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自古有之,以清朝乾隆時期為最盛。下面小編就帶大家了解一下清朝的文字獄到底嚴重到什么程度。

　　文字獄的興起

　　在其整個統治時期尤其是在康熙至乾隆期間，清王朝在思想上的專制是十分嚴酷的。表現之一就是大興文字獄。所謂文字獄就是統治者從詩文中摘取字句，羅織罪名來鎮壓對自己不滿的知識分子。中國最早的文字獄是崔杼殺大史，事出公元前548年(據王彬《禁書·文字獄》261頁，中國工人出版社)。齊莊公與大夫崔杼妻子通奸，崔杼殺了莊公，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杼把大史殺了，大史弟又這么寫，崔杼又把他殺了。二弟又這么寫，崔杼為他們的正直折服了才沒殺。后世文字獄屢屢為統治者用作思想統治的工具，而清朝統治者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經常把文字獄當作手中的緊箍咒，用來威脅迫害懷念明朝、對清朝有反感情緒的漢族知識分子。有清一代，文字獄達160多次。清朝首例文字獄發生在順治二年。這年河南鄉試，一份中舉試卷誤將“皇叔父”(指多爾袞)書為“王叔父”，被指為大不敬，主考官歐陽蒸、呂云藻革職，交刑部論罪，最后的一次文字獄是清末“蘇報案”。

　　在清朝160多個文字獄案例中，實際上只有極少詩文勉強說得上有思念明朝、不滿清朝的情緒，而大多數與此根本掛不上鉤。例如下面講到的雍正二年的查嗣庭獄，起因是一個“維民所止”題目。這本是詩經上的句子，但統治者挑出首尾二字，并牽強附會地說這是“雍正”斷頭的意思。再如下面講的《徐述夔詩集大案》，作為罪證之一的是詩句“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明朝”指明天，“清都”當指天帝住處。“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表現的是一種理想，一種浪漫主義精神。但訐(ji?)告者和統治者把這里的“明”“清”二字硬說成是“明朝”與“清朝”。乾隆朝杭州有個叫卓長齡的，寫了一本《憶鳴集》，僅因為“鳴”與“明朝”的“明”諧音，“憶鳴”就說成是“憶明朝”，指為圖謀不軌。多專橫的統治者!

　　大多數的文字獄不僅要嚴懲詩文作者，還要株連大批無辜的人，包括家屬、出版者、參訂者、抄寫人、裝訂人乃至買書人和當地官員。告發者往往得以升官發財，于是告訐成風，人人自危。一般文人不敢研究和反映現實問題，一頭鉆進故紙堆，搞考證去了，嚴重地阻礙了學術的發展。

　　康熙到乾隆朝的一些文字獄案。

　　《明史》案

　　《明史》案發生在順治十八年，決讞于康熙二年。

　　明朝天啟宰相朱國楨退休后曾著《明史》一書。業已衰落的朱家將稿以千金賣給湖州富戶莊廷鑨。該書講了崇禎朝和南明史事，尊南明弘光、隆武、永歷正朔，有指斥清朝詞句。莊廷鑨是個瞎子，效法“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將該書作了一些增補，當作是自己寫的書。修訂完后便于順治十二年病死了。其父莊允城將書易名《明史輯略》，請崇禎十三年進士，在南明弘光政權中擔任過禮部尚書的李令皙作序，又邀江南18位名士列為參訂。

　　莊廷鑨的岳父朱佑明是大富豪，順治十七年以莊廷鑨之名將該書印行于世。

　　好些人都想利用書中違礙之處向莊允城敲竹杠。莊允城都用錢財堵了他們的口。康熙二年(1663)，歸安縣(在今浙江吳興縣)吳之榮，罷了知縣，想借告發立功，以圖東山再起，將此事報告杭州松魁。松魁與巡撫朱昌祚討論了這事后，朱昌祚以書面形式報告督學胡尚衡。莊廷鑨知道后，通過賄賂免于起訴。之后，莊廷鑨將指斥清朝的話稍加修改重刊。吳之榮看到他第一次告密失敗，但未死心，便買了初刊到京師直接告到司法部門。吳之榮向來怨恨南潯(吳興縣東)富人朱佑明，他乘機嫁禍于朱，他說莊書中所稱“舊史朱氏”指的就是朱佑明。刑部于康熙元年派人到湖州調查，認為此書有8大罪。主要罪名是揚明朝，毀本朝。莊允城、朱佑明被逮至京城。

　　當時正是鰲拜等四大臣當政，利用此書大做文章，下令嚴審，給那些懷念明朝的人一點顏色看看。莊廷鑨被掘墓戮尸，其弟莊廷鋮(24歲)與李令皙殺頭。李令皙四個兒子也處以死刑，朱佑明有五個兒子，都被殺。參校該書的茅元錫(剛任命為朝邑縣令)與吳之鏞、吳之銘兩兄弟與江楚諸名士列于書中者吳炎等人都被處死，查伊璜、范文白、陸麗京雖受牽連，但因為合詞檢舉，加上廣東提督吳六奇的救援，才沒判罪。松魁因為事先沒有稟報，帶上腳鐐手銬解赴京師。同時解赴京師的還有其幕客程維藩。松魁以其有免刑特權僅僅免了官，而程維藩被殺了頭。湖江太守譚西閔到任才半個月，案發后，他與推官李煥都以隱匿罪處以絞刑。刻書、印書、訂書、送板的與買書的也都斬首。滸墅關(吳縣西北)貨物專賣主事李希白聽說閶門(吳縣西北門)書坊有此書，派人去買。李希白和他派的人以及書商都被殺頭。李希白所派之人因在書商鄰居朱家等了一會，朱某已70多歲，與其妻遣送邊遠地區。此案處死的共70多人，受株連的221余人。罪犯妻子都遣送邊遠地區給人家做老婆。

　　吳之榮得到莊家與朱家家產各一半，起用為右僉都御史，后來死于寒熱。《私史記事》云：康熙四年七月，“吳之榮歸自閩中，行至半山，狂風驟起，雷電交加，之榮隨成瘧疾，寒熱夾攻，兩日而死，人皆稱為天雷擊死之。”

　　《南山集》案

　　戴名世《南山集》案是發生在康熙時的一個大案。

　　此案須先從方孝標說起。方孝標，桐城(今安徽)人。本名玄成，因避康熙(名玄燁)諱，以字行。順治時，中進士，官至內弘文院伺讀學士。順治十四年(1657)，族人方猷主持江南考試，與他有勾結作弊行為，結果均被免官戍邊，流放到寧古塔，后遇赦。方孝標到云南，當了吳三桂的翰林承旨。吳三桂反清失敗，方孝標先迎降，得免死罪。他寫有《鈍齋文集》、《滇黔紀聞》二書。《滇黔紀聞》中有關于南明抗清事實，用南明諸帝紀年。

　　戴名世，桐城人，字有田，號褐夫，別號憂庵，康熙進士，任編修。他立志修明史，認為南明永歷朝不能稱偽朝，對《滇黔紀聞》十分重視。聽了學生余堪口述南明永歷朝一個叫犁支的所言，感到該書符合事實，于是在他所寫的有關明史文章中采用該書材料不少。

　　戴名世在《與弟子倪聲》一信中論及修史之例，認為“本朝當以康熙壬寅(按：即1662年)為定鼎之始，世祖雖入關十八年，時三藩未平，明祀未絕，若循蜀漢之例，則順治不得為正統。”

　　戴名世學生尤云鶴從方孝標的集子中選出部分材料，以《南山集偶抄》之名刊行。同時刊行的還有《孑遺錄》，記述桐城地區地主、豪紳抵抗農民軍之事，署名宋潛虛，因為戴姓出于宋后，所以諱戴為宋。此書由尤云鍔、方正玉捐款印行。他們倆再加上汪灝、朱書、劉巖、余生、王源都作了序。印刷版藏于方苞家。

　　康熙五十年武進人都諫趙申喬(字慎旗)向刑部告發了此事。九卿會審，《南山集》定案。《南山集》案，實際上就是《南山集偶抄》案。此書只不過是為南明爭正統，揭露南明隱事而已，但刑部大做文章，株連竟達數百人。戴名世寸磔，方孝標已死戮尸。他們的祖父、父親、子孫、兄弟、以及叔伯父、兄弟之子，凡16歲以上都被殺頭，母、女、妻妾、姊妹、兒子妻妾、15歲以下子孫、叔伯父、兄弟之子給功臣為奴。朱書、王源這時已死，免于判罪，汪灝、方苞以誹謗朝廷判斬立決。方正玉、尤云鶚發往寧古塔。方孝標兒子方登峰、方云旅，孫子方世樵一并斬首。方家中即使還在居喪守孝的人都處死，尚書韓菼、伺郎趙士麟、御史劉灝、淮揚道王英謨、庶吉士汪汾等32人另議降職。康熙聞奏改刑。戴名世斬立決，方孝標之子免死，與其家人流放黑龍江。汪灝、方苞免死，入旗為奴。尤云鍔、方正玉免死罪，其家遷徙邊遠地區。韓菼以下這些平日與戴名世只因議論文章而被牽連的人，都免于治罪。

　　查嗣庭案

　　科舉考試規定，八股文的題目須出自四書五經。雍正四年(1726)九月，江西鄉試正考官查嗣庭以“維民所止”四字命題。此四字本出《詩經·玄鳥》。但有人告發說，查嗣庭出這個題目是別有用心。“維”、“止”就是雍正斷首，雍正大怒，查嗣庭自然挨上官司。

　　查嗣庭是浙江海寧人，是康熙時中進士、授予編修的查慎行的弟弟。雍正說，他向來趨附隆科多。隆科多是圣祖臨終時惟一傳詔大臣。雍正即位時曾任事務的四大臣之一。雍正五年(1727)以私藏玉碟底本等41罪判處永遠監禁，次年死于禁所。是隆科多薦舉了他。他出的題目，顯露出他對朝廷心懷怨望。他有兩本筆記，悖亂荒唐，其中有很多怨誹捏造之語。還說他對康熙皇帝用人、行政以及朝廷的諸種措施和處置進行毀謗和攻擊。雍正命令，查嗣庭交三法司(刑部、督察院、大理司)嚴審定案，最后罪名定為“大逆不道”。

　　第二年查嗣庭案結束。查嗣庭雖已在監獄病故，仍受到戮尸、兒子處死、家屬流放的懲罰。因為查嗣庭是浙江人，以前還另有一個浙江人汪景祺，是年羹堯的秘書，著《西征隨筆》，有詩句“皇帝揮毫不值錢”，被認為是諷刺康熙皇帝，于雍正四年被殺。雍正對浙江人懷恨，于當年10月下詔停止浙江鄉試。

　　呂留良戮尸

　　呂留良，字莊生，號晚村，浙江石門人，明末諸生。明亡后，因種族思想主導，不仕清朝。郡守以隱逸推薦，他辭而行醫，后又削發為僧。他認為皇帝與臣下的關系與父子關系不同，反對尊君卑臣。他主張驅逐滿族統治者，恢復漢人統治。呂留良卒于康熙二十年(1681)。想不到雍正時受曾靜文字獄牽連，被戮尸，著述被毀。

　　曾靜的事是這樣：湖南人曾靜崇拜呂留良的思想，派他的弟子張熙投書川陜總督岳鐘琪，勸他同謀舉事反清。想不到岳鐘琪告發了曾靜，雍正便派人提曾審問。曾靜供認是受了呂留良著作中有關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論述的影響，又與呂氏門徒嚴鴻達、沈在寬很投合，遂有此舉。

　　曾靜、張熙被解至京師，呂留良、嚴鴻達、沈在寬的藏書被抄，日記被繳。由于曾靜改口稱頌雍正并著文駁斥呂留良的緣故，雍正認為呂留良的罪過超過了曾靜。結果將呂留良、嚴鴻達及呂留良之子呂葆中戮尸示眾，子孫遣送邊陲，婦女入宮。沈在寬凌遲處死，而曾靜、張熙則免罪釋放。

　　雍正把曾靜投書事和呂留良案的上諭，審問曾靜的記錄合在一起，編輯《大義覺迷錄》四卷，刊發全國各縣學，目的是以此消除反清思想，分化抗清力量。

　　乾隆即位后，曾靜、張熙還是被凌遲處死。

　　徐述夔詩集大案

　　徐述夔詩集大案發生在乾隆四十三年。徐述夔原名賡雅，字孝文，江蘇揚州府東臺縣人。乾隆三年中舉。

　　徐述夔著有一部詩集《一柱樓編年詩》，多數詠嘆明末之事，如《正德杯》：“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又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之句。其子徐懷祖在乾隆二十八年將此書刻印出版。

　　徐懷祖以2400兩銀買下蔡耘田地數頃，不久就去世了。乾隆中期查禁書甚嚴，蔡耘田兄蔡嘉樹利用這個機會要挾徐懷祖之子徐食田，說是他賣出的幾頃田地里有祖墳，要求用960兩銀來贖，否則要告徐家私刻、藏匿禁書。

　　因為有諭旨說只要在規定期限把書送官府，可免于追究，徐食田將《一柱樓編年詩》送到縣府。東臺縣令徐躍龍要徐家給蔡家劃出墳地10畝，蔡嘉樹覺得目的還沒達到，便向江寧布政使陶易告狀，說“壺兒”就是“胡兒”，含誹謗之意，其他句子也多有悖逆之意，實為罪大惡極。陶易覺得徐食田已經交書，可免追究藏書之罪。他在蔡嘉樹訴狀上批語說，書版已交，如有違礙，就銷毀，事與你無干。師爺陸琰在批語上還加上為徐述夔打抱不平的話。案子轉揚州府知府謝啟坤。

　　八月，江蘇如皋縣民童志夔向江蘇學政劉墉交出徐述夔詩集及沈德潛《徐述夔傳》，事情就鬧大了。乾隆帝認為徐述夔“暗肆詆譏”、“喪心病狂”、“罪大惡極”，十一月，大學士、九卿遵旨擬議，說，“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況且不說“到清都”，“上清都”，而說“去清都”，“顯寓欲復興明朝之意”。作出將徐述夔與其子徐懷祖銼碎其尸，梟首示眾，其孫徐食田處決的判決。

　　最后奉旨：徐述夔與其子徐懷祖戮尸，孫子徐食田、徐食書斬監候，秋后處決。尊孫徐道南、壽南、孫媳繆氏、沈氏給功臣為奴，門生徐首發、沈成濯與江蘇藩司陶易、幕友陸應琰、揚州府知府謝啟坤，還有作序的黃斌和沈德潛都治了罪。

　　徐述夔書、版銷毀。

　　《字貫》編者的冤死

　　王錫侯，字韓伯，江西新昌人，乾隆舉人，因《康熙字典》錯誤頗多，他就另編了一本字典以補不足。他取名《字貫》，是他認為字好像散錢，以義貫之。

　　《字貫》依《康熙字典》分部，又依義分為天、地、人、物四類。下面再分四十部，體例略同《爾雅》。音義相同的，即合在一起。每部配以千字文。

　　《康熙字典》是奉康熙帝之命所作，并由他作序，是御定之書。王錫侯的《字貫》是對《康熙字典》的大膽挑戰，是件好事。王錫侯的冤家王瀧南卻當成攻擊王錫侯的機會而揭發他的“罪行”。乾隆帝讀了進呈的《字貫》。他認為第一本序文凡例中把康熙、雍正廟諱與御名相并列是“大逆不法”，便命令將王錫侯押至京師，交刑部審訊。

　　結果，王錫侯及其子孫都處以重刑，毀版并禁止銷售。解京治罪的還有題詩卷首的李友棠。他被革職。兩江總督高晉、江西巡撫海成、布政使周克開、按察使馮廷丞以失察革職。大學士史貽直、尚書錢群為王氏家譜及王錫侯其他書作序，只因為他們去世，才未深究。

　　想入非非者的不幸

　　有的文字獄是一些想入非非的窮知識分子自投羅網。他們為了出名，對帝王懷著幻想，為了喚起統治階級對自己的注意，或著書立說，或出謀獻策，不但沒有得到希望的結果反而被認為“干犯皇上御名”、“狂妄”等罪名，受到嚴懲，身首異處，家破人亡。下面說兩樁這樣的案子。

　　第一樁。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五日，廣西潯州平南縣老秀才吳英在桂林攔住藩司朱椿的轎子，獻上一份策書。該書向皇帝獻了五策：

　　第一是免糧銀充實社倉。他說：“民飽則易于駕馭，民饑則難于控制。”現在皇上正免除各省稅糧，不如將所征糧款劃撥州鄉，添設義倉，這樣不但易于借納、發放，又免差役、胥吏索取的弊病。第二是準許百姓自由販鹽。由專門的衙門管理鹽業有許多弊病，例如負擔鹽官的俸祿，運輸過程中易出現私鹽現象，鹽埠業主短斤缺兩等等。準許百姓自由販鹽，交稅納款，上下兩便。第三是彌盜。小盜亂于荒野，大盜作亂朝廷，彌盜是大問題。他提出的彌盜之法是實行保甲制度。十家為一甲，一人為盜，九人連坐，甲長與盜同罪。第四是限制或禁絕種植煙草。第五是整治寺僧。他認為寺僧太多，增加農民負擔。讓眾多寺僧參加生產，對國計民生有利。

　　吳英已到花甲之年，鄉試屢試不第，以為通過獻策能得到統治者的賞識，得到重用。出乎吳英意料，朱椿看了第一條就認為“語多狂悖且疊犯皇上御名”，把他逮捕起來，審問他有沒有同謀。最后吳英被判凌遲處死，兩個兒子和親弟、侄子斬立決，吳英的妻妾、未成年的子孫和侄子給功臣為奴。一個家庭就這樣給他斷送了。

　　第二樁。

　　乾隆年間，山西臨汾有個讀書人叫馮其炎。親生父親本來姓趙，他年幼時父親就死了。父親死時，有母親、一兄、一弟。因為母親改嫁給馮珍，他便改姓馮。十年后母親去世，妹妹夭折，哥哥返回趙家，只他一人跟繼父生活，窮而孤單，但他繼父還是送他讀了書，于乾隆四十一年中了秀才。

　　成年的馮其炎產生了對異性的追求。恰好他的兩個姨母，一個有一小女，年方十七，另一個也有小女，年方十四。如果他一人而娶此二表妹，豈不美哉?可是他家窮，不說娶兩個，一個都沒辦法。他精神失常了。四十七年七月，他跳城墻自殺而傷腿。對兩表妹的思念割舍不斷，他想起一個辦法：先得到皇帝賞識，然后請他幫忙!若皇帝賞識他的才華，派個能干的官員，騎一匹快馬，趕到臨汾，問馮其炎有沒有兩個表妹，事情不就完成了嗎?

　　他開始給先秦名著《易經》和《詩經》作注。四十八年正月他攜帶兩書注解到了北京，尋機會把注解送給皇帝。他聽說皇帝將出城祭泰陵(清世宗陵)，便成天守在長辛店路上。結果被認為形跡可疑，將他拘捕起來，并搜出他攜帶的材料。直隸總督袁守侗便以他“妄言狂吠，上瀆天聰”的罪名，判他流放黑龍江為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