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獻中關于夏朝的記載較多，但由于都成書較晚，已知的又沒有發現公認的夏朝存在的直接證據，如夏朝同時期的文字作為自證物，因此近現代史學界一直有人質疑夏朝存在的真實性。

　　關于夏朝文字，從目前的考古發掘看，尚未明確證實發現有關夏代的文字資料。但種種跡象表明，夏朝的文字是存在的。

　　國內學者馬賀山認為夏朝傳世的官方文字是夏篆。這些文字主要以甲骨文的形式存在。商代的甲骨文已是一種相當完備的文字，傳統文字學所謂的“六書”在甲骨文中大多具備，是其文字發展進入成熟階段的重要標志。

　　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已發現的一些陶器符號，具有明顯的文字特征，有的還已被釋讀。而龍山時代從年代學上看正處在夏朝之前，那么與其緊密連接的夏朝亦應有其文字使用，且應比龍山時代的陶符文字更為發展和進步。其三，在夏代的考古材料中，如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器上，亦發現過許多“刻畫符號”。“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均可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這些情況表明，夏朝有文字使用，應當不是鑿空之談。

　　關于夏朝文字，也有史書記載，最早提及倉頡者，是戰國時期的荀卿。

　　其后是《呂氏春秋》和《韓非子》，在荀子“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的基礎上，又有所引申，其主要觀點是“倉頡作書”漢代后，在《淮南子》和《論衡》中，都提到了“倉頡造字”。

　　尤其是漢代的緯書，也記載了倉頡“生而能書，又受河圖錄書，于是窮天地之變，仰視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魚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春秋元命苞》)。

　　《呂氏春秋·審分覽·君守》稱：“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西漢《淮南子·修務訓》記載：“史皇產而能書。”高誘注：“史皇倉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

　　許慎《說文解字·敘》也稱：“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在《春秋元命苞》一書中，記載倉頡“龍顏侈侈，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于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

　　許慎《說文解字》：“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箸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等等，許多史書上已作記載，看來倉頡造字是無庸置疑的，也是今天的某些人所反對不了的，盡管他們提出了各種借口，也無濟于事，倉頡造字就是倉頡造字，中華民族的祖先倉頡早在五千年前，不僅造字，還整理了文字，還推廣了文字，流傳至今的[倉頡書]，就是黃帝時代有文字的一個確證，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至于夏朝有文字，史書上同樣有記載。《淮南子·氾論訓》載：'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呂氏春秋·先識覽》：'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于商’。這里的圖法指的是圖書，是法律文獻，是約束天子的法典。從以上的引文中，我們可知：夏朝有史官，夏朝有書籍，夏朝有文字，這是不容置疑的。另外[尚書。多士]篇記載周公對商朝遺民說的一段話：'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從這里可知，殷先人的冊、典是從夏朝那里繼承并經過改造而后為商朝所用。[夏禹書]、[禹王碑]是夏朝文字，是夏篆。夏篆帖，正是夏朝的官方文字。

　　從文字整體來看，夏、商、周三代文字可大致分成為祖孫三代，屬于同一個體系，一脈相承，同根同源，都來自于黃帝時代的倉頡造字，來自同一個家族，屬于近親，是割不斷的“打斷骨頭連著筋”的近親。

　　為什么古代學者總是將夏、商、周三朝連在一起，相提并論，就是因為它們之間有不可分割的東西，那就是——相同的文字，相同的文化，相同的文明將它們緊緊的扭在了一起。這里應該指出的是，商朝的先民原是黃河下游的一個少數民族，是一個游牧民族，并無文字，當商王成湯趕走夏桀之后，并沒有繼承和使用夏朝的官方文字，因為他們對文字與文化并沒有多少認識，也并不重視，到了盤庚時期，將都城遷至殷以后，才大范圍的使用夏朝遺傳下來的民間俗體文字，這也正是造成夏朝的官方文字與商朝的民間俗體字之間相差懸殊的真正原因，盡管相隔三百多年，夏朝的官方文字仍保留著比商朝的民間俗體字先進的一種優勢，用一個不確切的比喻，盡管是三百年前的京城女子，也要比三百年后的鄉野丫頭時尚得多，這正是為什么造成夏朝文字比商朝甲骨文進步的根本原因所在。

　　周朝的甲骨文是沿習和繼承了商朝的甲骨文，并無多大發展。周人原是生活在岐水一代的姬姓民族，農耕發達，與姒姓同根同源，人少無文字，夏時使用夏文字，商時使用甲骨文，周武王討紂伐商時，是打著“奉帝命復有夏”的旗號，當把商紂趕走，建立周朝的時候，周天子又恢復并且使用了夏朝的官方文字--夏篆，這就是周篆為什么與夏篆如此接近和相似的真正原因。

　　現存夏朝文字記載：

　　公元九百九十二年，翰林學士王著受宋太宗趙匡義之命編著刻印[淳化閣帖]十卷，其中在卷五內，有[倉頡書]二十八字，[夏禹書]十二字。另外在湖南衡山岣嶁峰有[岣嶁碑文]七十七字，總共一百一十七字。

　　其中[倉頡書]，歷史上曾有記載，南宋鄭樵[通志。金石略]說;‘倉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倉頡北海墓中，士人呼為藏書室。周時自無人識，后李斯

　　識其八，叔孫通識其十三，孔子至齊嘗訪焉’。至于衡山[岣嶁碑文]，最早見諸三國魏人張揖選編的[廣博]一書。內有‘岣嶁峰上有岣嶁碑’之句。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一文中，也記載了‘禹碑皆蝌蚪字’的內容。舉例如下：

　　蒼頡書

　　化己，庇，乃尼山艾友所。草米并刈，乞少子左互。學耒，弢雨水，兒糾叔兵朱。

　　[蒼頡書]釋義:

　　身體變化，需要庇護。于是尼山是養老送終的好地方。[老有所養]

　　雜草莊稼一并割下，求少子幫助。[壯有所用]

　　學使農具，取水灌地。小兒纏著叔叔玩弄兵器上的紅飄帶。[幼有所長]

　　[蒼頡書]的內容，與‘[禮記禮運]篇所講的大禹以前的社會情況吻合:‘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是為大同’。這就是從孔子到孫中山二千多年來，中華民族的仁人志士所追求和響往的大同世界的理論，原來出自于上古時代的[倉頡書]。

　　夏禹書

　　出鳥，聶子坐引參，

　　屯矢尚干巳。

　　[夏禹書]釋義:

　　進入鳥地，夏禹跪下并引導眾人參拜[列祖列宗]。

　　儲存弓箭是為了崇尚捍衛疆土和祭祀活動。

　　[夏禹書]記述了夏代就已經將對外戰爭和祭祀祖先神靈列為帝王最重要的活動。[左傳·成公十三年]中明確記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實際上，在夏朝已經是這樣了。由此可見[夏禹書]的內容是研究夏代的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岣嶁碑

　　承帝冢然，翼輔雝衛。災降矢發， 沮洹往行。三河飛涌。北過冀而奠，似若忘鳥。宿岳麓庭，昶溢酉祈，水廬弗長，往求永定。華岳泰衡。崇楚事裒，勞余神禋，鬯曼吉徙。南瀆衍昌。衣則食備，萬邦皆寧，疆無漾漭。

　　[岣嶁碑]釋義:

　　受帝命冢宰答應，輔助舜帝治理灉水衛水。水災降臨，誓師出發。在沮水恒水之間奔忙。三河洪水泛濫，北過冀州而祭奠祖先神靈，姒忙于浚水忘記故鄉鳥地。治水在外常宿高山庭院，用酒祭祀天地，祈望河水暢通不在外溢，水到房前不要再漲了，希望洪水平定。從華山到恒山再到泰山衡山，非常推崇有才智的人疏導河流，從此洪災減少。平時治水之余以煙祭祀神靈，用芬芳的美酒以享神，神靈昭示;遷徙大吉。南方的溝渠已經順暢，草木興盛，豐衣足食，萬邦安寧，從邊疆到中原，再不見洪水泛濫。

　　[岣嶁碑]記錄了大禹受命于舜帝，從冀州出發奔波四方，隨山刊木，導水入河，三過家門而不入，經過十三年的努力，終于治平了洪水。[岣嶁碑]的內容與[禹貢]的文章一致。與[史記]中的[夏本紀]篇中關于大禹治水的歷史內容十分吻合。另外，與保利集團收藏的青銅器[遂公盨]上的大禹治水的詺文，很接近，但從字體上看，[岣嶁碑]的詺文要古老許多。辨認難度大。明朝文學家楊慎在釋讀[岣嶁碑]碑文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但是由于受時代的局限，其中有的字釋的不準，有的字釋錯筆者作了一些糾正，不妥之處，還望讀者和專家學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