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的科舉制，日本曾經頂禮膜拜，被推崇為“最先進的選拔干部制度”，可是日本為何最后棄用“科舉制”?下面學習啦小編就告訴大家日本為何不用“科舉制”，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哦。

　　日本為何不用“科舉制”：

　　在黑暗的中世紀，科舉制可謂世界政治邁向“三公”(公開、公平、公正)的“偉大創舉”，效仿中國科舉制，日本曾于公元701年頒布《大寶律令》，搞了“貢舉”，從形式到內容與唐朝科舉幾乎無異。

　　然而，到了明朝，科舉制不再為日本研習，因為這項制度自誕生以來，就沒有解決好兩個難題，或者說，根本解決不了兩個難題，在明朝愈發無解。

　　后人在總結科舉制死亡的原因時，多指這種考試制度日益僵化而走向末路，沒錯，這是科舉制死亡的一個元素，但不是全部。

　　科舉制死亡的致命原因，不在于后天，而在先天，考題的僵化是死亡的前兆，先天缺陷的不治才是必死深刻原因。

　　以“完善的文官制度”而言，中國雖然首創科舉制，但這只是解決了普通官員選拔問題，“最大的官”和“主考官”問題并沒有解決。

　　在“最大的官”——皇帝天馬行空的情況下，科舉考試左右不了特權皇族的沉浮，而保證的只是平民階層入仕的相對公平。

　　科舉制比起沒有“準考證”、公平競爭形式都沒有的貴族政治世襲制來，是進步，所以能在中國延續1300余年壽命，但在“強盜”(明唐甄《潛書》語：自秦以來，凡為帝王皆賊也)主考的情況下，它畢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最大公平。

　　中國以科舉制為核心的官僚政治在沒有比較、沒有制度競爭的情況下延續了千年，但是，世界邁向近代，憲政問世，此政不進反退，頓現頹勢。

　　明中國中后期，封建官僚制度的兩大不治之癥——“守舊”與“腐敗”愈演愈烈，在這種體制下個人權力與其地位成正比，為了達到向上爬的目的，官員只能墨守成規而不敢有任何逾越;同時為了維護既得利益，當然更不愿做任何革新。

　　所以，保守就成為封建官僚克服不了的共性。

　　十七世紀，當西方文藝復興開花結果之時，東方華夏王朝卻再次被“韃虜”征服，入關的女真奴隸主對沒落的封建官僚政治備感新鮮，一頭扎進去無法自拔。

　　“韃虜”入住中原二百年后，西方堅船利炮和憲政一起敲開了東方大門，讓東洋諸國見識了“洋才”的不凡——“首相”是第一要“選”的官，主考官是議會和選民。

　　憲政制度下的官員真正是“權為民所系”，其執政水平和行政效率當然要高出封建官僚許多，相形之下，東方官政的生命力，已到了垂暮之年，憲政取代官正，已是大勢所趨。

　　關于近代政治大趨勢，在東洋國中，日本比中國拿捏得準，1840年，代表東方文明的清國與代表西洋新文明的英國交手，清國完敗，洞察一切，善于學習的日本看在眼里，記在心頭、他們由此認清“漢才不敵洋才”事實，并從中發現，“洋人”發明的憲政是個好東西。

　　于是，日本的知識武士精英，一邊加劇對舊政中國鄙夷，一邊為本國的政治另尋新路……。

　　相關資料介紹：

　　科舉是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具有分科考試，取士權歸于中央所有，允許自由報考(即"懷牒譜自薦于州縣"，與察舉制的"他薦"相區別)和主要以成績定取舍三個顯著的特點。科舉制從隋朝大業元年(605年)開始實行，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舉行最后一科進士考試為止，經歷了1300年。

　　科舉制度在中國實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對中國以至東亞、世界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隋唐以后中國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舉的影響。

　　科舉原來目的是為政府從民間提拔人材。相對于世襲、舉薦、九品官人法等選材制度，科舉考試無疑是公平、公開及公正的方法。最初東亞日本、韓國、越南均有效仿中國舉行科舉，越南科舉的廢除還要在中國之后。16至17世紀，歐洲傳教士在中國看見科舉取士制度，在他們的游記中把它介紹到歐洲。18世紀時啟蒙運動中，不少英國和法國思想家都推崇中國這種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國在19世紀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務員敘用方法，規定政府文官通過定期的公開考試招取，漸漸形成后來為歐美各國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國文官制所取的考試原則與方式與中國科舉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納了科舉的優點。故此有人稱科舉是中國文明的第五大發明[32]。今天的考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舉制度的延續。

　　從宋代開始，科舉便做到了不論出身、貧富皆可參加[33]。這樣不但大為擴寬了政府選拻人材的基礎，還讓處于社會中下階層的知識分子，有機會透過科考向社會上層流動。這種政策對維持整體社會的穩定起了相當的作用。明清兩朝的進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沒有讀書、或有讀書但未作官的“寒門”出身。但只要他們能“一登龍門”，便自然能“身價十倍”。歷年來千萬莘莘學子，俯首甘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過希望能一舉成名，光宗耀祖。

　　科舉為中國歷朝發掘、培養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間科舉產生的進士接近十萬，舉人、秀才數以百萬。當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識之士，但能過五關斬六將，通過科考成進士者，多數都非等閑之輩。宋、明兩代以及清朝漢人的名臣能相、國家棟梁之中，進士出身的占了絕大多數。明朝英宗之后的慣例更是“非進士不進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科舉成為高級官員必經之路。利瑪竇在明代中葉時到中國，所見負責管治全國的士大夫階層，便是由科舉制度所產生。

　　科舉對于知識的普及和民間的讀書風氣，亦起了相當的推動作用。雖然這種推動是出于一般人對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對知識或靈性的渴望;但客觀上由于科舉入士成為了風尚，中國的文風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兩朝時，中國的讀書人以秀才計，大部份時間都不下五十萬人;把童生算在內則以百萬計。[來源請求]當中除少數人能在仕途上更進一步外，多數人都成為在各地生活的基層知識份子，這樣對知識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這些讀書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產物，學習的亦是相同“圣賢書”，故此亦間接維持了中國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統一和向心力。

　　科舉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主要在其考核的內容與考試形式。由明代開始，科舉的考試內容陷入僵化，變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實際學識。大部分讀書人為應科考，思想漸被狹隘的四書五經、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縛;無論是眼界、創造能力、獨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過科考為讀書唯一目的，讀書變成只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舉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唐宋八大家都是進士出身;但到了明清兩朝，無論在文學創作、或各式技術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卻多數都失意于科場。可以推想，科舉制度為政府發掘人材的同時，亦埋沒了民間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來，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場，虛耗光陰。

　　就算在科舉被廢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國的社會中留下不少痕跡。例如孫中山所創立的中華民國憲法中規定五權分立，當中設有的考試院便是源出于中國的科舉考試傳統。另外，時至今日科舉的一些習慣仍然可以在中國大陸的高考中看見。例如分省取錄、將考卷寫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頭裝訂起來，從而杜絕判卷人員和考生串通作弊、稱高考最高分者為狀元等等，俱是科舉殘留的遺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