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長河中，有多少歷史是被人們一直誤解的。一起來看看小編給大家精心準備的資料，歡迎閱讀!

　　被誤讀的歷史

　　潘金蓮因《水滸》已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到《金瓶梅》里，她更躍為“女一號”。按書中所寫，她是所有女子中生的最美，也最擅風月的一個。《金瓶梅》這個書名，一說是“金色的瓶子里插著梅花”的意思，一說是由該書頭三號女角(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的名字各取一字組成，顯然后一說更為通順。《水滸》里的潘金蓮形象還比較單薄，《金瓶梅》里的潘金蓮卻是一個極其豐滿、極其鮮活的藝術形象了。

　　在《金瓶梅》中，前面的部分與《水滸傳》大體類似。潘金蓮生于一個貧困的裁縫家庭，早年喪父，九歲賣入豪門充當家伎，后又被轉賣到土財主張大戶家中，被“收用”后又由于財主婆不容，被張大戶下嫁給了矮丑的武植。而她追求從天而降的壯偉男子武松未果，于是轉而投入富有而英俊的西門慶懷抱。與《水滸傳》不同的是，在王婆的教唆下，她鴆殺親夫后被西門慶娶為五房，開始了在西門慶家中與其他女人爭寵的“戰斗”生涯。不僅如此，她還私通仆人，勾引西門慶的女婿陳經濟……由于在封建社會里，作為家長的男子之所以妻妾成群，首位的原因便是傳宗接代。因此，當潘金蓮自己養不出孩子時，她對西門慶別的妻妾的嫉恨更成倍地躥升;當李瓶兒竟生下了官哥兒之后，如何害死這個“眼中釘”便成為她的“當務之急”;官哥兒終于被她唬得受驚并生病死掉后，她拍手稱快，但新一輪的爭寵之戰又掀起了硝煙……潘金蓮的淫蕩、狠毒、變態乃至于顛狂，令我們在驚詫之余，也對潘金蓮的形象給出了最徹底和最后的定性。

　　那么，歷史上的潘金蓮和武大郎又是怎樣的呢?真有其人么?還是完全是虛構的藝術形象?他們到底是什么關系?

　　據考證：大郎武植，系在山東清河縣武家那村人。他自幼崇文尚武，才力超群，少年得志中了進士，在山東陽谷做了知縣。資助過武大郎的一位同窗好友因懷才不遇，家境日漸貧寒。于是，千里迢迢來投武大郎欲謀一官半職，擺脫困境。開始，他受到盛情款待，可過了半年也沒聽其提及做官之事，他便認為“武大郎乃真忘恩負義之輩”，一氣之下，不辭而別。在回家路上，他編寫了許多謾罵諷刺武大郎的小故事、歇后語，見村貼村，逢店貼店，村村說唱，鄉鄉張貼，謠言惑眾，極盡對武植惡意中傷污辱影詆毀之能事。另外，曾被武植治罪過的鄉里惡少西門慶的助紂為虐，同流合污，于是沿途傳遍了有關武大郎的粗俗之詞，武清官的形象被毀于一旦。誰知，待他回到家中，武大郎早已派人送來了銀錢，幫他修房蓋屋，置買良田。這時，他才發現武大郎決非知恩不報，而是不搞以權謀私。他發瘋似地返回去撕自己貼的紙條，但悔之晚矣，它們就像潑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來。加上一些文人墨客借題發揮，因而謬種一傳再傳。

　　而縣城東北的黃金莊，便是被武家后人稱作“老祖奶奶”潘金蓮的家鄉。潘金蓮并不是潘裁縫的女兒，而是貝州潘知州的千金小姐，一位大家閨秀。她知書達理，和武大郎恩恩愛愛，白頭到老，先后生下4個兒子。黃金莊正南1.5公里便是那武家村。

　　村上原有一座武大郎墓，墓志銘文稱：“武公諱植字田嶺，童時謂大郎，暮年尊曰四老。公之夫人潘氏，名門淑媛。公先祖居晉陽郡，系殷武丁后裔，后徙清河縣孔宋莊(今武家那村)定居。公幼年歿父，與母相依，衣食難濟。少時聰敏，崇文尚武，尤喜詩書，中年舉進士，官拜七品，興利除弊，清廉公明，鄉民聚萬民傘敬之。然悠悠歲月，歷歷滄桑，名節無端詆毀，古墓橫遭毀劫，令良士賢婦飲恨九泉，痛惜斯哉。今修葺墓室，清源正名，告慰武公，以示后人，是為銘記焉。”從墓志來看，武植還是殷商王武丁之后，正經的王族子孫。1946年，從墳中還發現有一口楠木懸棺和兩具骨骸。據三位參與挖墳的老人證實，從骨骸判斷武大郎相當高大，推算生前少說也有1.78米。再者，若是賣燒餅的，哪有楠木懸棺和許多青磚壘墓!

　　武植的盟兄弟與西門慶狼狽為奸一丘之貉，惡毒毀謗武植與潘金蓮，而施耐庵的后代則深明大義，引疚自責，竭力為武潘平反昭雪。施耐庵的后裔，河北威縣的施勝辰赴武家那作畫16幅并配詩文以道“施家欠債施家還”之歉疚。其中，武縣令畫像的配詩為：“杜撰水滸施耐庵，武潘無端蒙沉冤。施家文章施家畫，貶褒迄今數百年。累世因緣今終報，正容重塑展人間。武氏祠堂斷公案，施姓欠賬施姓還。”潘金蓮畫像的配文曰:“余曾敬繪武潘正傳十六幅，端懸于武氏祠壁為其平反冤假錯案，一白天下。然九泉武潘不恕吾族先人《水滸傳》中潑污之過，故唆使小鬼得遍姿去，余今重塑武潘正容，還其本來面目。愿乞武潘在天之靈寬恕。施氏焚香再拜。”

　　武植盟兄弟的自戕，施耐庵后裔的自責，已正大郎、金蓮之清白，而武植之24代孫武雙福的健在，則更證《水滸傳》武潘之千古奇冤。既然《水滸傳》中武大郎與潘金蓮夫婦無嗣無子且相繼殞命，那么，何來其后代之繁衍(武家那全村半數武姓)?倒是武大郎之弟武二郎、武松武行者，歷史上實無此人，只是施耐庵塑造的文學典型罷了。

　　展廳還陳列一尊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的石碑。這是乾隆皇帝二次下江南，途經河北油坊，聞武植有墳無碑，口諭立碑于武植墓前，并植樹二百余。碑之正面刻文為:全族合力，保護武植墓周圍“二百余株”。遺憾的是，壯觀之密林毀于“__”，而今蕩然無存。

　　武家后代們還說了許多武大郎匡扶正義，潘金蓮忠于愛情、協助武大郎清廉治政、鏟除惡少的動人故事。所以，歷史應還“為官清廉，興利除弊”的武大郎和“善良賢惠，勤勞仁義”的潘金蓮以本來面目。

　　有多少歷史被誤讀——你不了解的中國歷史

　　封建與專制無緣

　　自從留日歸來的陳獨秀先生提出“封建社會=前現代=落后”這一著名等式以來，“封建”概念就被泛化成災，其原本的真正的意思反而變得陌生起來。直到今天，我們依然習慣性地將“封建社會”歸入貶義的行列，認為它是落后的、閉關鎖國的、腐朽的，是造成中國現代落后于西方社會的根源。許多詞匯，比如“封建專制主義”“封建地主階級”“封建官僚主義”“封建禮教”“封建專制皇權”，我們讀起來朗朗上口，沒有絲毫不適。

　　正所謂一個詞語扼殺了一個朝代，其實我們真的誤會“封建社會”了。

　　“封建”的原義是分封建國，是周滅了商以后，面對廣袤的土地和當時的實際狀況，周公苦思冥想設計出來的一整套建國方略，它有三大現在看來“匪夷所思”的特征：第一，地方(諸侯國)不必向中央(天子)交稅，當然，有些地方特產需要進貢給天子，但也僅此而已，中央(天子)沒有對地方(諸侯國)的財政管理權和干涉權，如果天子窮困，地方諸侯國理論上應該進行救濟(類似于現在的人道主義救援)，但天子無權要求地方繳納稅款或糧食。第二，地方(諸侯國)擁有自己的軍隊，這些軍隊由諸侯國的首領統治，不受中央的管制(如果夷狄入侵，天子發出抗擊外敵的號令，地方諸侯“理論上”應該響應號令踴躍參加，但是一旦戰爭結束，各個部隊仍舊各自歸國，天子無權對各國部隊再進行干涉和領導)。第三，地方各諸侯國國君想要采取什么治國理念，采用什么樣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管理模式等等問題，中央天子一概無權干涉。

　　這就是“封建社會”的本義和精神，其實它早在兩千多年前便已經結束，將它送進墳墓的正是大名鼎鼎的秦始皇。從秦朝到清朝，中國就一直實行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它以“家天下”為鮮明特征，而大多數人卻誤以為它就是封建社會。

　　其實封建跟專制一分錢的關系都沒有，封建和專制根本就是水火不容的：既然實行了封建，那就要層層分權，就根本沒有條件實行專制。有些問題其實用腳趾頭想想也能明白：在一個地方諸侯擁有自己的部隊和獨立的財政權，中央卻無權干涉的國度里，你怎么去專制?!

　　封建社會是產生不了官僚主義的，官僚主義只有在皇帝帶領的中央集權的土壤里才能培育出來，封建社會其實并不落后，更不會閉關鎖國和壓抑人性，相反地，封建社會是高度開放的、自由的、個性異常張揚的，在許多學者看來，封建社會是中國人人性最為張揚的時代，是中國人性之花開得最為絢爛的時代，封建社會一結束，中國人就集體進入了冬眠。

　　別再提什么“封建禮教”，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中提到“仁義道德”會吃人是不假，但魯迅先生從沒有把矛頭直接指向封建社會。況且禮教的創建是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出的餿主意，是在君主專制的社會中產生的。在封建社會里，思想文化是異常發達的，不可能出現由一種思想一統江湖的局面。當時有眾多思想和信仰可以供人們自由選擇，道家、法家、儒家、陰陽家、縱橫家、墨家、名家、雜家等等等等，孔子那時候還是處處碰壁，惶惶如喪家之犬呢!

　　也別再認為封建社會是保守的、壓抑的，只要你去讀讀《詩經》，就會發現說封建社會保守是全然騙人的，詩經里面有些關于情愛的描寫的細節就是放在今天，仍然有些觸目驚心。閱讀司馬遷的《史記》中關于封建社會人物的列傳，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個鮮活的有棱有角的人物形象，相反地，閱讀班固的《漢書》中的人物列傳，就會讓我們覺得黯然失色，甚至昏昏欲睡，別以為這是因為兩人的寫作手法或水平的差異造成的，其實環境才是主因。因為司馬遷運氣好，小時候沒有經過洗腦，而班固畢竟是經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運動的，其思想和文風難免受到影響了。

　　其實從朱元璋罵孟子的文章、并試圖將孟子的牌位逐出文廟殿這一事情最能說明封建社會和君主專制社會的區別了。當時朱元璋讀了孟子的文章后破口大罵：“如果這小子活在今天，我弄死他!”孟子的什么思想戳到了朱元璋的痛處?我們從朱元璋后來刪除的那85條內容上便可以發現，孟子的“民為貴，君為輕”是朱元璋最為痛恨的。孟子是不幸的，因為他生在封建社會里，當時思想文化異常繁榮，而他的仁義主張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際功用上并無出彩之處，因而得不到各諸侯國國君的青睞和重視;孟子是幸運的，因為他生在封建社會而不是君主專制社會里，正是在封建社會里，他才可以在殿堂之上直指國君的無能和腐敗，他才有膽量明言暗示“如果國君你不稱職，那也應該下臺，讓賢能的人來擔任”。如果換作在君主專制的朱元璋的明朝，恐怕早就被弄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