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虺姓任，又叫萊朱，是商湯時期的著名大臣。據說其出生時雷聲虺虺，閃電如蛇，大雨傾盆，解了家鄉多年的的旱災，。古時候形容雷鳴聲為“虺虺”，同時虺也是蛇的代稱，因為下雨時閃電就像一條條長蛇飛舞，于是他的父親給兒子起名叫“虺”，并給他以赤蛇紋身。因排行老二，所以叫任仲虺。

　　商湯時期的著名大臣：仲虺

　　他與伊尹并為商湯左、右相，輔佐商湯完成大業。

　　《左傳·定公元年》記載：“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可知仲虺為奚仲之后，商湯之左相，居于薛。薛，在今山東省滕縣南四十里。身為商湯的“左相”，仲虺在商代初年的政治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尚書·序》中曾經提到“仲虺作誥”，但東漢時已經亡佚。《墨子·非命上》：“仲虺之告曰：我聞于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仲虺在政治上有一套自己的見解，《左傳·襄公三十年》記載仲虺的治國之道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這里講的“國之利”，即《左傳·宣公十二年》仲虺所云：“取亂、侮亡、兼弱也”。

　　《尚書·仲虺之誥》：“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商湯時期的著名大臣：仲虺軼事典故

　　仲虺，商湯的政治助手。商湯把夏桀的政權打垮之后，夏桀逃到了一個名叫南巢的偏遠地方。雖然給夏桀留了一條生路，但是，商湯還是感到不安和愧疚，他擔心后世之人會反反復復地議論他，指責他的失德之舉:把天子都流放了。就在商湯沒完沒了地自責之際，仲虺寫下了這篇誥詞，其中心思想，是寬慰商湯:你毋須自責，你沒有任何可以指責的地方。概而言之，這是一篇揣摸“上意”的經典之作，是一篇典型的“頌圣”之作。那么，仲虺是如何完成他的“頌圣之旅”的呢?

　　仲虺首先從政治哲學的層面上，論證了商湯打垮夏桀的正當性。他說，假如沒有君主，民眾就會為所欲為，這就會導致禍亂。因此，上天安排了聰明的圣王來治理民眾，防止禍亂。但是，夏桀卻不是上天安排的圣王。因為他不符合圣王的條件。他為人昏亂，不能體恤民眾疾苦;在他的治理之下，民眾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隨時都面臨滅頂之災。在這種情況下，上天特別賦予您智慧與勇氣，是要讓您救民于水火，成為民眾的依靠。

　　接下來，仲虺又進一步告慰商湯:夏桀的罪，在于偽造天命，虐待民眾。上天認為他不善，才把治理天下的重任托付給您。從前，我們商國立于夏朝，就像良苗生于莠草之間，雖不乏圣賢，卻沒有權勢，因而并沒有得到多數人的依附。再加上我們遠播的善德之聲，確實是很危險的，這就仿佛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在這種情況下，只因為您不近聲色，不愛財利，您把官職交給德高之人，把獎賞頒給功大之人，您的寬厚之德漸漸昭明于天下。因而，從征伐葛伯開始，您東征，則西夷埋怨您;您南征，則北狄埋怨您——都埋怨您把他們放在后面了。他們盼望您早日降臨，如久旱之盼云霓，如罪人之盼福音。

　　讀完整篇誥詞，感到仲虺主要講了兩個主題:一是論證商湯滅夏的合理性，以解開商湯自責自擾的心結。二是闡述了一套普遍性的政治原則。

　　就前一個主題而言，仲虺的意圖主要是讓天子心里舒服。為了加強論證效果，他使用了一些修辭手法，顯得比較華麗，也很有氣勢。文獻中雖然沒有“天子大悅”之類的記載，但估計已經產生了較好的效果。就后一個主題而言，仲虺一方面是想表現自己的政治責任感和政治智慧，另一方面，似乎也有“馴服天子”的隱秘意圖。因為他強調，天子應當依賴賢人，而他自己就是天子身邊的賢人，因而，自己有資格充任“王者之師”，有資格更多地參與決策，影響政治的走向。

　　不過，如果我們相信這篇誥詞確實出自商湯時代，那么，事情也許還存在著另外一種可能性:這篇誥詞其實就是商湯授意的。

　　在這篇文獻的開始，就已經說明，仲虺寫這篇誥詞，是由于商湯滅夏之后的愧疚和不安引起的。但是，商湯怎么可能為此事而不安呢?倘若他真有這樣的“婦人之仁”，怎么可能成就滅夏的大事呢?在《湯誓》篇中，在征伐夏桀的前夕，商湯自己就已經為滅夏進行了義正辭嚴的論證。可見，對商湯來說，這個問題在理論上、在心理上早就已經解決了。因此，商湯內心不安之說，很可能并非真有其事，很可能就是商湯與仲虺密謀的結果。

　　更合理的情況也許是這樣的:商湯滅夏之后，社會上隨即出現了一些指責商湯的言論。而且，主導性的輿論很可能就是批評、不贊同。在巨大的輿論壓力面前，商湯與仲虺策劃了這起重大的宣傳方案:

　　第一步，先放出風去，就說商湯驅逐夏桀之后，自己也很慚愧，心里也很不安。以這樣的姿態順應輿論，以博取輿論的同情。在這樣的姿態中，商湯的公眾形象不再是一個耀武揚威的征服者，反而是一個值得同情的人:他內心不安，不斷自責，羞愧難當，經受著難以解脫的心理煎熬。這就給那些批判者提供了一個下臺階的理由:人家都感到自己錯了，就不再窮追不舍了吧。

　　第二步，再讓仲虺代表群臣、代表諸侯，同時也代表輿論，來寬慰商湯，讓商湯走出自責的陰影。當然，為了達到引導輿論、操縱輿論的目的，就不能僅僅止于寬慰商湯——其實商湯根本就不需要這個，而是要正面論證商湯滅夏的正當性。而且，為了轉移輿論的注意力，論證的重心還不能停留在“驅逐夏桀”這個事實上——因為這又會不斷地引發人們的懷舊之心，而是要把論證的重心放在“商湯作為救世主”這個事實上:四海之內，人們望眼欲穿地期待他，埋怨他為什么來得這么晚，等等。如此一來，公共輿論的注意力就跟著轉移了。除此之外，仲虺在后半部分闡述的為政之道，很可能也是他們君臣兩人共同策劃的結果，它的意圖是，通過積極的、前瞻性的政治建設，引導公眾積極地向前看，而不要再去糾纏已經過去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