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在電視劇中，宋代進士們為何老被捉去當女婿?趕緊一起來看看下面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關于宋代進士的趣聞，看完也許你的疑問就有答案了。

　　關于宋代進士的趣聞：

　　科舉制，作為古代最先進的人才選拔制度，一直是古代社會中優秀人才的聚集地，在這樣千軍萬馬中殺出來的進士們，個個都不是一般人，如此優質的鉆石王老五當然引得各家長輩們紛紛使出渾身解數，釣一個金龜婿就賺大發了。

　　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

　　宋代的時候，有一個新及第的年輕舉人，相貌堂堂，舉止不凡，為一權勢之家看中。揭榜之日，權勢之家便派出十多個壯丁將青年簇擁至其家，該青年無奈，只好被裹挾著前往。不多時，一位著高官袍服的人來到青年面前，問道：“我只有一個女兒，長得并不丑陋，愿意嫁與公子為妻，不知可否?”此青年深深鞠了一躬，推辭道：“我出身寒微，如能高攀，固然是件幸事，要不您等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再說，如何?”圍觀眾人見狀哄堂大笑，隨即散去。

　　還有一個叫韓南的人，剛考中了進士，很快便有人來向他提親，問到他的年齡時，他苦笑地作了一首絕句：“讀盡文書一百擔，老來方得一青衫。媒人卻問余年紀，四十年前三十三。”其回答不可謂不幽默。這位韓南老先生在73歲的高齡仍會有繡球拋來，真是莫大的諷刺。

　　在宋代，這樣的“榜下捉婿”的例子不勝枚舉。所謂“榜下捉婿”，即在發榜之日各地富紳們全家出動，爭相挑選登第士子做女婿，那情景簡直就是搶，坊間便稱其“捉婿”，宋人筆記對“榜下捉婿”多有涉及。一些富人為攀新科進士為婿，每每不惜重金，堪稱人文史上奇觀了。朱彧《萍州可談》卷一載：“近歲富商庸俗與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錢以鉺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緡。”

　　剛直不屈的正直進士

　　“捉婿”者中還不乏當朝高官。宋真宗時河北人范令孫登甲科，宰相王旦就把他招為女婿。有位新科進士叫高清，品學平平，宰相寇準卻將自己的侄女嫁給他，寇女死后，另一位宰相李沆又將女兒為他續弦，時人稱這些幸運兒為“天子門生宰相婿”。

　　當然，及第士人中也有不媚權勢者，宋高宗時著名的“六賊”之一的奸相蔡京就在“榜下捉婿”時遭挫：他欲把女兒嫁給新科進士河南人傅察，傅婉拒，令蔡京大不快。宋仁宗時，頗得仁宗寵愛的張貴妃的叔父張堯佐看中了剛及第的馮京，就派人把他拖到家中，欲嫁小女于他，并冒稱是皇帝的旨意，還擺出了豐厚的嫁妝，而馮京只是“笑不視，力辭”。“六賊”中的另一位朱勔在洪皓等待第三輪考試——殿試時就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給他，洪皓謝絕了他。登第后，朱勔再次向洪皓請婚，而且送給他大量的錢財，并許以顯官，不過洪皓依舊是堅決拒絕了這門婚事。

　　法律規定的高收入高待遇

　　宋代為何會出現“榜下捉婿” 的婚配奇觀，且這樣的奇觀還屢屢上演?這得從宋代文官地位說起。

　　在唐代，士人取得功名后還要經過考試合格才有資格擔任官職，到了宋代，只要是進士五甲以上就可直接授官，而且升遷的速度和級別之高也是其他途徑入仕的人所比不了的。司馬光與蘇軾的恩師陳襄就曾在他的《仙居勸學文》里這樣寫道：“今天子三年一選士，雖山野貧賤之家所生子弟，茍有文學，必賜科名，身享富貴，家門光寵，戶無徭役，休蔭子弟，豈不為盛事?”

　　宋朝是中國科舉制度最完善的時代，考試取士為朝廷選拔官吏的主要途徑，科舉勝出者名利雙收待遇豐厚，致使人們把趕考走仕途作為人生奮斗的終極目標，一旦金榜題名，那娶富豪家千金的“洞房花燭”也就馬上接踵而至了。

　　宋太祖時就有“不殺文臣”的條訓與崇文抑武的國策，以后的宋代歷任統治者都一以貫之，導致無論從物質還是精神意義上來說，宋朝都堪稱文人士大夫如魚得水的時代。他們多出身于庶族寒素之家，全憑個人奮斗才突破逆境，躋身于統治集團成員之列。現代有很多文人都很向往宋朝，比如大名鼎鼎的武俠大師金庸先生與學者余秋雨等。

　　宋代的文官官俸高，接受的賞賜也重。不僅如此，還可以蔭及家人，差科全免，成為社會上享有特權的“官戶”階層。而這些待遇，在宋朝的相關法律文件中都有明確的規定，可謂是法律保障的高收入、高待遇。

　　連宋真宗趙恒都都有些眼紅，在詩中表達了這層意思：“富家不用賣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誕生于宋代的一組神童詩：“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自小多才學，平生志氣高;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學乃身之寶，儒為席上珍;君看為宰相，必用讀書人”。“莫道儒冠誤，詩書不負人;達而相天下，窮則善其身”。更是將讀書博取功名贏得遠大前途渲染得淋漓盡致。

　　宋代的高級官員中，科舉出身者占了壓倒優勢。就拿北宋時期的正、副宰相來說，科舉出身的人就占到了90%以上，南宋比例更高。當時評價一個家族興盛與否，有無美好的未來，其中關鍵的一條就是看其有幾人登科或幾個女子嫁給士子。這樣，金榜題名的士人自然就成了豪富之家擇婿的首選，屢屢上演“榜下捉婿”也就不足為怪了。

　　但大宋官位畢竟有限，經不起天下人爭搶，只有佼佼者才有望勝出。

　　這便造就了眾多未婚大齡青年乃至大齡壯年。這也影響了大宋的女士們，“女怕嫁錯郎”，既然做官的吃香，大家閨秀們便擠破頭爭當“官夫人”，于是出現宋朝特有的“榜下捉婿”怪圈。宋人把“擇婿”說成“捉婿”，又戲稱為“臠婿”，“臠”乃肉塊，可謂比喻形象，又頗帶諷刺意味。

　　捉的不只是女婿，更有家族的前途

　　雖然前一個“鉆石王老五”的標準是主要的，但是其背后的原因也是不容忽視的。

　　因為在古代社會中，女性出嫁不僅僅是一個家庭走進另一個家庭，也不僅僅是個人角色從女兒到妻子的轉變，她還肩負著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擔當聯系兩個家族的紐帶。這一作用在當時人眼中是被重視的。宋代也不例外。

　　因而為女兒選擇理想的婚配對象常常是使父母傷腦筋的大事。不過，所謂的理想對象既不是女兒的個人意愿，也不是從女兒的角度來考慮的，而是父母主要是父親從維系、發展家族的角度來考慮的。

　　基于這個角度，古代社會中的婚姻關系并不是簡單的男女之間的愛情，而是兩個家族未來的休戚與共，由此產生的一些包辦婚姻，從客觀的來說，還是有他存在的道理的。

　　婚姻不只是財產的結合

　　“榜下捉婿”其實也透露出這樣一個信息，即宋代的婚姻觀念在發生著重要的變化。從魏晉南北朝、隋至唐中期，由于門閥制度盛行，婚姻對象的選擇是有著嚴格的門第限制的。

　　到唐中后期門開始衰落，經歷五代，到宋代，門第觀念已經淡薄。因為個人才能和錢財，而導致這一變化的原因則與宋代高度發展的經濟、文化等因素密切相關。

　　因而，對于宋代此種婚姻觀念的評價應該辯證地看，較之前代的門第婚而言，宋代的婚姻觀念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歷史的進步，不過對于后世的論財婚而言也可謂是一種濫觴，對今天因《婚姻法》新解釋而產生的“經濟婚姻學”更是一大警鐘。

　　科舉考試的簡介：

　　科舉是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具有分科考試，取士權歸于中央所有，允許自由報考(即"懷牒譜自薦于州縣"，與察舉制的"他薦"相區別)和主要以成績定取舍三個顯著的特點。科舉制從隋朝大業元年(605年)開始實行，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舉行最后一科進士考試為止，經歷了1300年。

　　科舉是中國官制史上的巨大進步趙鐵信科舉制度是中國歷史上考試選拔官員的一種基本制度。他淵源于漢朝，創始于隋朝，確立于唐朝，完備于宋朝，興盛于明、清兩朝，廢除于清朝末年，歷經唐、宋、元、明、清。根據史書記載，從隋朝大業元年(6O5)的進士科算起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式廢除，整整綿延存在了1300周年，在國內外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從中國的官制史上看，科舉制度的產生是歷史的必然和巨大進步，也有人認為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在中國歷史上，奴隸主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曾采用過各種方式，建立過各種官吏制度選拔其所需要的人才。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祿制”，均為血緣世襲關系，難以得其優秀人才，其結果是“龍生龍，鳳生風”老百姓的兒子“面朝黃土背朝天”。漢朝的“察舉”和“征辟”制替代了世襲制，由州、郡地方長官向朝廷舉薦人才，經朝廷考察后授其官位，或由皇帝特詔選任官吏，這自然是一個進步。但仍是地方長官的意志和朝廷的意愿，人為因素很大。由于掌握選官大權的官僚們注重門第，官官相護，朋比為奸，徇私舞弊，出現的嚴重問題是：“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出身底層的好人才還是不能被選拔上來。魏晉南北朝實行的是“九品中正制”。

　　由政府選派有聲望的官員到州、郡任大小中正，品評一些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等第。各州大中正，各郡中正官將其所管轄的地區的人才品德和家世定位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以推薦給朝廷，任用官職。這在當時多少改變了州、郡地方長官隨意左右，為所欲為，受賄營私的狀況，到是選拔出了一些比較有才能的人進入仕途。但是，中正官到后來卻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持，“九品訪人，唯問中正”，實際上已成為大地主、豪族勢力控制選官的工具。家世、門第成為評定官品的唯一標準。從而出現了“公門有公，卿門有卿”和“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中小地主只能做些小官，平民百姓均被拒之官場之外。 從隋朝至明清的科舉制度，它所一直堅持的是“自由報名，統一考試，平等競爭，擇優錄取，公開張榜”的原則，徹底打破了血緣世襲關系和世族的壟斷，對我國古代社會的選官制度，特別是對漢代的察舉和征辟制，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個直接有力的改革和否定。給中小地主階級和平民百姓通過科舉入仕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機會和條件，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優秀人才脫穎而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他們—一登上歷史的政治舞臺，成為統治階級的棟梁之才。北宋的呂蒙正自幼遭不幸，被其父將母子二人趕出家門長期居住在一個山洞里過著饑寒生活，他則發奮讀書而高中狀元，極善理政治國，成為宋初名相。范仲淹自幼家貧，進土及第后官至宰相，大有作為，享有“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的盛譽。

　　南宋狀元文天祥的先祖未曾做過一官.父親只是一個普通讀書人，一家人長期身居低層，他入仕后，丹心報國，壯烈就義，成為千古傳頌的民族英雄。清代乾隆年間的陜西狀元王杰和清末最后一名狀元劉春霖都是地地道道的農家子弟，父母都是種田人。王杰在朝為官40余年，身為嘉慶帝師，官居高位，剛正廉潔，一塵不染，伸張正義，最恨邪惡。嘉慶皇帝懲辦貪官和紳時，王杰是主審官。王杰是后世公認的乾、嘉兩代名臣。王杰晚年告老還鄉，嘉慶皇帝對他的稱贊是：“直道一身立廟廊，兩袖清風返寒城”。倘若沒有科舉制度，這些布衣草民們是根本不可能登上龍門，身居高位的，永遠沒有出頭之日。 在漫長的1300年的科舉制度中，曾產生出700多名狀元，近11萬名進士，數百萬名舉人。隋唐以后，幾乎每一位知識分子都與科舉考試有著不解之緣，都有過科舉生涯，從未參加過科舉考試的是極少數。

　　科舉產生出了一大批善于治國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眾多有杰出貢獻的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詩人、學者、教育家、科學家、外交家等等，如唐代的孫伏伽、王維、張九齡、韓愈、柳宗元、劉禹錫、顏真卿、柳公權、白居易，宋代的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司馬光、朱熹、包拯、寇準、張九成、張孝祥，明代的楊慎、康海、湯顯祖、張居正、海瑞、徐光啟，清代的紀曉嵐、劉墉、鄭板橋、翁同和、洪鈞、錢大聽、林則徐、張謇、蔡元培等文化名人都是出自狀元、進土和舉人之中，都是中華民族的英才。 1300年的科舉制度幾乎占據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五分之三和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近三分之一的時間，歷史之長，影響之大，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它對于祖國的統一、社會的穩定、各民族的團結和融合，對于中華文明的傳播和建設，特別是對儒家文化和古代教育的促進和發展都曾產生過巨大作用。我國的科舉制度從宋元以后東漸西傳，越南、日本、韓國、朝鮮，在其國內都較長時間仿照中國推行過科舉制度;法國、美國、英國等國家的選拔官吏的政治制度也都直接受到中國科舉制度的作用和重要影響。西方現代的文官選拔制度、我國現代的教育制度和干部選拔制度都是中國科舉制度的繼承和發展。因此，孫中山先生曾充分肯定中國的科舉制度“是世界各國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五權憲法》)。西方人將中國的科舉制度稱之為“中國第五大發明”。它無疑對中華民族，對全人類都是一個了不起的貢獻。 中國的科舉考試內容到明代以八股文為主，即“八股取仕”。

　　它逐步成為僵化模式，特別是到晚清時成為嚴重束縛知識分子的枷鎖，暴露出種種弊端。因此，吳敬梓才寫出了《儒林外史》這部諷刺科場的不朽名著。到清朝末年，在封建社會制度行將滅亡之際，發生了戊戌變法，“廢除科舉，興辦學堂，”已成為歷史的必然。1905年清政府頒布了停止科舉的上諭。從此，1300年的科舉制度宣告結束。 我們必須用歷史唯物主義態度正確認識中國的科舉制度，給其應有的歷史地位。列寧說：“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列寧全集》第20卷401頁)我們應當遵照列寧的教導，把科舉制度放在中國五千年文明史和四千多年的官制史中，實事求是地分析研究。我認為1300年的科舉制度，主流是好的，積極進步作用占其主導地位，不能因其有巨大的進步作用而掩蓋其晚期的嚴重弊端，也不能因為晚期的嚴重弊端而否定其巨大的進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