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三光政策”的形成
日本侵略軍“三光政策”的形成始末都是怎樣的?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日本“三光政策”的形成相關信息，希望能夠解答您的疑問。
日本“三光政策”的形成：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是一場欲使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瘋狂野蠻的屠殺和掠奪，他們人性淪喪、獸行肆虐，對抗日根據地軍民實施殺光、燒光、搶光的暴行罄竹難書，那么，日本對華的“三光政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1940年夏秋，日本帝國主義乘德國法西斯軍隊在西歐和北歐迅猛推進、美國尚未完成戰略準備、西方諸國無力東顧之機，積極準備實行南下政策，攫取英、美、法等國在東南亞和西南太平洋的殖民地，以期早日實現“大東亞共榮圈”。
為放手南進，日軍大本營妄想早日解決中國問題，使中國成為其“南進”的后方基地，于7月23日發出“迅速處理支那事變”的命令，為此，一面加緊對國民黨政府的軍事訛詐和政治誘降，揚言要“南取昆明，中攻重慶，北奪西安”;一面集中主要力量繼續進攻抗日根據地，特別是在華北，侵華日軍瘋狂推行所謂“肅正建設計劃”，以鐵路作柱、公路作鏈、據點作鎖的“囚籠政策”，企圖分割摧毀各抗日根據地。
至1940年7月，日軍在華北新建修復鐵路2300千米，公路1.5萬千米，新建碉堡據點2700多個，以進一步鞏固其占領區。
為粉碎日寇這一惡毒的“囚籠政策”，爭取華北戰局更有利的發展，并影響全國的抗戰局勢，配合正面國民黨軍作戰，八路軍總部發動了著名的“百團大戰”，遭受沉重打擊的日軍驚呼，“對華北應有再認識”，隨后從華中正面戰場抽調2個師團加強華北方面軍，對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進行了更大規模的“掃蕩”，并實施所謂的“燼滅作戰”，殺戮居民，對糧秣、房舍及其他物資設備進行徹底的破壞，也就是最初形式的、有系統的、有組織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作戰”。
日本學者新村出主編的《廣辭苑》(1955年第1版)收錄了“燼滅作戰”一詞，將“燼滅”解釋為“燒盡滅絕”，意即“燒光殺光”。
1940年11月16日，八路軍總部通電全國，揭露日軍在“掃蕩”中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野蠻暴行;24日，《新華日報》第一版刊登了題為《粉碎日寇對華北“燼滅掃蕩”的新陰謀》的社論，指出：“日寇稱其近日對華北進行的為‘燼滅掃蕩’或‘焦土掃蕩’，其內容便是：逢屋便燒，逢人便殺;俾其掃蕩區域，屋歸于燼，人歸于滅……日寇對華北的獸行，決不單是報復(注：指百團大戰)，也決不單是軍事企圖。而是在其‘和平攻勢’失敗而增加局部軍事逼迫的策略下，直指華北八路軍的。”
當天該報的第二版還刊登了我華北軍民痛殲暴敵，粉碎日寇“燼滅掃蕩”，以及日寇在“掃蕩”中所犯下的燒殺奸淫搶掠的種種暴行，這是在“三光政策”這一用語正式出現前對“三光政策”最早的揭露。
1941年1月16日，日軍大本營批準《大東亞長期戰爭指導綱要》，提出要“繼續對中國進行壓迫，力求在昭和16年(1941年)夏秋之季，以軍事、政治、謀略的綜合壓力，解決中國事變”。
2月，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聯席會議明確今后“肅正的重點，仍然在于剿共”，在華北推行“治安強化運動”，實施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相結合的“總力戰”，并調集除關東軍外侵華兵力的75%和全部偽軍進行大規模的“掃蕩”“清鄉”和“蠶食”。
據統計，1941年至1942年的兩年間，華北日軍組織千人以上萬人以下的“掃蕩”132次，1萬人至7萬人的大“掃蕩”就達27次之多，有時在同一地區反復“掃蕩”3至4個月。
“掃蕩”的伎倆更是五花八門，諸如“鐵壁合圍”“捕捉奇襲”“縱橫清剿”“反轉電擊”“輾轉抉剔”“梳篦清剿”“拉網合圍”“馬蹄形堡壘線”“魚鱗式包圍陣”等，雖然日軍在作戰命令和作戰術語中并未有“三光政策”或“三光作戰”一詞，而稱之為“燼滅作戰”“徹底的肅正作戰(討伐)”“徹底覆(討)滅”“討滅作戰”等，但毫無疑問，它們“實際是非常接近、或是幾乎完全一樣的”。
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可謂是“三光政策”的始作俑者，而將其“發揚光大”的則是號稱日本“三杰”的老牌侵華頭子岡村寧次。
1941年7月，岡村寧次接替多田駿出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揚言“要在4個月徹底消滅華北的共產黨和八路軍”，為此，他糾集日軍5個師團、6個混成旅團的大部和偽軍共7萬余人，用其在朝鮮和東三省的“剿共”經驗，對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進行毀滅性的大“掃蕩”，其規模之大、頻率之高、手段之狠毒，都是空前絕后的。
日軍在“掃蕩”中慘無人道地推行“三光政策”，制造了多起慘案，甚至滅絕人性地施放毒氣，進行細菌戰，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古北口的長城沿線，制造了東西長350余千米、南北寬40余千米的無人區，如1941年1月，日軍血洗河北省豐潤縣潘家峪村，一次集體屠殺群眾1300余人，焚燒房屋千余間，1942年5月至7月，在對冀中區的大“掃蕩”中，日軍殘殺、傷害、抓走群眾高達5萬多人，當時的華北地區，呈現出“無村不戴孝，處處是狼煙”的慘景。
“三光政策”給華北抗日根據地帶來慘重的損失，最困難時根據地面積縮小1/3，冀中、冀南、冀魯豫、魯中、冀魯邊等抗日根據地變成了游擊區，有的還變成了敵占區，人口也由5000萬銳減至2500萬，八路軍由40萬減至34萬，敵后抗戰進入到極端困難時期。
1941年7月7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報》在第二版刊登了朱德總司令撰寫的《八路軍新四軍抗戰第四周年》一文，指出：“敵后經濟的特點，是敵人的封鎖和毀滅政策。在封鎖方面，則隔斷我各抗日根據地的聯系，隔斷城市與鄉村的來往，在毀滅方面實行其‘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口號，這種經濟上的封鎖摧殘，其為禍之烈，在敵后方顯然比我后方要厲害得多。”這是目前可以查到的對“三光政策”最早的正式表述。
這一時期，在《解放日報》《新華日報》(太行版)《晉察冀日報》《八路軍軍政雜志》等我黨我軍主要報刊的社論、評論、消息，以及中共中央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中，不斷出現“三光政策”這一用語，并做了更形象、更具體的描述與揭露。如1942年1月15日《解放日報》第三版刊登的《敵寇在華北的強化治安運動》一文指出：“所謂‘三光政策’就是敵人每次‘掃蕩’我根據地時，常挨村洗劫，將男女殺光，東西搶光，房屋燒光，造成一片焦土，使我軍民無法安居，形成所謂‘無人區’。
在實行‘三光政策’時，日軍特別注意對生產工具與牲畜之破壞與掠奪，企圖根本摧毀生產，以餓死軍民。”“三光政策”作為侵華日軍野蠻兇殘、奸淫燒殺、搶劫掠奪、無惡不作的代名詞，為抗日根據地軍民家喻戶曉了。
在戰后日本出版的刊物及書籍中，也出現了“三光政策”這一用語，如《百科事典》《廣辭苑》等均收錄了“三光政策”一詞，并解釋為“日華戰爭中，日本實行的殘酷的非人道戰術，是中國的叫法”。
綜上所述，“三光政策”是在百團大戰后，侵華日軍有組織有計劃地實行帶有戰略意義的極其惡毒的政策，妄圖徹底摧毀抗日根據地軍民的戰斗意志及物質基礎，進而霸占全中國的陰謀計劃的組成部分。
然而，作為推行“三光政策”的急先鋒、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劊子手岡村寧次，在其戰后所著的回憶錄中竟然無恥狡辯，詭稱：“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節，向司令部全體高級軍官作了訓示，首先朗誦明治天皇所作詩句‘國仇固當報，仁慈不可忘’，然后帶領大家高呼‘滅共愛民’，在那以后，我認為貫徹愛民方針至關重要，又提出了‘戒燒、戒淫、戒殺’的標語訓示，這條標語并非出自我的發明，而是借用了清軍入侵明朝時的禁令。”儼然將自己裝扮為“三光政策”的反對者。
尤為甚者的是，岡村還倒打一耙，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三光政策”的無情揭露污蔑為“日、中的共產黨把我的三戒標語篡改成‘岡村寧次的可殺、可燒、可搶的三光政策’大肆宣傳”，妄圖顛倒黑白，欲蓋彌彰。
相關資料介紹：
三光政策，是指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侵華日軍、特別是華北方面軍，自1939年秋開始，針對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進行以殺戮當地居民、對糧秣房舍等物資進行徹底的搶劫、焚燒和破壞為目標的軍事行動，并將這一作戰方式逐漸系統化、規?；㈤L期化。中國共產黨的黨政通告和傳播媒介，將日軍這種以毀滅抗日地區人力物力、摧殘抗日軍民抵抗意志為目的的軍事策略，簡要概括為“燒光、殺光、搶光”，即“三光”。這一最早由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提出的策略，由其繼任岡村寧次推向頂峰。1941年7月10日，岡村寧次提出“三光”政策。三光政策即燒光、殺光、搶光。為日本侵華期間實行的一種慘無人道的政策。見人則殺，見物則搶，無法帶走之物則燒。
“三光作戰”是日軍對于我一定的抗日地區內殺戮居民與對糧秣房舍與其他物資設備的徹底破壞的總稱;它是由中共的黨政通告與傳播媒介根據日軍對根據地大規模“掃蕩戰”中殘酷的屠殺與破壞的事實而對其戰術予以簡括化的一個中國名詞。日本的作戰命令與作戰術語中則稱之為“燼滅作戰”、“徹底的肅正作戰”、“徹底毀滅”、“徹底的掃蕩”、“徹底擊滅”、“討滅作戰”等等。
日本侵華時期，日本侵略者對八路軍敵后抗戰活躍的華北地區，由于始終找不到對付八路軍敵后游擊戰的有效方法，相反，在八路軍的廣泛打擊下不斷遭受損失，極大地動搖著日軍的殖民統治并牽制著其兵力的調度使用為了撲滅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力量，對抗日根據地進行了瘋狂的掃蕩。1940年以后，這種掃蕩更為頻繁、更為酷烈。
在掃蕩中，日軍實施了所謂的"燼滅作戰"。"燼滅"，就是燒盡滅絕，燒光殺絕的意思，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