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改用新的帝號，稱為始皇帝，并規(guī)定繼者稱二世、三世，以至于萬世。這是《史記》所記載的。但據(jù)《說苑·至公》的記載，起初秦始皇在考慮采用什么方式傳王位這個問題時，曾經(jīng)有過要用禪讓制的想法。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禪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嘆曰:“吾德出自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后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為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泰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筑臺干云，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鐘，立萬石之簴。婦女連百，倡優(yōu)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蝎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訚然無以應之，面有慚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眾丑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對于以上這段記載，過去人們一般都不大相信它。究其原因大概主要有兩方面:第一，此事在《史記》中沒有記載，而《史記》所不記的內容，學者往往會不加相信。第二，說那個赫赫有名的專制君主秦始皇有禪讓思想，乍然聽起來似乎不合情理。所以《說苑·至公》的這段材料，長期以來沒有受到人們重視。但我們若將這段材料與《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有關內容聯(lián)系起來，作—番比較和分析的話，那就可以發(fā)現(xiàn)，《說苑·至公》中所記載的這件事，表面采著是不見載于(史記》，而實際上這件事與當時的客觀事實是相吻合的，亦與《史記》中的有關記載相吻合;故可以判定:《說苑·至公》的這段記載屬于可信。

　　我們知道，秦始皇時曾設置很多博士官以充當顧問。凡朝廷要制定或要實施某些重要政策之前，往往先叫博士們或臣僚們議論一下該政策的優(yōu)劣得失，供秦始皇斟酌考慮，然后加以批準執(zhí)行。郡縣制的施行就是經(jīng)過這樣的方式和程序而落實的。

　　用什么方式傳王位這件事與是否要實行郡縣制那件事，其政治意義十分相同，都是屬于秦朝當局要加強政權建設、鞏固統(tǒng)治利益的重要措施，所以秦始皇要召博士們來議論—番。這一點《說苑》的記載與《史記》的記載是相一致的。顯然秦始皇原先是有采用禪讓制的打算，只因博士們對此事都沉默不發(fā)言，又加上被的白令之斥責了一番，秦始皇才因此取消了原來的想法而“無禪意”。由于受當時的客觀情況的限制，秦始皇想用禪讓方式傳王位的想法不可能成為事實，但卻不能就此便輕易否定秦始皇初時有過這種想法。

　　實際上，秦始皇有禪讓思想并不是—件奇怪的事。戰(zhàn)國時“讓賢”說曾一度在社會上廣泛流行，很多人不但深信古代真有過堯舜禪讓的事，而且有的人還仿而行之，希望自己也能像堯、舜那樣揚名青史，流芳百世。先秦文獻就記載了那時曾經(jīng)相繼發(fā)生過魏惠王打算讓位給惠施、秦孝公想要讓位給商鞅和燕王噲讓位給子之等事件。其中燕王噲讓位給予之的事乃是真真實實地發(fā)生的，非常有震動性，所產(chǎn)生的影響也甚為深廣。堯舜行禪讓之說雖然是儒家吹捧的，然而在崇尚法家學說的秦國，其統(tǒng)治者亦受到“讓賢”說的影響;所以從秦孝公時代到秦始皇時代，統(tǒng)治者中不斷有人做出向往禪讓的行為。有的人例如相國呂不韋，還在理論方面對堯舜行禪讓的事加以認可和用力宣揚。那么秦始皇想要行禪讓，其實是屬于仿效先例，步前人之后塵罷了。秦始皇認為自己成功地統(tǒng)一了天下，功德足以壓倒一功帝王，宜與堯、舜等古圣賢王同光于史冊，故而要搞一番行禪讓的舉動，以顯揚美名。看來，秦始皇想要行禪讓這件事，既符合秦始皇貪慕虛榮的驕奢心理，又符合當時行禪讓之說曾經(jīng)甚為風行的客觀情況。《說苑》記載的決不會是無中生有的荒誕之說，實在可以補充《史記》記載的不足。可是為什么長期以采，《說苑·至公》篇中所記載的關于秦始皇欲行禪讓這段如此有參考價值、甚為重要的材料，竟然會被人們所忽視呢?筆者認為其中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因為人們對秦始皇十分憎恨而不想讓他沾堯舜之光。—般來說，堯舜是人們普加歌頌的賢君，而秦始皇則是人們普遍唾罵的暴君。特別是在西漢初期，人們對秦始皇的苛暴政治耳聞目見，因此對秦始皇欲仿堯舜行禪讓這件事，是不樂于講述的，以免堯舜的美名被秦始皇玷污了。司馬遷是漢初人，他的思想行為與當時人的思想行為必然相一致;所以司馬遷的史書中對那件事不加記載，是不足為怪的。

　　第二，因為人們對《史記》材料的可靠性過分迷信。司馬遷《史記》從其問世起就獲得高度評價，漢代一流的學者諸如劉向、揚雄、班固等人都一致公認該書是部“實錄”。班固曾強調說:“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這基本上成了學術界評價《史記》的主流。所以作為正史之首的《史記》，其內容往往是史家們、學者們考證史事和研究歷史問題的權威性材料。再加上有關秦始皇的事跡，—般只是多見載于《史記》一書，其他的書籍對此記載甚少;因此很自然地，《史記》中這方面的材料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就會特別高。

　　第三，人們對《說苑》中某些史料的價值認識得不夠。《說苑》—般地被人看作是雜史，所以從整體而言，此書的史料價值及學術地位是大大低于《史記》的。其實，《史記》的材料固然可靠可用，但不能說都絕對可靠可用;也不能說有了《史記》的材料就可以完全摒棄任何其他材料了。從實際講，秦始皇一生事跡有那么多，司馬遷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中完全不漏刪口以記述。其對某些事情有所忽略不加記，甚至是有意識地不記，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不能把被司馬遷忽略未記的某些事都—概認為是不可信。《說苑》主要是劉向取用朝廷秘藏檔案、書籍寫成，原該值得重視。正如研究《說苑》一書富有成就的某學者所認為:“《悅劾的取材，十分廣博……其中十之/\九，還可在現(xiàn)存典籍中探討源流，互相參證。但有一部分卻是早巳散佚，文獻無徵，只靠《說苑》保留它一點遺文瑣語了。與他書互見的，可以參驗比校:供我們考證勘定之用;所僅存的放失舊聞，就更值得珍視了。”此話講得頗合理允當。應該承認，《說苑》書中不免夾有—些可列為是有問題的內容，它們往往多是年代較為久遠的史事，由于輾轉相傳，才令史事走樣以至失實。而西漢與秦始皇時代距離不遠，西漢人所記述的秦始皇事跡，一般而言，該不會有較大的走樣與訛誤。再說西漢后期的人對秦始皇的憎恨感不會像漢初人那樣強烈，人們在一定的場合下提及并且認可秦始皇的某些具有善行性質的行事，是正常的。所以劉向在編撰《說苑)時就用上了這則材料。總之，《說苑·至公》中那則關于秦始皇事跡的內容，應該是司馬遷寫史時所遺漏或有意不用的內容，甚至可能是司馬遷所未曾見的內容，實在值得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