣低落，由難駕馭的頭目領導的游擊隊運動在活動范圍和暴力行為方面均不斷升級，在許多地方，政府的權力有名無實或者根本不存在，協約國包括派遣遠征軍占領了敖得薩的法國在內，都支持俄羅斯白軍，這支軍隊在俄羅斯南部集結在鄧尼金的周圍。

　　1918年12月，布爾什維克在烏克蘭東部發動了一場新攻勢，1919年2月，他們重新奪回了基輔。執政內閣遷移到右岸并繼續戰斗，5月，鄧尼金在左岸發動了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戰役，由於布爾什維克再一次撤退，彼特留拉的烏克蘭部隊和鄧尼金的幾個白軍團在8月31日雙雙進入基輔，從9月到12月，烏克蘭部隊一直同鄧尼金部隊作戰，但由於失利，遂向西北方向撤退，進入沃利尼亞。

　　烏克蘭部隊在該地三面受敵︰西有波蘭人，北有返回的紅軍，南有白軍，只好停止正規的軍事行動而轉入游擊戰，與此同時，布爾什維克開始擊退鄧尼金部隊，并於12月16日重新占領了基輔，到1920年2月，白軍已被逐出烏克蘭領土。

　　彼特留拉和畢蘇斯基的波蘭政府的談判，以1920年4月簽訂的《華沙和約》而告終，根據該和約的條款，彼特留拉放棄了對加利西亞和沃利尼亞西部的領土要求，作為對波蘭軍援的回報，兩天後，波蘭-烏克蘭聯軍發動的戰役開始，5月6日，聯軍占領了基輔，布爾什維克發動的一次反攻使他們在8月逼近華沙的郊區，戰爭的形勢再次發生轉變，波蘭和烏克蘭的軍隊擊退了蘇聯軍隊，并重新進入右岸，但是到了10月，波蘭和蘇俄軍隊簽訂了停戰協定，1921年3月，波蘭和蘇俄雙方簽訂了《里加條約》，波蘭進一步承認了蘇維埃烏克蘭，但獲得了西烏克蘭地區。

　　8、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烏克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一個時期里和隨后發生的革命大動湯中，烏克蘭領土被4個國家瓜分，布科維納分給了羅馬尼亞，外喀爾巴阡并入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波蘭吞并了加利西亞和西沃利尼亞以及北方一些相鄰的小塊土地，波蘭邊界以東的土地畫歸蘇維埃烏克蘭。

　　由布爾什維克控制的領土正式組成了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在布爾什維克監護下，全烏克蘭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於1917年12月舉行，大會為烏克蘭組成了一個蘇維埃政府，第二次代表大會於1918年3月舉行，宣布蘇維埃烏克蘭獨立;第三次代表大會於1919年3月舉行，通過了蘇維埃烏克蘭第一部憲法，然而，這些舉動基本上是對正在上升的烏克蘭民族主義明顯挑戰作出的戰術性反應，隨著布爾什維克統治的鞏固，蘇維埃烏克蘭逐漸將自己在外交和外貿領域的權力移交給俄羅斯。

　　1922年12月30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宣告成立，這個聯邦包括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外高加索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這個新的多民族聯邦的第一部憲法於1924年1月批準生效，布爾什維克同其共產黨組織對各級政府及軍隊和秘密警察行使至高無上的權力。

　　共產黨本身不容許對獨立和聯邦主義的原則作出讓步，它要保持高度的集中統一，因此烏克蘭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在1918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的成立大會上宣布，它是單一的俄羅斯(1924年后為全聯邦)共產黨的一個組成部分，并從屬於它的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烏克蘭共產黨除了從屬於莫斯科外，它在民族成分上也是完全非烏克蘭的，由於布爾什維克大多數人是外族，在意識形態上又重視無產階級，所以他們在80%為烏克蘭人、其中90%以上是農民的烏克蘭居民中只是得到有限的支持。

　　20年代，布爾什維克面臨的兩個主要任務是恢復經濟和安撫非俄羅斯人的少數民族，建筑在企業完全國有化和強制徵糧基礎上的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給經濟造成了巨大破壞。再加上隨后發生的旱災，造成烏克蘭在1921～1922年的饑荒中有100萬人餓死。

　　1921年列寧提出了新經濟政策，該政策部分地恢復了工商業中的私營企業，并用固定稅取代徵糧以及農民有權在自由市場上出售剩馀農產品，到1927年，烏克蘭的經濟已恢復到戰前水平，居民中的一部分人已過上一定程度的富裕生活。

　　在實施新經濟政策的同時，布爾什維克還對非俄羅斯的少數民族進行安撫，并同時深入到他們中間，1923年公布了“本地化”政策，其中包括在教育、出版以及工作地點和政府中推廣當地語言，發揚民族文化，以及從本地居民中選拔干部，這個政策在烏克蘭實施的10年中加速了烏克蘭化，并開創了一個烏克蘭文化的全盛時期，在烏克蘭共產黨內，普通黨員中的烏克蘭人比例到20年代末超過了50%，民族復興上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烏克蘭自主正教會，盡管存在反宗教宣傳和騷擾，但自從1921年建立以來，它在烏克蘭農民中贏得了大批追隨者，民族復興也引起了莫斯科的關注，斯大林這時正加強自己對黨組織的控制，1925年，斯大林派他的忠實副手卡岡諾維奇前去領導烏克蘭共產黨。

　　20年代末，斯大林開展了一場新的“自上而下的革命”，1928年開始實施的第一個五年計畫標志著新經濟政策的結束和極危險的工業化的開始，在烏克蘭，這導致加快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工業產量增加了4倍，工人人數增加至3倍，城鎮人口的增長從占總人口的19%增加到34%，雖然工業部門的重點放在重工業上，而且集中於頓內次盆地及聶伯河中央地區，但烏克蘭的工業已經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發展。

　　加速工業化的代價是由農民來承擔的，1928年，政府針對富農采取了一些特別措施，這些辦法從增稅和增加谷物上繳定額到沒收全部財產以至最終被放逐，到30年代中期，大約有10萬家庭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和哈薩克，大規模的集體化開始於1929年，是在黨的積極分子脅迫下和經濟制裁的威脅下進行的。

　　從1929年10月到1930年3月，集體化農場的百分比從9%增加到了65%，而到1935年底則超過了90%，群眾對集體化進行了抵制，形式有暴動、宰殺牲畜和破壞機器，而得到的回答則是增加已經很高的上繳定額和沒收口糧，結果，造成了1932年到1933年的大饑荒，死亡人數高達500萬到700萬——這是和平時期發生的前所未有的人為大災難，從俄羅斯來的移民被安置到荒無人煙的農村，傳統的烏克蘭農村則已經基本上被毀滅了。

　　在工業化和集體化的同時，政府發起了一場反對“民族主義偏向”的運動，這場運動實際上發展成對烏克蘭文化的討伐，對烏克蘭自主正教會進行鎮壓的頂點是1930年取消該教會，逮捕并流放了主教和教士，秘密警察在1929年聲稱揭露了一個地下組織——烏克蘭解放協會，它的領袖在1930年遭到審訊，并被判在勞動營長期服刑，許許多多的知識分子、作家以及藝術家遭到逮捕，隨后被監禁、流放或被處死，到1933年末，烏克蘭化已停止，一個俄羅斯化政策開始實施。

　　烏克蘭共產黨本身在人員的組成和性質上，由於斯大林的激變而出現了重大變化，從1929年到1934年的一系列整肅，將一代革命者、烏克蘭化的支持者以及對集體化的過火作法表示懷疑的人基本上都從黨內清除了，雖然普通黨員和擔任領導職務的黨員這時都是忠於史達林的人，然而同1936年到1938年的恐怖行動相聯系的新的整肅浪潮，使烏克蘭共產黨的黨員減少了一半，102名中央委員中有99人被槍決，1938年，赫魯曉夫從莫斯科帶著一大批俄羅斯共產黨員前來接管烏克蘭共產黨的領導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大恐怖和黨內的混亂才開始漸漸平息下來。

　　9、斯大林統治的最后年代

　　蘇聯當局重新控制新收復地區后立即進行經濟重建，同戰前一樣，第四個五年計畫仍將重點放在重工業上，從而損害了消費品生產，戰前制度很快又恢復了，赫魯曉夫以第一書記身分繼續領導烏克蘭共產黨，一直到1949年12月在莫斯科升任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列昂尼德·梅爾尼科夫接任他的職務，在黨的隊伍中進行的整肅是相對溫和的，然而，一場為消除西方影響而采取強硬意識形態立場的運動同剛剛恢復的俄羅斯化運動同時展開。

　　西烏克蘭的蘇維埃化是一場拖延很久并充滿暴力的過程，對蘇軍進行的武裝抵抗一直延續到50年代初，它得到了當地農村居民的暗中支持，當時正在強制推行的集體化運動激怒了農民，希臘公教會也受到支持游擊隊及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的指控，在對教士進行逮捕和威嚇后，1946年3月在利沃夫舉行的一次宗教會議上正式宣布希臘公教會同俄羅斯正教會“重新合并”。

　　1949年，外喀爾巴阡地區的希臘公教會也以類似的形式被取締。

　　10、赫魯曉夫時代

　　1953年斯大林死后，赫魯曉夫戰勝他在莫斯科的一些對手對烏克蘭來說特別重要，身為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的赫魯雪夫熟悉烏克蘭，他任命自己信任的干部擔任黨的職務，同烏克蘭文化界的杰出人物也十分要好，與斯大林的反烏克蘭的心態形成對照的是，赫魯雪夫對那些堅持黨的路線并忠誠為蘇維埃國家服務的烏克蘭人沒有偏見。

　　斯大林死后不久，梅爾尼科夫被免去了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的職務，理由是“背離民族政策”，特別是提升非當地干部和在西烏克蘭的高等教育中實行俄羅斯化，接替他的是基里琴科(Oleksy Kyrychenko)，是擔任過這個職務的第二個烏克蘭人，這一舉動以及與此同時進行的黨和政府在人事問題上的變動提高了士氣和信心，因為他們的權限領域也大大加強了。

　　1954年，全蘇聯舉行的慶祝烏克蘭同俄羅斯“重新統一”300周年紀念活動，是表明烏克蘭人地位正在上升的另一跡象;值此紀念活動之際，克里米亞半島(1944年，該地的原住民韃靼人被全部放逐)也從俄羅斯聯邦畫給了烏克蘭，烏克蘭黨的官員開始提升到接近權力杠桿的莫斯科黨中央機關。

　　1957年，基里琴科調往莫斯科，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書記，他的烏克蘭共產黨第一書記的職務由波德戈爾內(Nikolay Podgorny)接任。

　　1963年，波德戈爾內也調到莫斯科任中央委員會書記，黨員人數在穩步增加，到1958年底已超過100萬人，其中60.3%為烏克蘭人，28.2%為俄羅斯人。

　　赫魯曉夫還在行政管理和經濟管理上實行有限的權力下放，這些措施增加了烏克蘭黨和政府的領袖以及官員階層的權力，也刺激了他們的野心，這反過來又招致莫斯科對“地方主義”提出警告。

　　早在1953年，大規模的恐怖活動已經減少，鎮壓也采取了更加區別對待的方式，1955～1956年的大赦釋放了集中營中的大多數犯人，數十萬人回到了烏克蘭，在赫魯曉夫當政的后半期，一個明顯的趨勢是重新出現俄羅斯化;1959年通過的教育改革計畫開始了一個壓縮學校中烏克蘭語教學的長期過程;1961年，新黨綱強調俄語在消除蘇聯人民的民族隔閡上的重要性，并談到蘇聯各共和國之間邊界的重要性正在日漸縮小，黨的理論家們發展了一種“民族融合”理論，該理論認為，當蘇聯社會向共產主義邁進時，民族語言也將隨之消失。

　　在赫魯曉夫當權的最后幾年，有兩個人物上升到重要地位，他們是謝列斯特(Petro Shelest)和謝爾比茨基(Volodymyr Shcherbytsky)，烏克蘭的政治舞臺在他們兩人的支配下，幾達30年之久，兩人早期均在地方黨組織內從事黨務工作。

　　1961年，謝爾比茨基擔任了烏克蘭部長會議主席()，在波德戈爾內晉升到莫斯科中央后，謝列斯特於1963年6月接替他成為烏克蘭黨的領袖，同時，謝爾比茨基失掉了職務，從此銷聲匿跡。

　　11、謝列斯特統治下的烏克蘭

　　赫魯曉夫下臺后，莫斯科的權力一直由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爾內3人為首的集體領導所分享，直到7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才占據了突出位置，謝列斯特是波德戈爾內的門徒，在赫魯雪夫下臺后不到一個月，便當上了政治局的正式委員。

　　然而不久后，布里茲涅夫的追隨者謝爾比茨基從相對默默無聞的狀態中走了出來，他於1965年重新擔任了基輔的職務，并於1966年成了莫斯科的政治局候補委員。

　　莫斯科的新領導迅速取消了赫魯曉夫的許多下放權力的措施，不過，新政權起初對非俄羅斯人表示了更多的關懷，莫斯科民族政策這種表面上的讓步，是同領導集團忙於繼承權的斗爭有關，它促進了作為烏克蘭謝列斯特時代特點的3種主要趨勢。

　　這3種趨勢是︰日益壯大的文化復興，基輔政界上層人物表現的更大自信，以及大規模持不同政見運動的日益發展。

　　文化復興是建立在推行非斯大林化的解凍政策所取得的各項成就的基礎上，雖然這些成就必然有一定限度，但也是來之不易，充當其先鋒的是一批年輕的“60年代一代”，他們的成長期沒有直接經受過恐怖時期的苦難，他們在主題上和形式上都進行試驗，有時還激起上一代人的怒火，越來越多過去遭到禁止的人物恢復了作為學者的名譽，歷史學家開始探討先前禁止涉及的問題，有關烏克蘭歷史的新的雜志刊物開始出現，大型百科全書式的出版物也在著手進行，這些活動遭到黨內理論家和保守的文化界領導的猛烈攻擊。

　　然而，自20年代實行烏克蘭化以來，文化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這些成就之所以能夠實現，是受到黨的領導層中有影響部門的支持，特別是謝列斯特本人的支持，除文化外，謝列斯特還捍衛烏克蘭的經濟利益，他在蘇聯的投資分配上努力為烏克蘭爭取更大的分額，并在經濟管理上為共和國爭取更大的控制權。這些努力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加強黨在烏克蘭人心目中的合法地位，在謝列斯特任職期間，烏克蘭共產黨員人數增加的比例，是全聯邦平均數的一倍。

　　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持不同政見運動開始出現以來，在謝列斯特時期繼續有發展，持不同政見者所寫的各種材料通過地下出版物日益廣泛地流傳開來，其中有的還流出國境，在外國出版，不過，整個60年代對持不同政見者采取的報復措施，一般來說還算溫和。

　　1970年初，有跡象顯示，謝列斯特政權的相對寬容作風快要結束了，烏克蘭的格別烏首腦被撤換，諸如“反蘇活動”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等刺耳的聲音增加了;“偉大大的俄羅斯人民”受到贊頌;1971年，勃列日涅夫的門徒和謝列斯特的對手謝爾比茨基升任政治局的正式委員;1972年5月，謝列斯特被免去了烏克蘭共產黨領袖的職務，由謝爾比茨基接替他;謝列斯特繼續擔任了一年的政治局委員和莫斯科的副，但在1973年5月，他失去了黨和政府的一切職務。

　　12、謝爾比茨基統治下的烏克蘭

　　謝爾比茨基的提升標志著勃列日涅夫鞏固在莫斯科的權力方面的重要一步，并且是烏克蘭戰后政治生活中的轉折點，謝爾比茨基在位達和政府17年之久，直至1989年秋辭職，數星期后去世，他的庇護人早已在1982年去世，此時，戈爾巴喬夫當政。

　　隨著謝爾比茨基的上任，黨和政府內的人事變動逐漸開始了，其中許多變動涉及撤換謝列斯特的支持者和提升同謝爾比茨基(也是布里茲涅夫)早期的事業基地——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共產黨組織——有關系的干部，1973～1975年的一場整肅使烏克蘭共產黨近5%的黨員遭到開除。

　　整個1972年到1973年，民族主義分子和人權活動分子不斷遭到逮捕，隨著1975年國際《赫爾辛基協定》及其人權條款的簽字，烏克蘭成立了一個赫爾辛基觀察小組，到70年代末，其成員幾乎全部被關進集中營或流亡國外，關進精神病院也成了一種新的政治迫害方法。

　　整個70年代和80年代，烏克蘭的經濟運作情況一直在滑坡，增長率下降，尤其是重要的冶金工業和煤炭工業，為一些嚴重問題所困擾，連續數年乾旱的襲擊，缺乏刺激因素，以及在集體農場管理上的過度集中，使農業生產處於十分不利的狀況，蘇聯的能源政策越來越重視核能，而位於基輔西北車諾比的一座烏克蘭核電站在1986年4月發生了一場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核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