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時代(外文名:Heian Period)是日本古代的一個歷史時期，從794年桓武天皇將首都從奈良移到平安京(現在的京都)開始，到1192年源賴朝建立鐮倉幕府一攬大權為止。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平安時代歷史詳述，希望對你有用!

　　平安時代歷史遺跡圖片

　　平安時代簡介

　　天應元年(781年)，桓武天皇即位。自此開始推行新政，一掃佛教政治的流弊，將律令政治推向了前臺，這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天皇遷都平安京，奠定了后來1100年間作為日本首都的基礎，日本史上一般都很重視這次遷都，以此作為劃分時代的標志。與前代的奈良時代相呼應，把自此開始到鐮倉武家政權成立以前的400年稱為平安時代。

　　平安時代之前的時代是奈良時代，它之后的時代是鐮倉時代。平安時代是日本天皇政府的頂點，也是日本古代文學發展的頂峰。平安時代日本與中國有非常緊密的交往，在日本儒學得到推崇。同時佛教得到發展。894年廢止遣唐使之后，發展了日本獨特的國風文化。

　　平安時代(Heian Period) 是日本古代的最后一個歷史時代，它從794年桓武天皇將首都從奈良移到平安京(現在的京都)開始，到1192年源賴朝建立鐮倉幕府一攬大權為止。在奈良朝末期，朝廷與貴族勢力之間的矛盾激化。為了削弱權勢貴族和僧侶的力量，桓武天皇于784年決定從平城京遷都到山城國的長岡(今京都市)，在那里籌建新都，命名為平安京，希望借此獲得平安、吉利、安寧與和平。由于平安京于794年完工，故史家常把794年作為平安朝的開始(有的把784年決定遷都的時間作為平安朝的開始)。平安時代的稱呼來自其首都的名字。它之前的時代是奈良時代，它之后的時代是鐮倉時代。平安時代是日本天皇政府的頂點，也是日本古代文學發展的頂峰。在平安時代中武士階層得到發展，到這個時代的后期，武士階層從貴族手中奪取了權力，后來建立了幕府。

　　平安時代歷史詳述

　　遷都平安與桓武朝的改革

　　公元781年桓武天皇(公元781年—公元808年在位)即位。為了推進改革，他在打倒僧道鏡而取得統治實權的藤原種繼(公元738年一公元785年)支持下，于公元784年遷都山背國(今京都府中南部)的長岡，離開了貴族和大寺院等守舊勢力盤根錯節的平城京。守舊勢力企圖加以阻止，將倡議遷都者藤原種繼殺害，但是大伴氏、佐伯氏、丹治比氏等陰謀分子旋即受到嚴懲。延歷13年(公元794年)都城又從長岡遷到山背國的葛野，稱平安京(今京都)，從遷都平安至公元1192年鐮倉幕府建立的400年期間，史稱平安時代。平安時代以后，京都仍是日本的都城，直至明治維新時。

　　桓武天皇積極維護法制，刷新新地方政治。公元786年制定國郡司考績條例16條，用以考核地方官吏政績，打擊貪官污吏。延歷16年(公元797年)新設勘解由使，責成其嚴格監督新任國司與前任的交接事宜，起到整飾地方官紀的作用。另外任用有才能者為郡司，突破譜第禁區，還大力裁減編外國司郡司。

　　社會經濟制度方面也進行了改革。桓武天皇鑒于班田收授制度在其實施上存在著一系列問題，乃將班授時間從6年一班改為12年一班，他還實行貸稻(出舉稻)制和改革良賤制度，將出舉稻的利率從50%降至30%;公元789年承認良賤之間通婚為合法，所生子女為“良民”。良賤制度修改是從法律上取消奴隸制度的一個重要步驟，在此基礎上，10世紀初醍醐天皇統治時期(公元898年—公元929年)終于法律明定廢除奴隸制。

　　在軍制方面，由于公地公民制在瓦解，公民兵制已行不通，延歷11年(公元792年)桓武天皇乃廢除邊境以外各地的征兵制，而代之以從郡司子弟和富裕者中招募的“健兒制”。[注3]桓武朝改革使農民的債務負擔和徭役負擔相對地有所減輕，奴婢逐步得到解放，這應視為班田農民和奴隸長期以來進行各種形式斗爭的另一成果。

　　桓武朝的改革使封建國家的經濟軍事實力有所增強，天皇制集權國家的權威得以保持。自公元789年起桓武天皇三次用兵東北蝦夷地區，第三次時任命坂上田村麻呂(公元758年—公元811年)為征夷大，延歷21年(公元802年)田村麻呂率軍4萬往征，確保了北上川中游膽澤之地，在此筑膽澤城置鎮守府;803年又在膽澤城以北筑志波城，從而鞏固了這個地區的封建統治。桓武天皇也曾向日本海方面出羽開拓疆土，勢力達到能代川流域。

　　嵯峨等朝的改革

　　桓武朝以后諸代天皇也進行了改革。嵯峨天皇(公元809年—公元822年在位)為加強天皇權力，提高工作效率，對政府機構進行了整頓，設置“藏人”和“檢非違使”。這兩者都是令里沒有規定的官職，故稱“令外官”。藏人侍于天皇左右，掌管機密文件，傳達天皇詔效，檢非違使執掌京都軍事、警察、審判事宜。這兩個原屬臨時性的官職后來改為常設，置藏人所和檢非違使廳，權限越來越大。隨著不斷改革，原有許多律令內容已經過時，條文需要不斷修改，嵯峨天皇命制定“格式”，取年號名《弘仁格式》。“格”是經過修改的律文，“式”是為律文之應用所做的種種細目規定。淳和朝于天長10年(公元833年)修成養老令官撰注釋書《令義解》10卷，統一和固定了令的解釋，并具有令的同等效力。清和朝于貞觀11年(公元869年)制定《貞觀格式》(格12卷,式20卷)，還進一步改進了宮廷儀式。這樣，桓武之后的幾個天皇企圖通過設置令外官和制定格、式，為重建和維持動搖了的律令制作了不懈的努力。

　　封建統治階級雖然進行了一些政治改革，但是作為早期封建國家掠奪農民的土地制度——班田制的崩潰仍然是不可避免的。進入公元9世紀，班田制已難以推行，征課庸調已無意義。桓武改革之后，京畿地方從公元810年至公元827年的17年間甚至沒有舉行過班田，而從公元828年班田到下一次班田(公元881年)更整整經歷了53年的歲月。

　　田堵制的出現

　　由于班田制的崩潰，國家為保證財源，便不得不采用新的租賦征課方式，‘田堵制’(負名制)于是出現。田堵制就是讓較殷實的農戶每年承包一定面積耕地的經營，擔負納租責任。這種承包人稱“田堵”(亦作“田刀”、“田部”)，所承包的耕地稱為“負名”，“田堵”承包耕地每年春天要向國家提出申請書(“請文”)訂立契約。田堵制的采用，一方面表明在班田停止后國家力圖通過這種方式來阻止土地歸農民所有，繼續維持土地國有制;另一方面又表明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承認了8世紀中期以來班田農民斗爭的成果，即承認了農民對實際耕作的土地的占有。“田堵”一詞似乎就是來源于土地占有者在其所占土地的周圍筑堵(墻)的習慣。當然由于規定契約一年一換，說明田堵的這種土地占有還是很不穩定的。隨著田堵制的推行，政府征課租賦已不再按照公民戶籍上的人頭，而是按照登記在土地冊上的田堵實際耕種的土地面積了。

　　田堵制大約出現于公元9世紀，后來田堵由于堅持斗爭，得以逐步加強耕地的占有權，對耕地的占有相對穩定，給所占土地加上自己的名字，稱為“××××名”。于是產生了“名田”，它的所有者稱為“名主”。“名田”可以繼承和轉讓，“名主”對“名田”的這種權責稱為“名主職”。“名田”一般是1至3町，個別的才達十幾町或幾十町，因而所有者有小名主(小名田堵)和大名主(大名田堵)之分。小名主是富裕農民、自耕農，基本依靠自家勞力耕種名田，勞力不足者將部分名田租給“小百姓”、“作人”、“名子”等貧困農民。大名主是“領主名主”，多在邊疆地帶。他們的名田經營方式不盡一致，或全部出租，或部分出租，沒有出租的部分作為直營田自耕。在直營田里往往以具有半奴隸式依附農民身份的“下人”充作主要勞力。名主雖然有大小之分，包括不同階層，但在對國家的關系上他們的立場基本一致，因為國家對他們都同樣征租和征調徭役。

　　封建領主等級土地所有制的形成

　　10世紀以后，有別于自墾地型莊園的寄進型莊園逐漸增多。這是指通過接受“寄進”(進獻)土地形成的莊園。原來地方開發領主為得到權力的庇護和借助這種權力使自己的莊園不輸不入化，便往往把自己的莊園進獻給中央貴族和大寺社，奉之為領主，稱之為“領家”，分給莊園年貢的一部分，自己則保留“下司職”或“預所職”(均指莊官)留在原地，管理莊園。如果“領家”以為自己的權勢仍不足以同國司抗衡，則將莊園進獻給更有權勢的貴族，奉之為“本家”，于是“本家”成了更高一級的領主。從而在莊園內部形成“本所職”一“領家職”一“下司職”這種層層瓜分年貢，土地的等級所有的體制。

　　這種土地等級所有制，由于進獻者和受獻者之間沒有建立以私人武裝組織為基于的嚴格等級關系(主從關系)，所以得不到強有力的保證。進獻者和受獻者間只是寄進契約所規定的關系，而這種規定主要是保證進獻者(開發領主)在莊園里的實力地位。實際上，“本家”、“領家”等各級領主大多是名義上的領主，充任莊官的開發領主才是莊園的實際所有者。他們不只掌握莊園經濟、行政、司法等權力，而且也是莊園武裝力量的組織者。莊園領主能不能順利地調動莊園武力，完全取決于莊官的態度。

　　這個時期莊園的農民已經成為莊園的專屬農民，即“莊民”。莊民生產糧食、農副產物、山林產品和家庭手工業品，這些產品除滿足莊民本身需要外，還供應住在奈良、京都的莊園領主。這表明，莊園經濟是一種農業同家庭手工業緊密結合的自給自足經濟，整個莊園便是一個同外界很少聯系的經濟整體。

　　公元12世紀，莊園領主制確立起來。封建莊園占全國土地之半，而所剩余的一半土地由于“知行國”制的確立，也逐漸封建領地化了。“知行”意為對土地財產的直接支配。“知行國”或“領國”是指特定的個人(皇族、廷臣、后來也包括“武家棟梁”)擁有知行權的國(地方)，實際就是采地。至公元13世紀，這些知行國進一步變成了皇親、權貴和武家的世襲領地。

　　封建經濟的發展

　　公元10世紀以后，鐵制農具和使用牛馬耕作在田堵、名主中已普及，水稻生產方法獲得顯著進步。如實行播種前浸種、插秧、開始用水車灌田，還懂得田間除草、利用稻架曬干的干燥法等等，水稻產量因之有了提高，從前國家從農民那里充其量只能收繳產量3%的租，而現在莊園領主卻能夠從名主那里征收產量30%的貢租。公元10世紀的日本古辭典《倭名類聚妙》中列舉的旱田作物(糧食和菜蔬)多達70種(14)，證明這一時期旱田作物也得到顯著發展和普及。

　　農業同手工業的分工擴大了。在古老城市奈良、京都和一些莊園附近的手工業作坊，擁有掌握特殊技能的工匠：織匠、木匠、泥瓦匠、刀匠、爐匠、漆器匠、金銀器匠、佛像鑄造匠等等。這些工匠或按訂貨生產，或從事寺社和官衙的建造、修理工作。商業也有發展。在奈良和京都，從市集商業已發展到店鋪商業，出現稱作“市人”、“市女”的獨立商人。在地方，寺社門前和莊園要地都開辟了定期集市，出現稱作“販夫”的獨立商人。在水陸要地出現了稱為“津屋”、“問”一類的棧，經營貨棧的“問丸”(往往是經濟力量雄厚的名主)為莊園保管、運送年貢或代理販賣，收取手續費。在物資集散最繁盛的淀川沿岸這類貨棧特別多。

　　攝關政治的出現在公地公民制破壞的同時，天皇政治(律令政治)也危機四伏，其標志之一就是藤原氏攝關政治的出現。早在奈良末期僧侶政權垮臺后，貴族勢力復又膨脹，以大化改新功臣自居的藤原家的勢力恢復顯著，尤以其四家中之北家一直扶搖直上，至9世紀下半期，竟達到建立攝關政治，獨攬朝政的地步。

　　作為最大的權門貴族，藤原氏一直受到天皇政府的優厚賞賜，以接受“職分田”、“位田”、“職封”、“位封”和臨時賞賜的名義，獲得大量土地、勞力和財富，遠勝他人。這是藤原氏政治發家的經濟基礎，但能攫取最高權力，主要是靠不斷玩弄權術打擊他氏，以及同皇室聯姻取得外戚身份的手段。公元9世紀初，藤原冬嗣(公元775年—公元826年)在被任命藏人頭之后，立即將其女兒送進宮中作仁明天皇女徹，因其女生文德天皇(公元850年—公元857年在位)獲得天皇外祖父身份。冬嗣之子藤原良房(公元804年—公元872年)如法炮制，也將其女送進宮中，從而成為清和天皇(公元858年—公元875年在位)的外祖父，再通過制造“承和之變”和“應天門之變”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壓倒政敵。結果先則于公元857年以文德天皇母舅身份破例當上非皇族身份的第一個太政大臣，繼則翌年以太政大臣身份為幼小外孫清和天皇“總攝庶政”，進而于貞觀8年(公元866年)正式獲得“攝政”稱號，開始了名副其實的人臣(臣下)攝政。良房之后，其養子藤原基經(公元836年—公元891年)任攝政，并于公元887年被剛即位的宇多天皇賦予總攬國政全權。詔書說：“其萬機巨細，己統百官，皆先關白太政大臣，然后奏下。”“關白”一詞出自《漢書》，系“稟報”之意，在日本不久便變為官職之名。這樣，藤原氏便開創了日本史上“關白政治”這一特殊政體，即以外戚身份在天皇年幼時作“攝政”，天皇成年后作“關白”的政體。

　　以藤原氏為代表的官僚貴族集團的統治已完全失去進步性，政治上腐朽，生活上墮落。他們追求的是富麗堂皇的宮殿、神社和當作別墅用的佛寺、盛大的節日儀式、游宴、裝潢貴族老爺身份的文學和音樂，對于滿足這種奢侈生活來說，來自國家的龐大收入猶感不夠，于是便大搞賣官政治。對于能夠出錢承包工程的人，按其出錢多少賣給國司及其以下相應的官職。國司一職最有貪污發財的機會，許多官僚貴族紛紛通過賄賂藤原氏弄到兼任國司之職，身在京都，派代宮赴任，稱為“遙任”。國司毫不顧及生產，在國衙領內放任代官搜刮人民，因此有“受領”綽號。當時流行著“受領跌個跟斗也要抓把土”的說法，形象地說明了國司的貪婪。

　　武士團的叛變與源、平兩氏的崛起

　　公元10世紀30年代幾乎同時發生了兩大叛亂事件——“平將門之亂”與“藤原純友之亂”。前者發生在承平5年(公元935年)，后者發生于天慶2年(公元939年)，故史稱“承平、天慶之亂”。平將門( 一公元940年)屬于桓武平氏一族，定居下總地方，公元935年同族發生內訌，朝廷進行干預。為此他糾集反抗國衙的關東武士驅走關東北部地方官，公元939年宣布關東八國獨立，在下總猿島筑起宮殿，自稱新皇。驚慌的朝廷于公元940年派軍征討，但征討軍末到，叛亂已被平氏同族平貞盛和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鄉平息，這兩人都是地方武士。藤原純友( 一公元941年)是伊豫國(今四國愛援縣)的“椽”(三等官)，承平5年(公元935年)率千余只船發動叛亂，襲擊淡路、贊歧兩國國府，邁進九州大宰府。公元941年被源經基平息。“承平、天慶之亂”說明，朝廷已無力鎮壓叛亂，必須借助地方武士的力量了。從這時起，地方武士的實力也開始得到中央的承認。

　　此后，又發生了開始于房總而又迅速擴展到上總、武藏地方的“平忠常之亂”(公元1028年—公元1031年)。朝廷在派出的將領表現無能之后。又改派了清和源氏一族的源賴信(公元968年—公元1048年)，迅速解決了問題，據說源賴信之名使平忠常喪膽，不戰而降。從此，平氏勢力在關東便被源氏取代。二三十年之后，東北地方相繼發生安倍、清源兩氏的叛亂——“前九年之役”(公元1051年—公元1062年)，實際是12年。與“后三年之役”(公元1085年—公元1087年)。由于朝廷先后起用了源賴信之子源賴義(公元998年—公元1075年)及其孫源義家(公元1039年—公元1106年)，兩次叛亂才得以平定。源氏勢力從關東地方又擴展到東北地方。在這期間，源氏同關東武士“生死與共”、“團結如一”地進行了戰斗，結下牢固的封建主從關系。源義家威名大振，越來越多的關東地方在鄉領主、名主象從前對待藤原氏攝關家那樣，向源氏寄進土地，請求保護，朝廷對此感到恐懼，以至發令禁止。原來僅僅由出身畿內地方的名主武士組成的源氏武士團，如今已經成長為以源義家那樣“武士棟梁”為核心的，在廣闊地區擁有勢力的強大的武士團了。公卿貴族面對現實雖然不得不承認源氏的武力，但對源氏武士團首領仍以身份卑微而加以歧視，封閉其進入中央政界之門。源氏勢力至源義家時達到頂點，此后便走向下坡。桓武平氏雖由于平忠常之亂而失掉關東地盤，但從在平定平將門之亂中獲有戰功的平貞盛之子平維衡時起，把根據地轉移到近畿地方之一隅伊賀、伊勢(均三重縣)之地，被稱為“伊勢平氏”，而自維衡的曾孫平正盛、正盛之子忠盛(公元1096年—公元1153年)時起，開始與院政政權結合，進入中央政界。

　　平安時代的平氏政權

　　除了皇室同攝關家的矛盾外，在上皇(法皇)與天皇之間以及藤原氏內部也都存在著矛盾，并且這些矛盾又總是和新興的源氏、平氏兩大武士集團之間，每一個武士集團內部的矛盾糾纏在一起。這種錯綜復雜的矛盾關系的發展，終于導致保元元年(公元1156年)的“保元之亂”和平治元年(公元1159年)的“平治之亂”兩次大混戰。在“保元之亂”中，依靠源為義(公元1096年—公元1156年)，源為朝(公元1139年—公元1170年)父子及平忠正等人兵力的崇德上皇(公元1123年—公元1141年在位)，左大臣藤原賴長一派，被借助于源為義之子源義朝(公元1123年—公元1160年)和平忠正外甥平清盛(公元1118年—公元1181年)兵力的后白河天皇，藤原賴長之兄關白藤原忠通(公元1097年—公元1164年)一派擊敗.這使貴族們認識到，不只地方之亂，就是中央皇族、貴族之間的對立，不依靠武士力量也是不能解決的。此后平清盛受到白河院重用，扶搖直上，這又如劇了平清盛與源義朝之間的矛盾。在3年后的“平治之亂”中，平清盛終于擊敗了他的對手，源義朝在逃亡中被殺，其子年方13歲的源賴朝(公元1147年—公元1199年)幸免于難，被流放到伊豆(靜岡縣)。

　　保元、平治之亂為平氏掌權鋪平了道路。公元1167年平清盛取得太政大臣之職，官邸設在京都的六波羅地方，在那里發號施令，所以他的政權史稱六波羅政權。平氏政權是從大官僚貴族封建主統治的天皇制早期封建國家向以中小封建主為社會基礎的軍事封建主集團統治的中期封建國家過渡的政權形式。平清盛從貴族、寺社那里奪取莊園，把以畿內，西國[注35]為中心的500多所莊園和達全國半數以上的知行國弄到自己手里，任命自己的家臣為領國的國司，任命順從平氏的武士擔任一部分貴族莊園的“地頭”，令其管理。另外，和采取閉關政策的貴族政權不同，平氏政權采取與中國南宋政權通好的政策，積極推進日中貿易。為便于南宋大型船只駛入瀨戶內海，曾動工開鑿音戶海峽，還在攝津的福原筑港，使它成為對中國貿易的重要港口。嘉應2年(公元1170年)，平清盛在福原別莊勸后白河法皇接見當時在日的南宋商人。南宋商人回國后立即將平清盛的行動向明州刺史報告，于是中國在承安2年(公元1172年)賜給日本朝廷碟狀和禮品，應求擴大貿易規模。所以說平清盛對促進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平氏政權的革新作為極其有限，平清盛所追求的也主要是驕奢淫逸的貴族生活及其一族的利益。他沒有改變原有的國家機構，只是巧妙地利用天皇、法皇、貴族間的對立而發展自己勢力。他沒有制定出對于捍衛新興武士封建主利益有著決定意義的政策。向貴族莊園派置“地頭”，雖然可說是后來鐮倉幕府“地頭制”的先驅，但這種地頭權限很小，是不能違背貴族莊園主的意志的。平清盛的保守政策使地方武士團很快喪失了對他的信賴，在經濟上遭到損失并在政治上受到打擊的后白河院、攝關家以及南都(奈良)北嶺(京都)的比睿山、興福寺、延歷寺等大寺院，自然也越來越增加了對平清盛的反感，終于在治承元年(公元1177年)發生了受法皇指示的一伙貴族密謀打倒平氏的事件。事件平息后，平清盛加強了恐怖統治，但反平氏政權的勢力卻日益增大。

　　平安時代的源、平之爭與平氏滅亡

　　治承4年(公元1180年)，當時在中央的源賴政(公元1105年一公元1180年)首先舉兵，并以后白河法皇之子以仁王(公元1151年—公元1180年)的名義號令各國源氏起事。源氏棟梁源賴朝舉兵于流放地伊豆，堂弟源義仲(木曾義仲，公元1154年—公元1184年)舉兵于信濃源賴朝在相模的石橋山敗于平氏軍隊，逃往安房，但旋即于同年10月率關東大小武士團在富士川之戰中大敗平氏軍隊。畿內及其他各國的武士也都乘機紛紛起來為奪取公領和莊園而戰斗。

　　治承5年(公元1181年)2月，平清盛在四面楚歌聲中病死。內亂擴展至九州和四國，幾乎遍及全國。壽永2年(公元1183年)7月，源義仲進逼京都，平宗盛攜年僅6歲的安德天皇倉惶出走西國，后鳥羽天皇在京都即位，于是出現東西兩天皇。同年7月28日，源義仲進入京都，后白河法皇挑動源義仲和源賴朝兩虎相爭，正在致力于鞏固自己根據地鐮倉的源賴朝，于壽永3年(公元1184年)1月派其弟源賴范(一公元1193年)和源義經(公元1159年—公元1189年)率軍西上，滅義仲于粟津，2月敗平宗盛于播磨的一谷。文治元年(公元1185年)2月再敗平氏于贊歧的屋島，最后，3月于長門壇浦海域全殲平氏軍隊，日本的平安時代至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