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催婚政策在現在看來也算是奇葩，剩男剩女要受到處罰，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推薦的古代的催婚政策趣聞，希望各位看官能感興趣哦。

　　古代的催婚政策趣聞：

　　我國古代其實是一個“早婚國家”，按照《禮記》所規定的男女成年標準來理解，古代嫁娶年齡一般是男20歲、女15歲。但各朝代略有不同，比如唐代，男15歲、女13歲以上;明代，男16歲、女14歲以上。據《梁書·張緬傳》和《周書·城冀傳》記載，梁高祖的四女兒富陽公主和北周高祖女兒平原公主都是在11歲就出嫁了;漢昭帝8歲繼位，娶了剛滿6歲的上官安女為皇后。

　　1、媒人牽線派對相親

　　在古代，男女結婚大多是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說文》稱，“媒，謀也，謀合二姓者也。”元代王實甫的《西廂記》中，崔鶯鶯和張生在普救寺里的偶然相遇，一見鐘情，私訂終身，中間有一個紅娘，這紅娘就是媒人。

　　過去男女結婚，沒有媒人是不成的，即便真是私下定情，也得請個形式上的媒人來說親，叫“采媒”。早在先秦時期就是這樣，如《詩經·南山》的《氓》中有一句：“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說的就是當時非媒人不可嫁的現實。

　　但實際上，古代男女之間的交往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封閉。先秦時，官府每年為單身男女提供一次交往機會。春秋時期的“仲春會”就是一個典型的男女交友的大派對，其主題是“奔”，意思是與所愛的人一起出走。《周禮》中的《地官·媒民》說，“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從周代這一規定來看，這項活動是由官方推動的，強制執行，如果到時有人不“奔”，不參加聚會，還會受到處罰。

　　仲春會為適婚男女、有生育能力男女的相處提供了一個特殊的交往平臺，大大提高男女婚配成功率。仲春會一般設在每年陰歷的“三月三”，后來的清明節男女“踏春”風俗，便受到了仲春會的影響。

　　除了這一天，古代正月十五、七月七，也都是單身男女覓偶的良機。七月七又叫“七夕節”，被現代男女戲稱為“中國古代的情人節”。可以說，古代人為單身男女的婚配也想了不少法子，這對解決“剩男剩女”問題是有效的。

　　2、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古代人認為“男有室女有家”后，人們才能安居樂業，社會才能穩定和諧。在周代，已到適婚年齡的男女的終身大事還被列入了官方議程，專門設置了管理男婚女嫁的政府官員。而在晉代，如果女子到了一定年齡還沒有嫁人，官府就要強行給她找對象。《晉書·武帝紀》記載，司馬炎在泰始九年冬十月詔令，“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意思是說，女子到17歲，如果父母不將閨女嫁出去，地方官府就要找個“剩男”逼其出嫁。

　　我國古代民間有“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個扁擔抱著走”的說法，且“好女不嫁二夫”，講究從一而終。在這種陋俗的影響下，讓寡婦再嫁在古代還是有難度的。為了使適婚男女比例平衡，在男多女少的地方，不論是民間，還是官府，對寡婦再嫁都持積極的支持態度，而不是強調三綱五常、從一而終。

　　當某種非正常婚姻行為被更多人接受后，就會慢慢演變成一種社會婚俗。在古代北方少數民族中，便不以娶寡為恥，特別是在家族內部，弟娶嫂，嫂嫁叔等并不被認為有悖于常規倫理。

　　3、上有規定下有處罰

　　古代對于適齡男女婚嫁問題，亦制定了相關法令：越王勾踐規定男子20歲而娶，女子15歲而嫁;宋仁宗時期規定男子15歲而娶，女子13歲而嫁;明太祖規定男子16歲而娶，女子14歲而嫁。到了法定年齡不嫁人的女子，是要被處罰的。譬如南北朝時，如果女孩適齡仍未出嫁即為犯法，家里人都是要跟著坐牢，這也就是《宋書·周朗傳》中說的“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而漢朝孝惠皇帝時，誰家要是有女兒15歲至30歲還沒有嫁人，就要罰款600錢。唐朝對于男子20歲以上，女子15歲以上還沒有結婚的也要處罰。這種強迫女子出嫁的初衷，雖然可能首先是出于增加社會人口的考慮，但在客觀上確實解決了不少光棍娶不到老婆的問題。

　　《禮記》簡介：

　　《禮記》，西漢戴圣對秦漢以前漢族禮儀著作加以輯錄，編纂而成，共49篇。十三經之一。是戰國以后及西漢時期社會的變動，包括社會制度、禮儀制度和人們觀念的繼承和變化。49篇分屬于制度、通論、名堂陰陽、喪服、世子法、祭祀、樂記、吉事等，它闡述的思想，包括社會、政治、倫理、哲學、宗教等各個方面，其中《大學》《中庸》《禮運》等篇有較豐富的漢族哲學思想。東漢末年，著名學者鄭玄為《小戴禮記》作了出色的注解，后來這個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說經文的著作逐漸成為經典，"到唐代，禮有周禮、儀禮、禮記，春秋有左傳、公羊、轂梁，加上論語、爾雅、孝經，這樣是十二經;宋明又增加入孟子，于是定型為十三經"，為士者必讀之書。

　　《禮記》又名《小戴禮記》，儒家經典之一，東漢鄭玄的《六藝論》、晉代陳邵的《周禮論敘》和《隋書·經籍志》都認為是西漢禮學家戴圣編定的。

　　東漢學者鄭玄給東漢中期定型的收有四十九篇的“記”的選輯本——《禮記》做了出色的注解，這樣一來，使它擺脫了從屬《儀禮》的地位而獨立成書，漸漸得到一般士人的尊信和傳習，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不少有關《禮記》的著作。到了唐朝，國家設科取土，把近二十萬字的《左傳》和十萬字的《禮記》都列為大經，五萬字的《儀禮》和《周禮》、《詩經》等列為中經。因為《禮記》文字比較通暢，難度較小，且被列為大經，所以即使它比《儀禮》的字數多近一倍，還是攻習《禮記》的人多。到了明朝，《禮記》的地位進一步被提高，漢朝的五經里有《儀禮》沒有《禮記》，明朝的五經里有《禮記》沒有《儀禮》。《禮記》由一個附庸蔚為大國了。而《儀禮》這個往昔大國則日趨衰落了。

　　從西漢到明清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為什么《禮記》越來越受重視，而《儀禮》越來越被漠視呢?因為《儀禮》記的是一大堆禮節單子，枯燥乏味，難讀難懂，又離現實生活較遠，社會的發展使它日益憔悴而喪失了吸引力。而《禮記》呢?它不僅記載了許多生活中實用性較大的細儀末節，而且詳盡地論述了各種典禮的意義和制禮的精神，相當透徹地宣揚了儒家的禮治主義。歷史和現實的經驗使封建統治階級越來越深切地認識到，在強化國家機器的同時，利用以禮治主義為中心的儒家思想，吸引廣大知識階層，規范世人的思想和行動，是維護統治秩序從而獲得“長治久安”的不容忽視的大政方針。這就是《禮記》受到歷代王朝的青睞，以至被推上經典地位的根本原因。幾千年來，對中華民族意識形態影響最大的書是儒家的書。從所起作用的大小來估計，《禮記》僅次于《論語》，比肩于《孟子》，而遠遠超過《荀子》。西漢以后，《禮記》由一部儒學短篇雜編上升為泱泱大國的一部重要經典，這史實本身，就值得注意。

　　《禮記》與《儀禮》《周禮》合稱“三禮”，對中國文化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各個時代的人都從中尋找思想資源。因而，歷代為《禮記》作注釋的書很多，當代學者在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們這里選錄的原文依據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經注疏》，注釋和譯文則廣泛參閱了各種有影響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準確簡明易懂選錄的篇章由作者加上標題(原文只有篇名，每篇原文都較長)，原則上采用選文的首句作標題，注釋中只說明選自某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