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602—664)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師，俗姓陳，名袆，河南洛陽洛州(今河南偃師)人，世稱唐三藏，意為其精于經、律、論三藏，熟知所有佛教圣典。他是漢傳佛教史上最偉大的譯經師，中國佛教法相唯識宗創始人，也是中國著名古典小說《西游記》中心人物唐僧的原型。

　　玄奘年幼時因家境困難，曾跟隨長捷法師住在凈土寺，學習佛經5 年。13 歲的時候，他便在洛陽正式出家。剃度后的少年玄奘刻苦研習佛經，十幾歲時佛學造詣已經非常了得。當時正值隋末唐初的動蕩年代，但為了求得佛學的真諦，玄奘下四川，上長安，輾轉求學。貞觀元年(公元627 年)，玄奘再次到長安學習外國語言和佛學典籍，聲譽遍傳京師。

　　在繼續學習佛學的同時，玄奘感到各派學說紛繁復雜，沒有定論，便決心到天竺取經。他從涼州玉門關出發，經過今天的土耳其、阿富汗等地區，單獨行走十萬里，歷盡千辛萬苦抵達天竺。最初，玄奘在那爛陀寺學習，后來游歷天竺各地，并與當地佛學家辯論，名聲大震。玄奘在天竺學習了近二十年，最終拒絕了天竺的盛情挽留，回到了長安，并同時帶回了657 部佛經，受到唐太宗的熱情迎接。

　　為了保存從天竺帶回來的珍貴經文，唐太宗特地在長安城內的慈恩寺西院修筑了五層塔，也就是今天的大雁塔。從此，玄奘和弟子一邊忙于宣揚佛法，一邊從事梵文經典的翻譯工作。在19 年的時間里，玄奘和弟子窺基等人共翻譯出75 部經、論著作。同時，玄奘還將西行沿途的風土人情、政治、歷史、文化等編纂成《大唐西域記》，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研究資料。玄奘大師留給后人的還有“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的玄奘精神，被魯迅先生譽為“中國脊梁”。

　　創立學說

　　①五種姓說。進一步發揮了印度戒賢一系五種姓說，即把一切眾生劃分為聲聞種姓、緣覺種姓、如來種姓、不定種姓、無種姓。認為根據人的先天素質可以決定修道的結果。玄奘在此總賅印度諸家的學說，對五種姓說作了系統的闡述。

　　②唯識論。玄奘及其學派主張，世界上的一切(包括人類的自我)皆非獨立存在的，而是由人們的意識變現出來的，即所胃“唯識所變”。最根本的意識稱作“阿賴耶識”，是世界各種事物、現象的一切“種子”，是宇宙的本源。研究唯識論的重要著作，除《成唯識論》外，有“唯識三大部”，即窺基的《成唯識論述記》、慧沼《成唯識論了義燈》、智周《成唯識論演秘》。

　　③因明。因明在印度瑜伽學系中就十分發達。世親之后，經過陳那和護法的發展，因明和唯識學說就緊密地結合。玄奘在此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他在印度提出了“真唯識量”。回國以后，除翻譯了因明的主要著作外，并對因明辯論、論證的性質作了精細的發揮，深化了因明立量的方法，又地立破的理論進行了精細的分析。

　　翻譯佛經，傳播學說

　　另外，從玄奘由翻譯而傳播的學說看來，綱舉目張充分反映了公元五世紀以后印度佛學的全貌。當時印度那爛陀寺等處的佛學，已顯然分為因明、對法、戒律、中觀和瑜伽等五科。他于明科譯出《理門》和《入正理論》，樹立了在論議基礎上的佛家邏輯軌范。于對法科，聲聞乘方面以《俱舍》為中心，在它以前有根本的“一身六足”和《婆沙》等論，以及其后發展的《順正理》、《顯宗》等論，他都原原本本地傳譯了出來;大乘對法譯出了《集論》和他的注書《雜集論》，顯示對法經不同于瑜伽論的特點，并指示大小對法相通的途徑。于戒律科，譯傳大乘唯一的《瑜伽菩薩戒》，并輯出《受戒羯磨》以為實行的規范。于中觀科，特別譯出護法的《廣百論釋》，以見瑜伽系貫通中觀的成就。于瑜伽科，則“一本(《瑜伽》)十支(《顯揚》、《莊嚴》等)”，差不多全部譯出，如上所舉，可以說那爛陀寺最盛時期所傳承的佛學精華，基本上已都由玄奘譯傳于中土了。

　　大唐西域記

　　玄奘口述，辯機記錄的游記《大唐西域記》，是研究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孟加拉國以及中亞等地古代歷史地理之重要資料。

　　玄奘門徒

　　玄奘之學，博大精深。一時碩彥，俱集門下。神昉、嘉尚、普光、窺基，號稱奘門四哲，皆為法相之大家;普光、法寶、神泰，則稱俱舍三大家;窺基、神泰、順憬又為因明巨匠。

　　延伸閱讀：

　　據學者統計，從公元3世紀到4世紀，一共有7個和尚從陸路去取經，到了5世紀，有61個人到西天取經，6世紀有14個人，7世紀有56個人，8世紀有32個人。從3世紀到8世紀不斷的有高僧離開中土，不顧個人安危長途跋涉到西域去求經。史書上記載的這170個人，其中平安返回的只有43人，大多數人都犧牲了。佛教徒的這種精神是非常堅定的，顯示了佛教的感召力，僧侶的追求。

　　在這樣的情況下，到了唐代初年，出現了玄奘西天取經的壯舉。玄奘取經是了不起的事情，雖然他并不是第一位去天竺取經的僧人，但他的成就特別大，影響特別大，具有的文化意義特別深遠。玄奘取經，一是為了解決佛經中的疑惑，再一個是當時東土的經文太少，他要看更多的經文。所以，玄奘取經也是對公元3世紀以來不斷往西天求法這個傳統的繼承。他決定去西天取經，用我們通俗的話來說，這也是真理的追求。宗教不管是否能稱得上真理，但是對于教徒信徒來說，他們所追求的就是真理。這種追求真理的精神，從3世紀西天取經的事情中就能看出來，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種美德。

　　唐代時佛經更加難讀，玄奘的一個徒弟慧立在一本書里說，眾人對于佛經是“先賢之所不覺，今者之所共疑”，也就是說，南北朝時的先賢沒有解決的問題，到現在更成了今天學者共有的廣泛的疑難，佛教的發展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玄奘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開始了去西天取經的歷程，所以意義非常重大。

　　他深入學習各宗的經論，學得越深，了解越廣，懷疑和困惑就越多。到長安后，他就決心到天竺求法。恰好此時長安有個從天竺來的僧人，向他介紹了印度佛教的情況，特別提到了那爛陀寺，這是個了不起的佛教中心。那爛陀寺是個寺廟，但實際上是佛學最高學府。經過這個印度僧侶的介紹，玄奘更下定決心要去印度，要去那爛陀寺。玄奘求經顯示了他的意志，他完全是有目的有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