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察·傅恒(約1720年-1770年)，字春和，清高宗孝賢純皇后之弟，滿洲鑲黃旗人。乾隆時期歷任侍衛、總管內務府大臣、戶部尚書等職，授一等忠勇公、領班軍機大臣加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平叛伊犁統帥。下面是軍機大臣富察·傅恒簡介。

　　人物生平

　　傅恒(1720?—1770年)，富察氏，字春和，滿洲鑲黃旗人，高宗孝賢皇后之弟。因生封忠勇公，死謚文忠。官私書又稱“忠勇公”或“文忠公”。乾隆時歷任侍衛、總管內務府大臣、戶部尚書等職，授軍機大臣加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平叛伊犁統帥。 乾隆十三年(1748年)督師指揮大金川之戰，降服莎羅本父子。乾隆十九年(1754年)力主清軍攻伊犁，平息準噶爾部叛亂。后任《平定準噶爾方略正編》、《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正總裁。撰寫《欽定旗務則例》、《西域圖志》、《御批歷代通鑒輯覽》等書。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在緬甸戰役中染病，次年卒，乾隆皇帝親臨其府奠酒，謚文忠。嘉慶元年(1796年)贈郡王銜。

　　傅恒年未而立即位登首輔，二十余年中，出將入相，活躍在乾隆朝政治和軍事舞臺，在推動乾隆盛世形成的過程中，貢獻甚鉅，乾隆帝對其評價之高，恩寵之異，罕有人及。

　　傅恒是乾隆帝的寵臣，在軍機處23年，“日侍左右”，對下“每多謙沖”，“毫無驕汰之狀”。但傅恒“頗好奢靡，衣冠器具皆尚華美”，這對當時豪華奢侈之風，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尤其，傅恒對于貪污的官吏，往往不能嚴之以法，“后和相(和珅)秉政，果以叢脞為風，以阘冗為能事，風俗因之日偷，實自文忠公有以啟之也”。

　　出身名門

　　傅恒屬沙濟地方富察氏，其先祖旺吉努在努爾哈赤起兵時，便率族人歸附。曾祖哈什屯在太宗與世祖兩朝位列議政大臣，躋入當時清朝最高決策中樞。祖父米思翰受知于康熙皇帝，并被擢為戶部尚書，列議政大臣，他堅定支持康熙皇帝議主撤藩，對康熙朝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平定三藩之亂都起了積極作用，圣祖時加贊譽。

　　傅恒的伯父馬斯喀、馬齊和馬武都是康雍兩朝非常顯赫的人物。馬斯喀先后出任過內務府總管、領侍衛內大臣等重要職務，并曾任平北大和昭武率軍征討噶爾丹;馬武，被雍正稱為“圣眷最渥之人”;馬齊，“歷相三朝，年逾大耋，抒忠宣力，端謹老成，領袖班聯，名望夙重，舉朝未有若此之久者”，更是康熙中后期、雍正時期重要的政治人物，時人記載：“明(明珠)、索(索額圖)既敗后，公(馬齊)同其弟太尉公武(馬武)，權重一時，時諺云‘二馬吃盡天下草’。”

　　傅恒是李榮保的第九子，乾隆皇帝第一個皇后孝賢皇后的弟弟，嘉勇郡王福康安的父親，這一切就決定了傅恒必然是乾隆朝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最初被授予侍衛，之后便平步青云，累進總管內務府大臣、戶部右侍郎、軍機處行走、內大臣、戶部尚書、匯典館總裁、侍衛內大臣、保和殿大學士。

　　傅恒得到乾隆帝特殊的恩寵，與其姐孝賢皇后密不可分。傅恒幼年喪父，貴為皇后的姐姐便承擔起撫養教育幼弟之責，乾隆所云，傅恒為孝賢皇后“教導成就”，可為明證。而乾隆與孝賢感情之深，關系之密，使其極有可能早在傅恒入仕前就已開始對他進行培養。乾隆對于皇后的愛寵超越了親情而滲透到政治領域。傅恒“以后故，恩禮尤侈”(注：《清列朝后妃傳稿》);乾隆皇帝也明確表示：“朕之加恩傅謙兄弟者。乃因皇后加恩。并不因其為大學士公傅恒之兄弟也。即大學士公傅恒之加恩。亦由于皇后。而況其兄弟乎。朕為天下主。何事非秉至公。何事能逃明鑒。”“念經略大學士手足至親。教導成就。恩意篤摯。即朕亦因孝賢皇后諸弟中、能如此忠誠任事。殊不易得。是以優加眷遇。”

　　平步青云

　　傅恒于乾隆五年(1740年)任藍翎侍衛，隨后不久升任頭等侍衛。乾隆七年(1742年)任御前侍衛、總管內務府大臣，管理圓明園事務。乾隆八年(1743年)出任戶部右侍郎，不久后擔任山西巡撫。乾隆十年(1745年)傅恒進入軍機處。次年，在山西巡撫任上擔任軍機大臣、戶部右侍郎、內大臣，不久后轉任戶部左侍郎。乾隆十二年(1747年)傅恒升任戶部尚書，兼任鑾儀衛、議政大臣、殿試讀卷官、會典館副總裁、正總裁。不可否認的是，在短短七年之間，傅恒由一名普通的正六品侍衛，一路升為從一品大員，其升遷速度不可謂不快。

　　平定金川

　　如果說，乾隆十三年對于皇帝和他的大臣們是個難以逃脫的厄運之年，那么傅恒是唯一的例外，對他來說，這是個時來運轉、飛黃騰達的一年，是他一生命運轉折的契機，而他的幸運與成功，是因為他緊緊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契機。

　　在傅恒之前，最得乾隆寵信的是訥親。乾隆曾不止一次地說過：“朕自御極以來，大臣中第一受恩者，莫如訥親。”“訥親之受朕殊恩，廷臣無出其右，乃中外所共知者。”

　　但是，出身于鈕祜祿氏世族的訥親，為開國元勛額亦都、遏必隆之后，闔族貴盛，先天優越，而訥親本人，又少壯顯赫，仕途得意。因而，他養成了驕倨孤傲的性情，遇事傲慢倔強，待人嚴苛無情。倨傲，為皇帝所忌，苛嚴，又有同僚持嫌。久之，訥親在朝廷中的地位開始動搖。

　　金川戰爭失利以后，訥親作為股肱大臣被派往前線，負有力挽狂瀾的重任，乾隆寄希望于有棟梁之才的訥親，能以往日的干練，扭轉敗局，早奏平定金川的佳音。

　　然而，訥親一反常態，與他往常的辦事精詳、急公黽勉，判若兩人，致使金川之役一敗再敗。這固然有他不諳兵事的原因，但更深層次的，恐怕還有寵久而驕和貪生怕死等方面的因素。

　　不論怎樣，訥親都是徹底地“栽”到金川之役上了，他的種種弱點暴露無遺。驕愎、專橫的個性加上用兵的無能，使他在乾隆面前不但盡失往日的風采，而且，成了一個毫無用處的酒囊飯袋，只剩下礙事的份兒了。

　　因為，在乾隆看來，大臣與君主休戚與共，平日，君主對大臣的衡量標準，也是“唯于重大緊要之關鍵，方足以見報稱之實心。”訥親恰恰在關鍵時刻表現出自己的無用和不忠，他的政治生命的完結是注定了的，只是他那可悲可嘆的下場有些令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