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戴高樂正要派馬納克大使去北京赴任，便讓馬納克將尼克松的轉告給中國領導人.尼克松后來承認，戴高樂與他的談話對美國政府改變對華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揭開了中美建交的序幕.但鮮為人知的是，尼克松在對中國政府態度上的巨大改變，曾深受法國總統戴高樂的影響.

　　從厭惡到崇拜，一次會面改變尼克松對戴高樂的態度

　　1953年-1960年，尼克松作為艾森豪威爾的搭檔，出任美國副總統一職.當時的尼克松自恃才高，國際上的政要他大都不放在眼里，其中就包括法國總統戴高樂.尼克松一度認為，戴高樂“冷酷，小氣，傲慢，極端自負，簡直是無法相處”.尼克松的這種認識當然也與戰后美法關系并不融洽有關，反映了一部分美國政要對戴高樂要搞獨立外交的真實看法.

戴高樂

　　然而，1960年，尼克松與戴高樂在美國會晤后，幾乎在一夜之間徹底扭轉了對戴高樂的印象，他甚至立即對戴高樂產生了“無比崇高的敬仰”.戴高樂驚人的記憶，深邃的思想讓尼克松震驚不已.戴高樂當時還預言，尼克松會當選為美國總統，但他得跨越一段遠離權力的“荒漠”歲月.后來的事實證明，戴高樂確有先見之明，從1961年開始，尼克松果然在政壇屢屢受挫，先是競選總統失敗，接著又在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競選中敗北.從此，尼克松對戴高樂更加佩服.

　　從1961年到1968年，尼克松進入了政治上的“荒漠”歲月.1962年，極度失意的尼克松帶著全家去法國旅行，出人意料地受到戴高樂的接待.通常，戴高樂只接見那些在臺上掌權的人，而這次他不僅邀請尼克松夫婦在愛麗舍宮共進晚餐，還邀請了美國駐法大使作陪.戴高樂還鼓勵尼克松說，他一定會在美國“一個最高級的職位上”起作用.良言一句三冬暖，這種誠摯的祝愿使尼克松感動不已.這樣，尼克松對戴高樂的崇拜之中也增添了一種由衷的感激.

　　苦讀戴高樂著作，尼克松醞釀對華“新思維”

　　正是由于這種非同尋常的關系，戴高樂的言行使尼克松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戴高樂所著的《戰爭回憶錄》、《劍鋒》等書，尼克松都曾詳細拜讀過.與此同時，戴高樂的對華戰略也極大地影響尼克松的對華政策.

　　1964年法中建交后不久，戴高樂在會見尼克松時，反復解釋了法國與中國建交的理由.他對尼克松說：“我無意干預美國的政策，但我認為，美國應當考慮承認中國.”他還說：“中國還不強大，現在就承認中國比等到中國強大起來你們被迫承認它要好.”

　　實際上，在整個“荒漠”歲月中，尼克松也在反復思考著美國對華政策的得與失.在戰后歷史上，尼克松一開始曾是著名的右派人物，然而，在上世紀60年代中后期，尼克松改變了他僵硬的對華政策，在受到戴高樂的啟發和引導之后，他更加堅定了自己改善中美關系的信念.

　　1967年10月，決心“重出江湖”的尼克松在美國權威刊物《外交》季刊上發表《越戰之后的亞洲》一文，提出同中國接近十分必要.在文章中，尼克松提出，從長遠來看，我們承擔不起把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責任.文章中的許多內容，都與戴高樂的對華戰略不謀而合.

　　尼克松當選總統后，親自向戴高樂請教對華政策

　　1968年底，尼克松當選為美國總統.1969年1月，他在就職演說中間接提到了對華政策問題，暗示中美之間應建立某種關系.

　　為了能盡快改善與中國關系，尼克松上任后不久就出訪法國，向戴高樂總統請教對華政策問題.戴高樂勸他說，美國不應該“讓他們﹙中國﹚在憤怒中陷于孤立”.尼克松立即明確地回應說，無論困難多么大，他都要同中國進行“對話”.他還表示：“十年以后，當中國在核技術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時，我們就將沒有別的選擇了.我們應該和他們進行更多的交往，這是十分重要的.”戴高樂對此表示贊同，而且重復了一句當年的妙語：“你現在承認中國要比將來中國強大起來而被迫承認它更好一些.”

　　尼克松還表示，美國要改變對華政策，盡一切可能同中國接觸，并打算從越南逐步撤軍.當時，戴高樂正要派馬納克大使去北京赴任，便讓馬納克將尼克松的轉告給中國領導人.尼克松后來承認，戴高樂與他的談話對美國政府改變對華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在訪問法國之后，尼克松政府加快了改善中美關系的步伐.此后不久，中美雙方抓住稍縱即逝的歷史機遇，展開了“乒乓外交”，以“小球轉動大球”，終于使兩國關系迎來了歷史性的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