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隋入唐，中國古代服裝發展到全盛時期，政治的穩定，經濟的發達，生產和紡織技術的進步，對外交往的頻繁等促使服飾空前繁榮，服裝款式、色彩、圖案等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嶄新局面，而這一時期的女子服飾，可謂中國服裝中最為精彩的 篇章，其冠服之豐美華麗，妝飾之奇異紛繁，都令人目不暇接。大唐二百余年的女子服飾形象，可主要分為襦裙服、男裝、胡服三種配套服飾。

　　背景

　　唐朝服飾由于唐朝采取開放政策，對西域、吐蕃的服飾兼收并蓄，因而“渾脫帽”、“時世妝”得以流行。這就是中國古代服飾史上的第三次大變革。與前兩次服飾大變革所不同的是，這一次的服飾大交流是由南北走向向東西方向流動。冠服制度是封建社會權力等級的象征，作為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精神支柱的儒學，則把恪守祖先成法作為忠孝之本，強調衣冠制度必須遵循古法，特別是作為大禮服的祭服和朝服，不能背棄先王遺制，故稱法服;它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封閉性。

　　宮廷日常服裝稱為常服，常服具有時代的特征。唐高祖李淵(公元618年至636年)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頒布新律令，即著名的“武德令”，其中包括服裝的律令，計有天子之服十四、皇后之服三、皇太子之服六、太子妃之服三、群臣之服二十二、命婦之服六。內容基本因襲隋朝舊制，天子的14種服裝為大裘冕、袞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通天冠、緇布冠、武弁、弁服、黑介幘、白紗帽、平巾幘、白恰。皇太子的六種服裝有袞冕、遠游冠、公服、烏紗帽、弁服、平巾幘。群臣的22種服裝有袞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平冕、爵冕、武弁、弁服、進賢冠、遠游冠、法冠(獬豸冠)、高山冠(側注冠)、委貌冠(與皮弁同制)、卻非冠、平巾幘、黑介幘、介幘、平巾綠幘、具服(朝服)、從省服(公服)、婚服;皇后的三種服裝有袆衣、鞠衣、鈿釵襢衣;皇太子妃的三種服裝有褕翟、鞠衣、鈿釵禮衣。

　　唐朝服飾唐代服飾之所以絢麗多彩，有諸多因素，首先是在隋代奠定了基礎。隋王朝統治年代雖短，但絲織業有長足的發展。文獻中記隋煬帝“盛冠服以飾其奸”，他不僅使臣下嬪妃著華麗衣冠，甚至連出游運河時大船纖繩均傳為絲綢所制，兩岸樹木以綠絲飾其柳，以彩絲綢扎其花，足以見絲綢產量之驚人。

　　至唐代，絲織品產地遍及全國，無論產量、質量均超過前代，從而為唐代服飾的新穎富麗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加之與各國各族人民廣泛交往，對各國文化采取廣收博采的態度，使之與本國服裝融會貫通，因而得以推出無數新奇美妙的冠服。唐代服飾，特別是女子裝束，不光為當時人們所崇尚，甚至于今日人們觀賞唐代服飾，亦覺興奮異常。這里沒有矯揉造作之態，也沒有扭捏矜持之姿。展現在人們面前的，是充滿朝氣，令人振奮又使人心醉的服飾。其色彩也非濃艷不取，各種鮮麗的顏色爭相媲美，不甘疏落寂寞，再加上金銀雜之，愈顯炫人眼目。其裝飾圖案，無不鳥獸成雙，花團錦簇，祥光四射，生趣盎然，真可謂一派大唐盛景。

　　唐朝在現今服飾界，和對以后服飾業的影響，是它無與倫比的文化藝術與精神風貌。它呈現出唐朝文化處于顛峰與極盛狀態時，萬紫千紅，千姿百態和橫貫中天，睥睨一切的雄渾大氣。唐朝的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具有強烈的震撼力和輻射力，對服飾產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我們受用無窮，并福蔭著后世子子孫孫。

　　唐朝服飾初唐到盛唐間，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契丹、回鶻與中原交往甚多，加之絲綢之路的駱駝商隊絡繹不絕，對唐代服飾影響極大。所謂胡人，是漢族人對北方民族的一種貶稱，我們這里講史，權且保留當時的稱呼。隨胡人而來的文化，特別是胡服——這種包含印度、波斯等很多民族成分在內的民族裝束，令唐代婦女耳目一新。于是，一陣狂風般胡服熱席卷中原諸城，其中尤以長安及洛陽等地為盛，其飾品也最具異邦色彩。元稹詩：“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膻滿地洛，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竟紛泊。”

　　唐玄宗酷愛胡舞胡樂，楊貴妃、安祿山均為胡舞能手，白居易《長恨歌》中的“霓裳羽衣舞”即是胡舞的一種。另有渾脫舞，枯枝舞，胡旋舞等對漢族音樂、舞蹈、服飾等藝術門類都有較大影響。所記當時“臣妾人人學團轉”的激動人心的場面也是可以想象到的。姚汝能《安祿山事跡》記，“天寶初，貴游士庶好衣胡帽，婦人則簪步搖，衣服之制度衿袖窄小。”關于女子著胡服的形象或見于石刻線畫等古跡。較典型者，即為上戴渾脫帽，身著窄袖緊身翻領長袍，下著長褲，足登高腰靴。《輿服志》云，“中宗后有衣男子而靴如奚、契丹之服”當為此種裝束。

　　唐朝服飾唐代是中國政治、經濟高度發展，文化藝術繁榮昌盛的時代，是封建文化燦爛光輝的時代。唐統一了魏晉南北朝和隋的混亂分裂狀態，建立了統一強盛的國家，對外貿交易發達，生產力極大發展，較長時間國泰民安。尤其當盛唐成為亞洲各民族經濟文化交流中心的時期，更是中國文化史上最光輝的一頁。這個時期吸收印度和伊朗文化，并融入我國文化之中，從壁畫、石刻、雕刻、書、畫、絹繡、陶俑及服飾之中，充分體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