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是指封建社會統治者迫害知識分子的一種冤獄。皇帝和他周圍的人故意從作者的詩文中摘取字句，羅織成罪，嚴重者會因此引來殺身之禍，甚至所有家人和親戚都受到牽連，遭滿門抄斬乃至株連九族的重罪。從康熙年間到乾隆年間，就有10多起較大的文字獄，被殺人數之多可想而知。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清朝文字獄簡介，希望對你有用!

　　清朝文字獄圖片

　　清朝文字獄概述

　　1 名詞，專指一類迫害文人，以排除異見的事件。

　　2 動詞，指利用特權對異己進行構陷。

　　3 形容詞，形容統治者對被統治者實行的無情專制。

　　《漢語大詞典》定義為“舊時謂統治者為迫害知識份子，故意從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羅織成罪”，《中國大百科全書》則定義為“明清時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羅織罪名清除異己而設置的刑獄。”

　　我國古代的文字獄以清代最甚，清代統治者大興文字獄，目的在于壓制漢人的民族反抗意識，樹立清朝統治的權威，加強中央專制集權，這種文化專制政策，造成社會恐怖，從而禁錮了思想，摧殘了人才，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清朝文字獄簡介

　　清朝時期的文字獄是空前絕后的，而且隨著統治的穩固而加深，越是統治穩定的時期，文字獄就越是登峰造極，至乾隆時期，以是無以附加的強化，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因此而扭曲變形。按照魯迅的說法，“文苑中實在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了”(《且介亭雜文·買〈小學大全〉記》。順治帝興文字獄7次，康熙帝興文字獄12次，雍正帝興文字獄17次，乾隆帝興文字獄130多次。以下是清代歷朝重要的文字獄案件。

　　一、順治朝的文字獄

　　清朝文字獄的開端，起于順治四年——廣東和尚函可身攜一本紀錄抗清志士悲壯

　　事跡的史稿《變記》，被南京城門的清兵查獲，在嚴刑折磨一年后，定讞流放沈陽。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藝序案，毛重倬為坊刻 制藝所寫的序文不書“順治”年號，被大學士剛林認為是“目無本朝”，有關“正統”的“不赦之條”。由此規定：“自今闈中墨牘必經詞臣造訂，禮臣校閱，方許刊行，其余房社雜稿概行禁止”。從此誕生了清朝言論檢查 官，開始了中國的言論出版審查專制，中國人的“言論自由之人權”由此大倒退。

　　二、康熙朝的文字獄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兩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獄還不算非常嚴重，但是也殺戮了大批文人。

　　1 明史案

　　從莊廷鑨明史案說起，卻說明熹宗天啟朝內閣首輔朱國禎受魏忠賢排擠，告病回到老家浙江烏程，編了

　　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諸臣傳》。明亡后，浙江湖州有個叫莊廷鑨的富戶，他是個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鼓舞，也想搞一部傳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曉史事，于是出錢從朱國禎后人處買了史稿，并延攬江南一帶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補寫崇禎朝和南明史事。在敘及南明史事時，仍尊奉明朝年號，不承認清朝的正統，還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寫努爾哈赤的名字，寫明將李成梁殺死努爾哈赤的父祖，斥罵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為 “尚賊”、 “耿賊”，寫清軍入關用了 “夷寇”等等，這些都是清廷極為忌諱的。這部《明史輯略》刊刻后，起初并無事，只因幾年后幾個無恥小人，想去敲詐莊家，才惹出事來。當時主事者莊廷鑨已死去多年，莊父仗著有錢買通官府將敲詐者一一頂回。不想一個叫吳之榮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鰲拜等人對此大感興趣，頒旨嚴究。于是與莊氏《明史》有關連的人大禍臨頭。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麗的杭州城，清軍將《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為《明史》寫序的、校對的，甚至賣書的、買書的、刻字印刷的以及當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時或凌遲、或杖斃、或絞死，一時血濺人間天堂。“主犯”莊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數百人受牽連發配充軍。

　　明史案開了以“逆書”索賂的惡劣先河。一些惡棍效法吳之榮，去挑別人書文中的紕漏，牽強附會，指為“逆書”，漫天敲詐。如孫奇逢所編的《甲申大難錄》被人控告是紀念亡明，孫奇逢因此被押進京入獄，經人營救方才出獄。后來竟發展到歹徒們索性自制逆書，想敲詐誰就把誰的名字列上。這要數沈天甫、夏麟奇、呂中等人膽最大、心最黑。他們刻印一本詩集，假托為陳濟生所編，書中作者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內閣中書吳元萊家索銀兩千兩被拒，遂將此書檢舉報官，經刑部審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斬于西市。

　　2 黃培詩案

　　康熙五年(1666年)，山東發生了黃培詩案。黃培是山東即墨人，明末官至錦衣衛都指揮使，明亡后，隱居在家。曾經接濟過于七農民起義軍，所作詩如“一自蕉符紛海上，更無日月照山東”、“殺盡樓蘭未肯歸，還將鐵騎人金徽”、“平沙一望無煙火，惟見哀鴻自北飛”反映出黃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還和一幫同道結為大社。告黃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黃寬之孫黃元衡。黃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進士、當上翰林后，為了歸宗還姓，解除與黃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黃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詩文書籍等。因此黃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獄，被處斬。姜元衡還嫌不夠，又伙同惡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稟文，指控顧炎武等“故明廢臣”和對清廷懷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間的通信，不是密謀造反，就是誹謗朝廷。在這份居心叵測的稟文中，姜元衡點了約三百人的名字，企圖制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辦理的地步，山東總督、巡撫也親自過問。顧炎武為此被囚禁了近七個月，經朱彝尊等人四處營救才出獄。

　　3 《南山集》案

　　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對清廷隨意篡改明朝歷史甚感憤慨，他通過訪問明朝遺老和參考文字資料寫了一本記錄明末歷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1711年)，書印出十年后被人告發，因為書中用南明年號并涉及多爾袞不軌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將戴名世凌遲處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歲以上者立斬，女子及十五歲以下男子，發給清朝功臣家作奴仆。同鄉方孝標曾提供參考資料《黔貴記事》，也和戴名世同樣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職銜者，一律革去;給《南山集》作序的汪灝、方苞、王源等處斬刑;給《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鶚等人及其妻、子，發寧古塔充軍。由《南山集》受到牽連的有三百多人，后來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遲為斬刑，本來應處斬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龍江，方孝標已死，但仍被發棺戮尸。

　　4 徐轉案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間有說唱藝人徐轉，用說唱的方法寫歷史。這本是一代創舉，但是康熙帝認為他褻瀆歷史，就將徐轉問斬了。

　　三、雍正朝的文字獄

　　1 年羹堯案

　　雍正朝的文字獄始自年羹堯案。年羹堯是漢軍鑲黃旗人，進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帶平叛屢建

　　功勛，康熙末年授定西、兼理川陜總督，一意依附當時還是雍親王的胤禛。胤禛繼位后，年羹堯備受寵信，累授川陜總督、太保、撫遠大，爵封一等公。年羹堯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開始居功自傲，胤禛早就想殺一儆百，只是苦于沒有借口。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現“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天文奇觀，臣僚上表稱賀，胤禛特別注意年羹堯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體潦草，二是將成語 “朝乾夕惕”寫成了“夕惕朝乾”，此語意為終日勤慎，就是寫倒了意思也不變。雍正可不管這些，認為年羹堯居功藐上，心懷不軌，那些對年羹堯有怨懟的人見皇上帶了頭，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堯被劾成九十二條大罪。胤禛令年羹堯自裁，親族、同黨或斬首或流放或貶謫，凡是與他有一絲牽連的人統統受到處罰。

　　年羹堯死后七天，汪景祺斬首示眾，即汪景祺西征隨筆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陜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堯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訪，乘機投書干謁年羹堯，做了年羹堯的臨時幕客。汪景祺這次西游著有《讀書堂西征隨筆》二卷，獻年羹堯收藏。年羹堯得罪抄家，《西征隨筆》被繳進宮中。雍正讀后咬牙切齒地在首頁題字云：“悖謬狂亂，至于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大約是隨筆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堯。胤禛因此憤恨，但是又要表現自己孝道，處罪諭旨只稱汪景祺“作詩譏訕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處斬，梟首示眾，其頭骨在北京菜市口梟示了十年。妻子兒女發配黑龍江給披甲人(滿洲軍士)為奴;兄弟叔侄輩流放寧古塔;疏遠親族凡在官的都革職，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牽累的人多，汪景祺僑居的平湖縣城甚至傳出“屠城”的謠言，居民驚惶逃竄。

　　與年羹堯有牽連的還有錢名世名教罪人案。錢名世字亮工，江蘇武進人，與年羹堯是鄉試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誼。雍正二年(1724年)，權勢赫赫的年羹堯進京覲見，錢名世贈詩諛頌，有“分陜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鐘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詩句。年羹堯受誅，錢名世當然在劫難聞逃。雍正給他加的罪名是“曲盡諂媚，頌揚奸惡”。但沒有殺他，只是把他革職逐回原籍，卻又御書“名教罪人”四字，命錢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額，掛在錢家中堂上。奇恥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錢名世無臉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孫孫都抬不起頭。胤禛還命常州知府、武進知縣每月初一、十五去錢家查看匾額懸掛情形，如未懸掛則呈報巡撫奏明治罪。這還不夠，當錢名世離京時，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學士、九卿以下都作諷刺詩為錢名世“贈行”，結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詔作詩。雍正一一過目后，交付錢名世輯成專集，題為《名教罪人詩》，刊印后頒發全國學校，讓天下士子人人知曉。諷刺詩作得夠味的給予表揚，不夠味的給予處分。正詹事陳萬策詩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堯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夸獎。而翰林侍讀吳孝登則因詩句“謬妄”，被發配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作詩的人當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錢名世“百年遺臭辱簪纓”;有叫謝濟世的，他批判錢名世“自古奸諛終敗露”;但是不久，他們就跟著遭殃，亡國奴做豬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國維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軍統領、理藩院尚書，雍正初年襲爵一等公，授吏部尚書，加太保。隆科多和年羹堯一樣，是雍正的重臣，沒有他二人，很難登位，尤其是隆科多，據說還直接參與了弒君改詔篡位。雍正的江山坐穩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堯已除，隆科多也必須死去。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譜)罪付審，諸王大臣合議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條大罪，得旨永遠圈禁，家產追補贓銀，其二子也受處分。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與隆科多案有關的查嗣庭案結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數月。查嗣庭字潤木，號橫浦，浙江海寧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進士，選入翰林，經隆科多保奏授內閣大學士大夫，后又經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禮部左侍郎。該文字獄詳見清初六家卷查慎行傳，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結束，查嗣庭戮尸、梟首，親族或斬或流放，牽連的江西官員統統革職。不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進而遷怒于浙江士人。查嗣庭下獄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設浙江觀風整俗使，專職監視士人，整頓士風(接著東南各省相繼設立觀風整俗使)。十一月又下詔停止浙江士人鄉試、會試。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擁護，說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吳山蒙恥”，條陳整頓風俗、約束士子的十條建議，雍正批轉浙江巡撫和觀風整俗使議行。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經浙江總督李衛請求，雍正才解除停止鄉會試的詔令，兩年后撤消觀風整俗使。

　　2 謝濟世案、陸生楠案

　　其后又有謝濟世案、陸生楠案，兩案都胎育于李紱、田文鏡互參事件。田文鏡是監生出身，從州縣小吏歷練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撫。他政令嚴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員辦事懦緩，接連劾罷三四員州縣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黃振國，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薦。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隸總督的李紱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鏡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紱忍不住指責田文鏡，說他不該有意蹂躪讀書人。于是田文鏡上密疏參劾李紱因與黃振國等人科舉同年，所以有意袒護，言下之意是說李紱等人私結朋黨。不久，李紱入京覲見，陳述田文鏡貪虐及黃振國等人冤抑情狀。雍正稍加調查，就懷疑李紱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黨。

　　同年冬，浙江道監察御史謝濟世上疏參劾田文鏡十罪。雍正把奏疏退還，而謝濟世堅持要上疏。雍正一怒之下把謝濟世革職逮捕，大學士、九卿、科道會審擬斬。由于謝濟世所劾與李紱所劾內容完全一致，都為黃振國鳴冤，黃振國是蔡王廷所薦，蔡王廷與李紱關系親密，雍正于是認定這幾個人在搞朋黨，將謝濟世減死發配新疆阿爾泰;蔡王廷降為奉天府尹;李紱降為工部侍郎(不久革職)。陸生楠，舉人出身，以軍功遷授吳縣知縣。引見時雍正見他應對滯訥，“舉動乖張”，便把他扣下來留京學習辦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見時，雍正見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寫有“五經四書中如‘惠迪吉’、‘從逆兇’，何以異于佛老”等句，覺得是諷刺自己。雍正進而想到他是廣西人，與謝濟世是同鄉，而李紱原先做過廣西巡撫，“平日必有與李紱、謝濟世結為黨援之處”。于是命把陸生楠革職，也發配阿爾泰。

　　陸生楠在阿爾泰著有《通鑒論》十七篇，竟成陸生楠通鑒論案的禍源。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駐守阿爾泰的振武、順承郡王錫保疏劾陸生楠《通鑒論》十七篇，文中“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利，言辭更屬狂悖，顯系排議時政”，《通鑒論》隨本繳進。雍正雍正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諭內閣，對《通鑒論》中的“狂悖”議論逐條加以批駁。批駁完，雍正“提議”將“罪大惡極，情無可逭”的陸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擬陸生楠應治之罪。從官當然遵旨惟謹，這年年底，陸生楠在阿爾泰軍中處死刑。

　　錫保在疏劾陸生楠的同時，對謝濟世也參了一本，說謝濟世所著《古本大學注》毀謗程朱，書隨本繳上，即謝濟世注大學案。雍正讀過后頌諭內閣，認為謝濟世不僅毀謗程朱，而且對時政“恣意謗訕”，尤切齒于《注》中所去：“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一句，咄咄逼問道：“試問謝濟世：數年以來伊為國家敷陳者何事?為朕躬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除處分謝濟世黨同伐異、誣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然后命朝臣議謝濟世應治之罪。眾臣擬謝濟世與陸生楠一同處死，雍正心血來潮，密諭錫保在殺陸生楠時把謝濟世一同綁赴刑場，最后卻宣布謝濟世免死，不知當時兩人是何感受。

　　3 曾靜、呂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陜西西安的一條大街上，川陜總督岳鐘琪正乘轎回署，突然有人攔轎投書。這就是曾靜、呂留良之獄，詳見江東義士卷呂留良傳。案結處置，呂留良、呂葆中父子開棺戮尸，梟首示眾;呂毅中斬立決;呂留良諸孫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家產悉數沒收。呂留良學生嚴鴻逵開棺戮尸，梟首示眾，其孫發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學生沈在寬斬立決;黃補庵(已死)嫡屬照議治罪;刊印、收藏呂留良著作的車鼎豐等四人判斬監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還有十數人受杖責。而曾靜供詞及懺悔錄，集成《大義覺迷錄》一書，刊后頒發全國所有學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認真觀覽曉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祿帶領曾靜到江浙一帶等地宣講，命兵部尚書史貽直帶領張熙到陜西各地宣講。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兒子翻案，雍正曾聲明“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繼位，尚未改元就公開翻案，命將曾靜、張熙解到京師，于十二月把二人凌遲處死，并列《大義覺迷錄》為禁書。(準確的來說,曾靜、呂留良案涉及到謀叛未遂,不符合“明清時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羅織罪名清除異己而設置的刑獄。”的定義,并非典型的文字獄案件.)

　　4 屈大均案

　　《大義覺迷錄》在廣東巡講時，廣東巡撫傅泰從張熙供稱欽仰廣東“屈溫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學者屈大均號翁山，猜想“溫山”是“翁山”之訛。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詩外》諸書，果然發現其中“多有悖逆之詞，隱藏抑郁不平之氣”。這樣，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發。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來縣教諭)自動到廣州投案，繳出父親的詩文著作和雕板。案情上報，刑部擬屈大均戮尸梟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僅將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詩文禁毀。這就是屈大均案，詳見嶺南三大家卷屈大均傳。

　　5 裘璉戲筆之禍

　　然后又有裘璉戲筆之禍。裘璉是浙江慈溪人，少時曾戲作《擬張良招四皓書》，內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賢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語句，當時頗為傳誦。康熙末年，七十歲的裘璉中進士，后來致仕歸鄉。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歲的裘璉突然被捕，原來有人告發他那篇代張良寫的招賢信是替廢太子胤礽出謀劃策。次年六月，裘璉卒于京師獄中。少年戲筆，老年得禍，真所謂“人生識字憂患始”。

　　6 “清風不識字”案

　　翰林院庶吉士徐駿，是康熙朝刑部尚書徐乾學的兒子，也是顧炎武的甥孫。雍正八年(1730年)，徐駿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錯寫成“狴”字，雍正見了，馬上把徐駿革職。后來再派人一查，在徐駿的詩集里找出了如下詩句“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認為這是存心誹謗，照大不敬律斬立決。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詔征舉士人，想學康熙重開博學鴻詞科，誰知響應廖廖，只得作罷。人才凋零，文治廢弛，一至于此，文字獄的消極影響于此可崢。

　　7 “維民所止”案

　　雍正年間，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試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題 “維民所止”，源出《詩經·商頌·玄鳥》。原文是“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大意是說，國家廣闊土地，都是百姓所棲息、居住的，有愛民之意。這個題目完全合乎儒家的規范，沒有什么問題。但是，當時盛行文字獄，雍正聽說后，覺得“ 維止”兩字是“雍正”兩字去了頭，這豈不是要殺自己的頭嗎?

　　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將查嗣庭全家逮捕嚴辦。查嗣庭受到殘酷折磨，含冤死于獄中，這還不算，連尸身都不得安寧，受到戮尸之辱。嗣庭的兒子也慘死獄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準參加舉人與進士的考試。查慎行也受到牽連，奉旨帶領全家進京投獄。他在途中寫下這樣的句子：“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兩同年。”后來得以放歸故鄉，不久即謝世。當年的考生排名靠前的也遭到了迫害

　　關于査嗣庭科考案，《清稗類抄·獄訟類》 云：“或曰：查所出題為“維民所止”。忌者謂“維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之首也。上聞，世宗以其怨望毀謗，謂為大不敬。”此說常為史家所征引。據法式善《清秘述聞》載，當年江西鄉試三題為“君子不以言舉人”一節、“日省月試一句”、“山徑之溪間”一節，并無“維民所止”題。査嗣庭曾著“維止錄”，其中記事有于雍正不利者，如首頁云：“康熙六十年某月日，天大雷電以風，予適乞假在寓，忽聞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維止錄》是査嗣庭獲罪的原因，疑后人因此附會為試題。

　　四、清乾隆時的文字獄

　　到了所謂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時，文字獄則達到頂峰，共發生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

　　案的案犯被處以死刑，這意味著生者凌遲、死者戮尸、男性親族十五歲以上者連坐立斬。而由牽強附會、望文生義、捕風捉影造出的文字獄，如脫韁野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瘋子胡亂涂抹也被定為“逆案”，凌遲處死，荒唐到極點。

　　乾隆帝剛即位時，為籠絡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將懸掛在菜市口梟示的汪景祺頭骨取下“制竿掩埋”，接著又降旨赦免了被發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親屬。為避免再發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獄，乾隆帝暫時聽從山東道御史曹一士“請寬妖言禁誣告折”，批準刑部的建議：今后凡告發旁人詩文書札等悖逆譏刺的，如審無實跡，一律照誣告反坐;如果承審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獄的，以“故入人罪”論。雖然此時文人早被康熙、雍正兩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興萬分，紛紛上表稱頌乾隆“上下無隱情”、“為政以寬緩”，并大施感情代理權編造民謠：“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以對比雍正時的歌謠“雍正錢，窮半年”。

　　然而樂極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獄又死灰復燃，起于“偽孫嘉淦奏稿”案。孫嘉淦歷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書及直隸總督、湖廣總督等中央、地方要職，以敢于直言極諫著稱，聲望很高。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民間出現了一個假托是孫嘉淦寫的奏稿，稿中的內容“五不解，十大過”，直指乾隆帝，并把當時的朝中大臣幾乎全部進行揭露斥責。全國十八省皆爭相傳抄偽稿，次年六月，偽稿流傳到云南時被當局發現，由此順藤摸瓜，輾轉根究，在全國追查偽稿作者。

　　山西巡撫阿思哈上奏，說流寓山西介休縣的直隸民人王肇基呈獻詩聯，毀謗圣賢;狂妄悖逆。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為偽奏稿案的“黨羽”。后來，阿思哈查明王肇基進獻詩聯是為取悅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與偽稿無關。接著，又有人揭發山東巡撫準泰在追究偽奏稿一事時有失職和拖延，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職拿問，調河南巡撫鄂容安接替其職。以上兩件事，在乾隆帝看來，前者說明偽稿流傳甚廣，肯定其黨羽不少;后者說明地方官員在辦理此案時，存在故意推諉、拖延的情況。于是八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命軍機大臣傳諭各督撫，所有誣捏撰寫、分散傳播之犯為首惡渠魁：傳抄之犯中，凡借以煽惑眾心，為之注釋，及仿效詞句，私自記載者，均當從重辦理。又向各督撫提出警告，倘若姑息養奸;茍且了事，不實心查辦者，均按對準泰的處置辦理。

　　皇帝督促之下，各省督撫全力緝查、不敢怠慢。九到十二月之間，各省先后查出偽稿有加注批語的情況：浙江郭縣知縣、巡檢、千總曾傳閱偽稿;甘肅也查出抄傳偽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內的土官家也有傳抄的。一時間各省查出偽稿傳抄的奏報象雪片一樣，飛送京師。乾隆帝嘆道：“此等逆惡之詞，蔓延各省，甚竟傳人土司內，其流傳之廣，一至于此!”到該年年底，各省已查拿不少人犯，其中以湖廣、江西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獲了二百八十余人。在這種情況下，秘密查訪已經不可能了，從乾隆十七年以后，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緝訪轉向全國性的公開嚴查。然而查來查去，涉嫌者及傳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責，就是將責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嚴刑逼供下則認罪，松刑又復呼冤，使案情紛繁復雜，年終整個案情仍很混亂，一直沒有結果。

　　偽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帝遷怒于督撫官員，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圖勸諫。十二月十九日，御史書成奏稱：偽稿一案株連波累，懇請將現在人犯概行寬釋。卻遭到乾隆帝斥責，遂被革職。之后，又有鄉居在籍侍郎陳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辦偽稿，同樣遭到乾隆帝痛責。到此無人再敢勸阻。此時乾隆帝認為既已延及數省，遲至經年，斷無驟然中止之理，但要繼續查下去也很困難。就在這進退兩難之際，江西巡撫鄂容安查獲傳抄偽稿的長淮千總盧魯生，經軍機大臣審訊，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備劉時達、劉守樸父子。于是將盧魯生、劉時達父子押到北京，責成軍機處進行審訊。在乾隆帝看來，偽稿一案似乎有了頭緒，如不出意外，偽稿必定為盧魯生及劉氏父子所捏造。但是又有劉守樸的幕友孔則明供出，封寄偽稿給劉時達系其代為經手，其偽稿乃得自蘇州。這樣一來，案情橫生枝節，又陷入追不到源頭的困境。

　　一年來，全國上下大張旗鼓追查偽稿，不知花費了多少人力財力，也不知牽連了多少人，乾隆帝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繼續追查，就將盧、劉二犯作為替罪羊。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軍機大臣向乾隆帝奏報：經審訊孔則明代書寄稿家信，全屬子虛。盧魯生經反復“開導”，也承認了與劉時達共同捏造偽稿的“實情”。這些復審及奏報，實際上皆乾隆帝授意。當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偽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盧魯生押赴市曹凌遲處死，同時宣諭中外，偽稿所有傳抄各犯俱加恩寬免;對于傳抄偽稿的官員，則照例治罪。另外對審理不力的官員如江西巡撫鄂昌、按察使丁廷讓、南昌知府戚振鷺等革職拿問，交刑部治罪。兩江總督尹繼善、閩浙總督喀爾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嚴議。至此，歷時一年七個月，蔓延京師、山東、山西、江西、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貴州、廣東、廣西以及邊遠土司等地區的、轟動全國的清查偽孫嘉淦奏稿案倉促了結。

　　偽稿遍及全國，正說明此議深得人心，皇帝該“聞過即改”才是。然而乾隆帝絲毫不想到自己確有過錯，反而感覺到敵對暗潮在全國涌起，因此將原因定為“皆因以往實行的寬大之政”，是“請寬妖言”、“禁挾仇誣告詩文”等政策縱容了“誹謗”。乾隆帝決定改變“婦人之仁”的“寬緩方針”，決定繼承列祖列宗的嚴猛苛政，降旨道：“此等奸徒，傳播流言，儔張為幻，關系風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為整飭。”從此文字獄波瀾壯闊，直到以修四庫全書為名義，從而查辦禁書、徹底摧毀中華民族精神的千古創舉。

　　1 王錫侯《字貫》案

　　清乾年間(1763-1795)，新昌縣(今宜豐)棠浦鎮沐溪村有個舉人叫王錫侯，自幼聰明過人，年輕時，為追求功名，曾將自己鎖在王氏祠堂的一間小房里，日夜攻讀。一天三餐茶飯，都由家人從地檻下的洞千里送進去。他學問淵博，懂訓詁，善詩文，會觀天，通氣象，一生寫下了十多部書。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他認為《康熙字典》收字太多，"學者查此遣彼，舉一漏十，每每苦于終篇，掩卷而仍茫然"，而且字與字之間沒有聯系，"字猶散錢"，他便想出"以義貫字"的方法，把音或義相同的字，匯萃一處，編寫出了一部名《字貫》的新書。全書分天文、地理、人事、物類四大類，共四十卷。由于《字貫》通俗易懂，便于查找，如以"風"為目，后則列風貌、暴風、大風、小風、熱風、和風、低風、風聲之類，因而在它未正式脫稿時，就得到不少人的贊賞。在友人的贊助下，《字貫》很快就出版了。

　　乾隆四十二年，也就是《字貫》出版后的第三年，王錫候的仇家王瀧南僅據《字貫》自序中說《康熙》字典，"然而穿貫之難也"一句，上書江西巡撫海成，指控王錫候詆毀冊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貫》實為狂妄不法，要求革去舉人，以便審擬。海成接到王瀧南的狀紙后，立即奏朝廷。乾隆皇帝看了海成的奏折，首先認為是妄行著書立說，便批交大學士去處理。后來乾隆翻閱了《字貫》發現在凡例孔子、康熙、乾隆的名諱開列，認為"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即應照大逆問擬，以申國法而快人心"。其實王錫候是告訴讀者對君王或尊長的名字，如何避免直接寫出或說出來，也就是如何避諱以防犯上，而作一說明的。結果在《字貫》凡例中反而自己忘記避諱。當他一發現，馬上改刻了凡例，不再開列廟諱御名。

　　當乾隆皇帝開口要重懲王錫候時，海成立即率官員兵丁馳奔棠浦沐溪將王家數十口一并拘捕，裝進檻車，解押上就，對王家藏書，逐一翻閱，指出書中"悖逆狂妄之處"連并奏折，上呈乾隆。十二月，王錫候一門在京盡皆斬首，"被誅時情狀甚慘"(《鹽乘》)，凡為王錫候產詩文寫過序、唱過贊歌的一律予以制裁。對在辦理《字貫》案件時，"漫不經心"或"不能檢出悖逆重情"的官員都給予處分。乾隆認為，江西巡撫海成只將王錫候"僅革去舉人審似，實大錯謬"，判以斬刑。事后，將繳到王錫候七十九本著作，十七件手稿，已印好的二百六十一部《字貫》，各種書版二千一百七十四版，以及《明詩別裁》、《古學指南》九種五十二本藏書全部銷毀，造成中國歷史上一樁特大的文字冤案，王錫候也成了封建專制的犧牲品。

　　2 徐述夔《一柱樓詩集》案

　　江蘇東臺的舉人徐述夔去世后，其子為紀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樓詩集》。集中有詩句“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拋半邊”被指用“壺兒”喻“胡兒”，被暗指清朝。還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后來乾隆帝稱“用朝夕之朝為朝代之朝，不用上清都、到清都，而用去清都”，因此是“顯有興明滅清之意”。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仇家蔡嘉樹檢舉詩中辱罵清廷，于是釀成大案，牽連的人很多，只要是涉及到一柱樓詩者，均一個不漏地查過去。乾隆帝指示：“徐述夔身系舉人，卻喪心病狂，所作《一柱樓詩》內系懷勝國，暗肆底譏，謬妄悖逆，實為罪大惡極!雖其人已死，仍當剖棺戮尸，以伸國法。”故徐述夔及其子已死也開棺梟首示眾，兩個孫子雖攜書自首，仍以收藏逆詩罪處斬。他的兩個族人徐首發和徐成濯，名字連起來是“首發成濯”，根據《孟子》“牛山之木，若波濯濯，草木凋零也”，因此認為這兩人的名字連起來是首“發”成濯，是嘲笑清剃發之制，以大逆罪處死。連乾隆帝的寵臣沈德潛因為給徐述夔寫過傳記，又兼寫過《詠黑牡丹》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盡管沈德潛已死去多年，也被“革其職，奪其名，撲其碑，毀其祠，碎其尸”。徐家慘遭滅門不說，當地其他徐姓族人也被翻箱倒柜抄家，有些徐姓人逼迫無奈隱姓改名，把自己的祖宗牌位藏在馬桶里以躲追究。就這樣，迷惑人們十五年的乾隆時期“言論寬松”的煙霧一下子煙消云散了，代之而來的是乾隆朝長達三十一年的兩次 “文字獄高峰”(即“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一年的”第一次“文字獄高峰”和“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的”第二次“文 字獄高峰”)，“高己卑人，雄才易事”的乾隆，不僅有了在位六十三年的奇跡，更有創造有清一代乃至中國封建專制 史上文禁最嚴，文網最密的“文字獄高峰”之輝煌政績，遠遠勝過了順治、康熙和雍正;其將“文字獄”對象由上層官 紳擴展到粗通文墨的下層平民(連精神病患者也不放過)的招術，其開創“闈中墨牘必經詞臣造訂，禮臣校閱，方許刊 行”的“言論檢查”制度。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陸時化的一部書畫理論著作《吳越所見書畫錄》因載有董其昌所撰寫的《節寰袁公行狀》，因為該文中有所謂“詆斥滿洲語句”的地方，該書及其作者竟因此險遭毀版和殺頭之災。僅僅是因為文中的譜主袁可立(號節寰)為明末軍事抗清斗爭的主戰派將領，在其任兵部左侍郎時與袁崇煥的“議和”形成過對立，而建州之事又是清朝統治者所最忌諱的，終清一朝整個史界對袁可立十分忌憚，清朝文字獄的瘋狂程度可見一斑。

　　“古稀罪”案：又有道學先生尹嘉銓官至大理寺卿，其父尹會一是道學家。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尹嘉銓已離休回到老家河北博野，當年四月，乾隆帝西巡五臺山回蹕保定，尹嘉銓忽發老來瘋，一心要參加接駕盛典。然而竟沒有圣旨要傳召他入覲，尹嘉銓靈機一動，想到老爹尹會一，便草擬兩份奏折：一是請謚，二是從祀。要是皇帝恩準，不但博個孝子名聲，還能乘機出風頭，于是派兒子將請謚奏折送去，自己呆在家中。乾隆帝看到他兒子替他送上來的奏本，為父請謚，當即惱了。遂提起朱筆，批上：“與謚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而尹嘉銓接著又送上一本，請求皇上恩準他父親從祀文廟。乾隆帝當即火冒三丈：“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于是承辦官員絞盡腦汁羅織罪名，給尹嘉銓扣上大不敬、假道學、偽君子等等罪名，影響最大的是所謂“古稀罪”：尹嘉銓自稱“古稀老人”，但乾隆帝說：我稱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稱古稀老人?殺。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生員吳英攔輿獻策，則被凌遲處死。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李一《糊涂詞》有語“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帥相，無非糊涂”。被河南登封人喬廷英告發，經查發現舉報人喬廷英的詩稿也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句，日月二字合為明，你不是謀反又是什么?檢舉人和被檢舉人皆凌遲處死，兩家子孫均坐斬，妻媳為奴。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發生了賀世盛篤國策案。湖南未陽的老秀才賀世盛，多次參加科舉都沒及第。他平時常替別人代寫詞狀，又把道聽途說的傳聞和故事之類，拉雜地拼湊出一部《篤國策》，準備寫成以后上京城投獻，以求貸得一官半職。因為這本書上寫了批評捐官制度的意見，這就成了“妄議胡政”，賀世盛被判斬立決。

　　其他涉及“華夷”、“明”、“清”字句的文字獄俯拾皆是。

　　江西德興的祝庭諍，為教兒孫讀書，自編一本《續三字經》，被人告發。官府查抄發現書中對“于帝王興廢，尤且大加誹謗”，如寫元朝有“發披左，衣冠更，難華夏，遍地僧”句，“衣冠更”是指改穿著，“難華夏”是華夏遭難，“遍地僧”是全部光頭，雖說是說元朝，認為是影射當朝“明系隱寓詆清”。于是判祝庭諍開棺戮尸，十六歲以上子孫輩斬立決。

　　江蘇興化人李驎《虬蜂集》中有“杞人憂轉切，翹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東方兮，照八荒兮，我思孔長兮，夜未央兮”句，被認為故意影射，定為叛逆大罪。

　　張縉嚴在給劉正宗詩稿作序中有一句“將明之才”等，皆被定為逆案。

　　杭州卓長齡著《憶鳴詩集》，“鳴”與“明”諧音，被指為憶念明朝，圖謀不軌。乾隆帝對卓氏一家深惡痛絕，稱他們“喪盡天良，滅絕天理，真為復載所不容”。判決如下：“仁和縣監生卓長齡著有《高樟閣詩集》，伊子卓敏、卓慎等人亦著有《學箕集》等項詩稿，伊族人卓軼群寫有《西湖雜錄》等書均有狂妄悖逆之語，該五犯俱先后病故，僥逃顯戮，應仍照大逆凌遲律剁誰其尸，梟首示眾。卓天柱系卓長齡之孫，卓天馥系卓慎之子，均依大逆緣坐律，擬斬立決。卓連之收藏逆書不行首繳，依大逆知情隱藏律，擬斬立決。陳氏、高氏，王氏并卓天馥二歲幼子均解部給發功臣之家為奴。”

　　安徽歙縣生員方國泰收藏的其祖方芬《濤浣亭詩集》內有“征衣淚積燕云恨，林泉不共馬蹄新”、“亂剩有身隨俗隱，問誰壯志足澄清”、“蒹葭欲白露華清，夢里哀鴻聽轉明”，乾隆帝認為有反清復明之心，羅織成罪。

　　有個劉三元，本就瘋癲，某日失口對人說：我乃漢室后裔，要眾官扶持;這個瘋子因此得罪被殺。

　　有些字句是專制帝王的專用品，如果不慎誤用了這些字句，就是僭越犯上。

　　山西王爾揚為別人父親作墓志銘，用“皇考”兩字，這是習語，屈原《離騷》和歐陽修《瀧岡阡表》內都稱父為“皇考”，卻被斥為“于考字上擅用皇字，實屬僭逆”。

　　江蘇韋玉振為父刊刻行述，中有“于佃戶之貧者，赦不加息”，不料“赦”字只能由皇帝使用，韋玉振被指責“乃敢竟用赦字，殊屬狂妄”。

　　湖南監生黎大本為母親做壽，祝壽文內有“女中堯舜”等字句，被斥為“擬不于倫，謬妄干分”，黎大本充軍烏魯木齊。

　　湖北秀才程明諲為人作祝壽文，內有“紹芳聲于湖北，創大業于河南”，“創大業”被曲解為做皇帝，程明諲“語言悖逆”，斬立決。

　　其他觸犯廟諱、御名以及提到皇帝應該換行抬寫而沒有換行抬寫，因此獲罪的，不可勝數。有一個河南人劉峨，編印《圣諱實錄》一書出售，本來是為了告訴人們應當怎樣避諱，所以把應避諱的清代諸帝的名字“各依本字正體寫刻”，卻被控大不敬，慘遭斬首。

　　直隸容城一個走江湖的醫生智天豹，編了一部《萬年歷》，祝頌清朝國運久長，其中說“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國運，比周朝更久”，可是這萬年歷中把乾隆的年數只編到五十七年為止，犯了大忌，被認為是詛咒乾隆帝短命，“罪大惡極，人人發指，非碎磔不足以蔽辜”，結果，將智天豹處死。

　　還有個冀州秀才安能敬，寫了一首頌揚清朝的詩，其中有“恩榮已千日，驅馳只一時，知主多宿憂，能排難者誰”，這四句詩被曲解為咒罵皇帝有憂有難，無人輔佐，其實，就象安能敬自己在審訊時所說，“原要竭力稱頌，無奈說不上來”，頂多是頌詩寫得不好，哪里是什么譏訕誹謗呢?

　　再如著名學者全祖望著有《皇雅篇》，敘清世祖得天下之正。但全祖望的仇家卻向乾隆帝控告說，全祖望文內有“為我討賊清乾坤”之句，居然冠“賊”字于“清”字之上，大逆不道!全祖望幾遭陷害，因朝廷官員為之辯解，才得以幸免。

　　直到乾隆末期，文字獄才較為放寬。這主要是清廷統治日益腐敗，各族人民紛紛起義，清廷連鎮壓起義也來不及，顧不上在文字上吹毛求疵、無中生有。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廣西抄獲回民經卷書籍，“語多悖逆荒唐”，照往例會嚴厲追查，治以重罪。但這時甘肅的回民起義剛剛鎮壓下去，清廷不敢因文字細故，再激起回民的反抗。所以乾隆帝說“書內字句，大約鄙俚者多，不得竟指為狂悖。此等回民，愚蠢無知，各奉其教，若必鰓鰓繩以國法，將不勝其擾。……若此等回教書籍，附會其詞，苛求字句，甚非朕不為已甚之意。此事……竟可毋庸辦理，嗣后各省督撫，遇有似此鄙俚書籍，俱不必查辦”。顯然，象這類案件，如果都要徹底查究的話，勢必是案件山積，株連甚眾，“將不勝其擾”。在各族人民拿起武器、紛起反抗的時候，清廷不得不稍稍收斂其淫威，對文字犯罪，也不得不從寬處理了。但即使如此，直到嘉慶年間，文字獄的陰影仍籠罩著文壇，知識分子余悸尚存，所以龔自珍有“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以及“萬馬齊喑亦可哀”的嘆息。

　　清代文字獄興起原因

　　清代前期文字獄大致有3種情況：

　　1 清先世曾臣服于明朝，受官襲爵，聞命即從。入主中原之后，清廷對此段史事諱莫如深，因此，不僅將舊有史籍刊削、禁毀，而且對凡繼續編寫乃至收藏者，則以“大逆”之罪濫加誅戮。

　　2 清初反清思想久久不能消弭，尤其是漢族士大夫眷戀故明，宣揚“夷夏之防”一類思想，對鞏固清廷統治極為不利。為了強化滿洲貴族的封建專制統治，對反清思想就勢必要用暴力加以打擊。

　　3 康雍之際，清皇族中權力斗爭空前激化，史稱奪嫡之爭。雍正帝即位之后，為了鞏固已得的勝利，除殺戮奪嫡諸王外，不惜借助文字獄來打擊“黨附諸王”的勢力。此外，尚有皇帝濫施專制淫威而出現的文字獄。文字獄是鞏固封建專制統治的政治措施。清代前期文字獄的冤濫，遏制言論，禁錮思想，造成了“萬馬齊喑”的嚴重歷史后果;它極大地桎梏了學術思想的發展，助長了阿諛奉承、誣告陷害之風，是歷史發展中的濁流。到乾隆末葉，一方面清廷已經通過文字獄達到了預期目的，另一方面，隱伏著的社會危機日益加劇，清代統治者面臨著比反清思想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文字獄遂趨于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