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中期青銅器介于商代早期與晚期之間，商代晚期青銅器則代表了高度繁榮的青銅文化，因此，商代中晚期青銅器對于研究中國青銅時代從初期到鼎盛的歷史具有重要意義。那么商代中晚期青銅器有什么特色?

　　商代中晚期青銅器特點：商代中期銅器

　　發現較為分散，河北藁城臺西、北京平谷劉家河、安徽阜南和肥西等地出土的青銅器比較典型。商代晚期的殷墟一期墓葬也有商代中期青銅器伴出。器形特征：爵尾與早期相似，流已放寬，并出現圓體爵;的底部多向下鼓出，平底已較少見，足在空錐狀足的基礎上，出現了截面為丁字形的足;大口有肩尊，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厚重雄偉的造型;的體型比例則較早期有明顯的降低而呈寬肩的樣式;三足的鼎、鬲類器開始出現三足與兩耳對稱的配足格式;圈足類器的圈足鏤孔則普遍有所縮小，新增的器類有瓿。

　　紋飾分為兩類：一類是變形動物紋，構圖簡略，但線條細而密集，與早期紋飾線條粗獷的風格有異;另一類用繁密的雷紋和排列整齊的羽狀紋構成獸面紋，雙目突出，但頭像與體軀仍未明顯區分。高浮雕附飾也有較大的發展，特征是線條輪廓渾圓，與晚期有別。一般仍不鑄銘文，但個別器物鑄有氏族徽記。

　　商代中晚期青銅器特點：商代晚期青銅器

　　武丁至帝辛時之器，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新出的器形有方、高頸橢扁體壺。觥、盂、鼎、鬲、簋、等食器有較大的發展。爵已盛行圓體型式。觚的腹部細長趨勢明顯。在前段仍是與爵、觚相伴的酒器，后段似已退出酒器組合之列。方發展較快。鳥獸形象的銅器也頗盛行。圈足器類的圈足上的鏤孔裝飾也出現由退化到消失的趨勢。這時期商代王畿和方國均出重器珍品，殷墟婦好墓的三聯、偶方、四足觥、鑒尊，湖南出土的四羊尊、虎食人卣、象尊、豬尊、人面方鼎，山西石樓出土的角狀觥，安陽西北岡出土的司母戊方鼎都是代表中國青銅藝術的頂峰時代的瑰寶。

　　青銅器銘文也有所發展，尤其在殷墟文化后段，銘文加長，內容趨向記史，據此已能確定一批絕對年代可考的標準器,如傳世的廿祀簋、廿祀方鼎、十五祀小臣犀尊、小子卣、其諸器和出土于安陽后岡的戍嗣子鼎等。紋飾趨于繁縟，形成地紋和主紋相重疊的多層花紋。主紋普遍采用浮雕形式，以動物和神怪為主題，地紋普遍采用雷紋。花紋往往布滿全器。同時，扉棱和犧首等裝飾手法也有很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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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母戊鼎又稱司母戊大方鼎，是中國商代后期王室祭祀用的青銅方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陽市武官村一家的農地中出土，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是我國目前已發現的最重的青銅器。該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為祭祀其母所鑄。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也有人釋作“后母戊”，后母戊即商王武丁妻子之一的婦妌(jìng)。

　　“國之大事，在祀及戎”。對于中國先秦中原各國而言，最大的事情莫過于祭祀和對外戰爭。作為代表當時最先進的金屬冶煉、鑄造技術的青銅，也主要用在祭祀禮儀和戰爭上。夏、商、周三代所發現的青銅器，都是禮儀用具和武器，以及圍繞二者的附屬用具，這一點與世界各國青銅器有所區別。

　　中國商代晚期的青銅器。據傳出土于山東省梁山縣，藏美國舊金山亞洲美術館。器高24.5厘米，器口開于背部，蓋已失。制作年代約在帝乙、帝辛時期。器物造型為雙角犀牛形象。周身光潔不施紋飾。體積感很強，表現出犀牛蹣跚行進的動態。犀牛自身軀體龐大笨重的感覺與作為容器的實用功能要求自然和諧一致。它表現出了商代藝術工匠在觀察自然和提煉概括生活方面所達到的水平。

　　小臣犀尊還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它有銘文 4行27字：“丁巳，王省夔京，王錫小臣夔貝，隹王來征人方。隹王十祀又五，日。”記載小臣隨從商王參加征伐人方的戰爭，受賞而作器，時在王十五祀。銘文所反映的歷史事件可與同時期的青銅器銘文、甲骨文相印證。 小臣艅犀尊

　　人面方鼎(高38.5厘米,口長29.8厘米，寬23.7厘米，1959年湖南省寧鄉縣黃村寨子山出土，湖南省博物館藏)商器體呈長方形，立耳，四柱狀足，為商代后期鼎常見的樣式。鼎腹的四面各以浮雕式人面作主體裝飾，面部較為寫實，特征突出，十分醒目。表情威嚴肅穆，高顴骨，雙眼圓睜，眉彎曲，唇緊閉。雙耳肥大，上飾勾云紋，下有手爪形紋飾。地襯云雷紋。腹部四角有外凸的扉棱，并帶有齒狀凸飾，使形體莊重而富于動勢。足上部飾獸面紋，也飾扉棱，與腹部呼應，下有三道弦紋。耳外側飾陰線夔龍紋。整個裝飾層次豐富，清晰精致，主題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