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習新視野你知道嗎?一起來看看小編給大家精心準備的歷史學習新視野資料，歡迎閱讀!

　　歷史學習新視野--隋唐長安城歷史文化研究的新進展、新視野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隨著國家經濟建設事業的發展，西安在明清西安城的基礎上向城外四周拓展，在城東、城西、城南建設紡織城、電工城和文教區。這些新建的城區均座落在隋唐長安城的遺址上或郊區。當時地面之下和地面之上還殘存隋唐長安城的建筑遺存。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為了保存文物古跡，組織工作組對隋唐長安外郭城、興慶宮、大明宮、曲江池和芙蓉園進行了初步實地探測，發表了《唐長安城地基初步探測資料》(《人文雜志》1958年第1期)《唐長安城地基初步探測》(《考古學報》1958年第3期)兩文。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于1957年起對唐代長安城進行勘察，基本勘察清楚唐長安外郭城、宮城、皇城、街道、里坊、兩市的布局形制等，撰著《唐代長安城考古紀略》(《考古》1963年第11期)。以后，考古學家結合歷史文獻資料，撰寫學術專著、論文。如武伯綸先生的《西安歷史述略》(1959年初版)、宿白先生的《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考古》1978年第6期)、馬得志先生的《唐代長安與洛陽》(《考古》1982年第6期)、徐蘋芳先生的《唐代兩京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考古》1982年第6期)等。奠定了考古學研究隋唐長安城的基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后，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對唐長安明德門、含光門、青龍寺、西明寺相繼進行了考古發掘和研究，進一步厘清了隋唐長安城的規劃設計、空間布局和城市功能分區。

　　1983年，中國古都學會在西安成立。在史念海先生領導下，古都學會的歷史地理工作者，對隋唐長安城的歷史和文化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史念海先生的系列《河山集》，史念海先生主編的《西安歷史地圖集》、馬正林先生的《豐鎬、長安、西安》、辛德勇先生的《隋唐兩京叢考》、李健超的《增訂唐兩京城坊考》、朱士光先生主編《西安的歷史變遷與發展》、耿占軍先生的《唐代長安的休閑娛樂文化》、肖愛玲博士的《隋唐長安城》。還有張永祿教授的《唐都長安》等，為隋唐長安城的城市空間與文化風貌勾畫出比較清晰的歷史畫面。

　　一、隋唐長安城歷史文化研究的新進展

　　進入二十一世紀，在原有隋唐長安城考古和歷史地理研究的基礎上有了新進展。

　　1.是對原來考古遺址進行再考古發掘。這方面突出的是對大明宮、含元殿和丹鳳門的再發掘。考古現場展現出含元殿前的龍尾道不是一條，是兩條;丹鳳門的門道不是三個，是五個門道。

　　2.對通化門位置的辯證。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在《唐長安城地基初步探測》一文中，對于隋唐長安城東面三個城門之一的通化門的位置探測錯誤。文中記述通化門遺址在龍首渠南支南，南距春明門是2100米。在同文東城基又記載：“沿春明門向北2110米處為通化門，在今火電公司東南角。”究竟是2100米，或是2110米。其實兩個數據均誤。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和考古探測長安各門與門之間的方向距離，通化門應當在春明門以北1800多米處。最有力的證據之一是1986年6月4日，在今西安樂西路路南40號，榆林專區駐西安辦事處院內，發現隋代興寧坊清禪寺舍利墓(《考古與文物》1988年第1期)。據《長安志》記載，興寧坊南門之東清禪寺。既然興寧坊的清禪寺在通化門大街之北，那么通化門應在興寧坊之南，即長樂西路之南，怎么能在今長樂西路以北的今陜西省電力建設總公司的院內。

　　3.出土文物對史籍記載的“二重證明”。

　　關于昊天觀。《長安志》記載朱雀街之東從北第八坊保寧坊，盡一坊之地為昊天觀。保寧坊在明德門內朱雀街東從南向北第二坊。據李舉綱、賈梅《唐昊天觀周尊師墓志銘考釋》(《考古與文物》2007年第5期)。周尊師墓志稱：“(昊天)觀在天街之左，去明德門一二里”。天街即朱雀大街，天街之左，即朱雀大街之東。保寧坊，南北間距530米，由坊南墻到明德門是一里，由坊北墻至明德門是二里。所以周尊師墓志記載的昊天觀位置以及距明德門的距離均證實《長安志》記述是準確的。

　　唐韋述《兩京新記》記載，頒政坊十字街東之北，建法尼寺，是隋開皇三年坊人田通舍宅所立，當時陳臨賀王(陳)叔敖母與之鄰居，又舍宅以足之。1996年出土于長安縣韋曲鎮茅坡村的陳臨賀王的母親《陳臨賀王國太妃墓志》，國太妃施氏大業五年薨于頒政里，墓志記述“咸從檀舍，式營寺宇”這八個字證明施氏曾舍宅以足之建法尼寺。《陳臨賀王國太妃墓志》還記載她和她所生的寧遠公主被隋俘獲，隋文帝同納為妃，并拜寧遠公主為“宣華夫人”。施氏墓志的出土也為《隋書•后妃傳》提供金石證據(戴應新《隋唐墓志銘小考》載《唐代歷史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5年)。

　　懿德寺，在隋唐長安城延壽坊南門之西，本是隋開皇六年所立的慈門寺。唐中宗神龍元年為懿德太子追福，改名懿德寺。1997年3月22日。西北工業大學附屬小學校園內建筑教學樓，出土唐代智藏禪師舍利塔銘，塔銘記載智藏禪師唐武德七年遷化，弟子小曇等為智藏禪師建靈塔于慈門寺內(呼林貴、劉合心、徐濤《唐智藏禪師舍利塔銘的發現及相關歷史地理問題探索》《碑林集刊》(五)1998年。)按1933年和近年西安萬分之一地形圖測定，今西北工業大學附小新建教學樓正當唐延壽坊南門內之西，同時還證明西北工業大學建校時，將原延壽坊與光德坊的坊間路;延壽坊、光德坊、延康坊的坊內十字街的南北街切斷。至今西北大學南校墻外的大學南路和東西白廟村之間的南北街，就是唐代坊間路和坊中路的部分殘存。

　　4.隋唐長安城歷史文化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有所進展。這反映在一批中青年的學術研究成果中。李浩《唐代園林別業考錄》(唐長安部分)、龔國強《隋唐長安佛寺研究》、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輯考》(唐長安部分)、韓香《隋唐長安與中亞文明》等等。

　　二、隋唐長安城歷史文化研究的新視野

　　隋唐長安城是中國歷史是上最為宏大的都城，這里既是從皇帝、百官到庶民、僧道的生活居住空間，又是帝國各項行政制度的運作的舞臺。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史學界對長安的研究主要是考古學和歷史地理方面。但是，長安城是活的都市，長安的歷史更是一部活的歷史。史學工作者至今已有可能在文獻、考古、歷史地理等方面研究的基礎上，從城市空間、社會流動、物質文化、藝術史等多種角度來考察隋唐長安社會是如何發展、演變的，考察不同社會群體在隋唐長安城的空間里的流動變遷。

　　北京大學歷史系榮新江教授和他領導的讀書班成員，疾足先登，從都市空間與文化的新視角來描繪唐長安鮮活、豐滿的歷史文化風貌，并且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現僅以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唐研究》(第一至第十五卷)所載有關唐人小說是結合隋唐長安城的時空特征為切入點的。那么。隋唐長安城的時空特征又是怎么樣?

　　中國中古時期的城市模式是坊市制。宋•呂大防在論述隋唐長安城時說：“隋氏建都雖不能盡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閭巷皆中繩墨，坊有墉，墉有門，逋亡奸偽，無所容足。而朝廷宮、寺、門居市區，不復相參，亦一代之精制也。”他從坊市的布局與功能區和治安措施來說明隋唐長安城在中國古代都成發展史上的創新之點。坊市制的特點概括有三：一、坊內住宅除三品以上官員和坊內“三絕”外，一律不準對街開門，即不能破壞坊墻臨街開門。二、坊門啟閉以時，夜禁時期不能在街上活動。三、不準侵占街道種蔬果(劉淑芬《六期的城市與社會》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這三條規定最能體現唐代長安特點的是以街鼓為特征的禁夜制度，這是一項人為制定出符合統治者需要的一套都城空間秩序。《新唐書》卷四十九上百官志：“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繳巡。凡城門坊角，有武侯鋪，衛士、騎分守。大城門百人，大鋪三十人。小城門二十人，小鋪五人。日暮，鼓八百聲而門閉;乙夜，街使以騎卒循行囂呼，武官暗探;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承振，坊市門皆啟，鼓三千撾，辨色而至”。那就是晨鼓響，坊里與京城、皇城及宮城門依次開啟，百官上朝，市民走出坊門和城門。坊里坊外，大街小曲開始流動，城里城外得以流通。暮鼓響，人們由坊外進入坊內，郭城門、宮城門、坊門相繼關閉。暮鼓止，坊外活動全部停止夜禁開始。特定時間規定下的社會空間，便產生出具有特定空間的文學作品，如果不能將唐長安坊市制度的時空特征弄清，那么唐人小說敘事中的情節當是不能理解的。今以《破鏡重圓》、《無雙傳》、和《李娃傳》為例，來看故事是如何利用長安街坊場景和時間段來展開的。

　　“破鏡重圓”是流傳千年家喻戶曉的傳奇故事，地點在隋代大興城，即唐長安城的延康坊，今西安市勞動南路和南二環交會附近，當時是隋尚書令越國公楊素宅。唐開元年間，韋述在他的《兩京新記》一書中，將這一愛情故事附錄在延康坊西南隅西明寺下，“(楊素)有美姬，本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妻，即陳主叔寶之妹。才色冠代，在陳封樂昌公主。初，與德言夫妻情意甚厚。屬陳氏將亡，德言垂泣謂妻曰：今國破家亡，必不相保。以子才色，必入帝王貴人家。我若死，幸無相忘。若生，亦不可復相見矣。雖然，共為一信。乃擊破一鏡，各收其半。德言曰：‘子若入貴人家，幸將此鏡令于正月望日市中貨之。若存，當冀志之，知生死耳。’及陳滅，其妻果為隋軍所沒。隋文以賜素，深為素所寵嬖，為營別院，(姿)恣其所欲。陳氏后令閹奴望日賚破鏡詣市，務令高價。果值德言，德言隨價便酬，引奴歸家，垂涕以告其故，并取已片鏡合之。及寄其妻題詩云：‘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姮娥影，空馀明月輝。’陳氏得鏡見詩，悲愴流淚，因不能飲食。素怪其慘悴而問其故，具以事告。素潸(慘)然為之改容。使召德言，還其妻，并衣裝悉與之。陳氏臨行，素邀令作詩敘別。固辭不免，乃為絕句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時人哀陳氏之流落，而以素為寬厚焉。”韋述用生輝的文筆將這一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如此真切地寄寓了人們對現實生活團圓理想的憧憬。

　　楊素宅在延康坊西南隅，奢潛過度，制造珍異。隋煬帝大業年間，楊素子玄感被誅，后沒官。唐武德初年，為萬春公主宅，貞觀中賜濮恭王泰，泰死后，官市立寺。這就是長安右街之中最大的佛寺之一。延康坊的位置在朱雀大街西第三街從北向南第七坊，與第四街之利人市(唐改為西市)犄角相望。昌樂公主令閹奴拿著半個“務令高價”的破鏡，到利人市去出售是合乎邏輯的選擇。但在今天來看，它的真實性卻難以置信。比如現在的西安市，市區范圍擴大到100多平方公里，僅二環內外大的超市不下數十家，即使在正月十五這一天時間里，徐德言快馬加鞭跑遍所有商業中心和古玩市場，那高懸在他生命歷程中象征團圓的破鏡，恐怕是大海撈針。不難想象徐德言經過千辛萬苦，風塵仆仆，來到長安，偌大的大興城，只有兩個市場，任何一個初來大興城之人提及買賣，只有兩市，這里是充滿交流機會的信息空間。(朱玉麒：《隋唐文學人物與長安坊里空間》(《唐研究》第九卷)《唐宋都城小說的地理空間變遷》(《唐研究》第十一卷)《長安都市空間與唐人小說的場景還原》(《光明日報》2009年4月21日))

　　1970年10月5日，在西安南郊何家村驚人地發現兩甕唐代窖藏文物一千多件。其中金銀器物有二百七十件，還有寶玉珍飾，貴重藥物，中外錢幣，銀鋌、銀餅、銀板。這批稀世珍寶在科學研究方面有很高的價值。陜西省博物館和文管會對發現文物地點唐長安城興化坊遺址進行了鉆探。查明文物出土地點在興化坊的坊南街以南，北距坊街五十五米，西距清明渠遺跡約二百四十米，在興化坊中部偏西南部位，初步認定這批文物出于興化坊邠王府，文物時限在盛唐時期(約八世紀末期)(陜西省博物館、文管會革委會寫作小組《西安南郊何家村發現唐代窖藏文物》。陜西省博物館、文管會鉆探組《唐長安興化坊遺址鉆探簡報》《文物》1972年第1期)。齊東方教授在《何家村遺寶的埋藏地點和年代》(《考古與文物》2003年第2期)一文中認為：根據唐長安城坊內格局和對各個區塊的表述方法，何家村窖藏文物的地點不應在邠王府的范圍內，而在邠王府的東部。據唐韋述《兩京新記》、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記載，興化坊中居住人物位置和時代，認為何家村遺寶埋藏地點是租庸使劉震宅，埋藏時間為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涇原兵變爆發之時(但亦有學者認為窖藏唐代文物不是劉震宅)。不論這大量珍寶是否出土于劉震宅，但劉震確實住在興化坊，這不僅歷史文獻可征，而且在唐德時涇原兵變過程中，劉震一家曾演繹一出動人的言情傳奇。

　　《太平廣記》卷四八六薛調撰《無雙傳》稱：唐建中(德宗年號)朝臣劉震，有外甥名王仙客，仙客父亡，與母同由襄陽來京城依居劉震。震有女名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仙客母病危，向劉震求無雙為媳，劉震無表態。母亡，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闋，再來長安依舅氏尚書租庸使劉震，震置仙客于學舍，以舅生之分，不言婚姻之事。“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氣促。唯言：‘鎖卻大門，鎖卻大門’。一家惶駭，不知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為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與汝舅母及無雙出啟夏門，繞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仙客于是騎馬拿上蠟燭，由開遠門外繞城至啟夏門，啟夏門也上鎖。詢問得知;朱泚已當上了皇帝，午后有一人帶了許多東西，還有四五個女人，欲出此門，人們都得知他是租庸使劉尚書，未放他們出門，近夜追趕騎兵就押俘著他們北去。仙客只好又回到店中，三更將盡，城門忽然洞開，火炬如晝，兵士手執刀槍，呼喊著捉拿城外的官員。仙客丟下輜騎，只身逃亡襄陽。住了三年，得知叛亂平息，京城光復，又惦念著表妹無雙，再來到長安。在新昌坊彷徨之際，遇到原來老仆人塞鴻，說仙客的舅舅們：“并在興化坊”。因夜已晚，留住塞鴻居所，至昏黑塞鴻才告知仙客：“尚書(劉震)受偽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痛號絕，與無雙相聚已無望，故事到此已應終止。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分析故事展開的時空特征。劉震上朝急忙回府，是因為叛軍已入含元殿，唐德宗外逃，他急忙回府喝令：“鎖卻大門”是危急發生時維護私人空間的自然反映，以后，火速轉移家人和財產出城，已成為只爭朝夕的當務之急。按照劉震的吩咐，王仙客押解二十馱財寶先出城，在開遠門外小店等候，稍后，他與妻女出啟夏門，又轉至小店與仙客會合，并答應許配無雙與仙客為妻。開遠門是京城西自北向南第一門，啟夏門是京城南自東向西第一門，兩門之間東西隔七坊六街，南北隔十坊十一街，兩門間距以當時道路落實于萬分之一地形圖上，量算為129850米，即約26里。按當時長安治安管理制度，城門是“啟閉以時”，即早上開，晚上鎖。但這一天“城門”自午后扃鎖“。已不正常，說明局勢突變。興化坊距開遠門東西隔三坊，南北隔四坊，興化坊西門至開遠門大約也有6420米，所以他僥幸在午后之前已出城，在開遠門外一小店安身。入夜仍未等到舅父等人，于是就秉燭繞城到啟夏門打聽消息。從守門者得知，“朱太尉已作天子”，租庸使劉尚書及家屬被追騎驅趕北去，仙客無奈返回小店。夜半三更，城門忽開，叛軍兵士出城搜捕城外朝官，仙客丟下輜騎，驚逃回襄陽老家。這是一日之內發生的突變，地點從興化坊到城外小店，完全符合時空特征。而劉震攜妻帶女，從興化坊迂回東南方向的啟夏門，興化坊南門(或東門)距啟夏門，東西隔三坊，南北隔六坊，距離是5950米，約合12里，可能劉震等出發時間稍晚，趕到啟夏門時，因門司認得他是租庸使不敢放他出門，而后被虜。仙客與無雙的結合看來無望。

　　形勢發展唐將李晟平息叛亂，迎德宗返回長安，長安秩序恢復。仙客村居三年，重入長安，在新昌坊塞鴻，佯言他舅父仍在興化坊居住，仙客急欲前往，塞鴻勸阻，“今日已夜”，“來(日)早去未晚”，因禁夜制度，新昌坊在城東，興化坊在城西，兩坊之間東西隔五坊六街，南北隔一坊一街，從新昌坊北門到興化坊東門(或南門)為4980米，將近10里，無論如何在已夜時不可能從新昌坊趕到興化坊。至昏黑，塞鴻告訴仙客：“尚書受偽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宮)矣”。與無雙已無任何會面之機會。但又出現轉機，仙客通過京官推舉，出任富平縣尹，兼知長樂驛。故事空間由城內轉到城郊。終于有一日，中使押解宮女到帝陵灑掃服役，其中就有無雙，仙客又以理橋官身份在東渭橋與無雙相見，以后通過俠士古生的超人技能，使仙客與無雙逃出長安，得歸故鄉結為夫妻。(楊為剛《唐代都市小說敘事的時間與空間——以街鼓制度為中心》(《唐研究》第十五卷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年))

　　《李娃傳》是唐傳奇的典范，是完全按照唐代長安生活場景和生活規律的人情小說，隨著主人公在不同街衢、坊里，白天或黑夜的出現而展開。故事大意是唐玄宗天寶年間，常州刺史滎陽公之子鄭生愛上長安名妓李娃，資財耗罄后被棄逐。鄭生落難后以唱挽歌為生，其父將其鞭撻幾死，后以乞討為生。一旦大雪，生為凍餒慘叫，李娃見狀， 悔恨交加，自贖其身，后與鄭生賃屋同居，調養好鄭生，并促其志學，鄭生終連中高第，做了成都府參軍。李娃勸鄭生另聘名門，自己離去。鄭生不允，鄭生父子恢復關系，并明媒正娶李娃為妻，皇封李娃為“汧國夫人”。李娃雖長安娼妓，節操行為珍奇可貴，受人們稱贊，白行簡以儒學的道德觀，宣揚李娃的情操。我們隨著主人公在唐長安城都市空間活動說起。

　　鄭生從常州來長安應舉，住長安布政坊一旅店。布政坊是朱雀大街西第三街從北向南第四坊，即今西安市環城西路以西;西關正街與豐慶路之間(即西安市自來水公司及附近)。一日，鄭生去東市游玩。東市在今西安交通大學及以西地方，回來時從平康坊東門入。平康坊在朱雀大街以東第三街從北向南第五坊，地當今環城南路以南。它的東門約在今雁塔路東、安西街西、石儀舞廳附近。鄭生欲去坊西南訪友，至鳴珂曲遇妓女李娃，一見鐘情，返回布政房旅店，攜帶大量錢財，至平康坊宿于李家。鳴珂曲在平康坊之西南，約今市政二公司西南。唐代長安妓女多在平康里居。《北里志》記載：“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即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墻一曲，卑屑妓所居，頗為二曲輕斥之。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平康坊北門在今環城南路與長勝街交口處或稍東，三曲皆在今和平門外環城南路以南;勝利飯店以西;長勝街東(陜西工程測繪院、陜西地質印刷廠西)。鄭生在鳴珂曲日會猖優，狎戲游宴，揮霍無度，囊中盡空。當他與李娃去竹林寺祈子返回途中，于宣陽坊北門東，李娃鴇母和姨媽設計甩掉鄭生，謊稱李娃姨住在“此東轉小區中”，果然到李娃姨家并受到款待。忽然有人報信說李娃鴇母遇疾病危，約定李娃騎馬先回，鄭生后至。鄭生不知是計。李娃姨為托住鄭生說：“姥(指李娃的鴇母)且沒矣”，當議喪事，以濟其急。等到日晚，姨又說：到現在還沒有消息，又不來接你，你趕快回去吧!我們也將趕到。但當鄭生趕到平康坊鳴珂曲時，李娃家門已上鎖，并以泥封著。詢之鄰居，則知李娃本租居此宅，第主已收回，李娃及其鴇母徙居何處，則不知。鄭生急馳宣陽坊，以拮其姨，但日已晚矣，無奈在平康坊賃榻而寢。天明鄭生到宣陽坊找李娃姨，有宦者開門說：此崔尚書宅，昨有一人稅此院，未暮而去。鄭生不得已，只有回到布政坊旅店。

　　《李娃傳》利用特殊時空制造的情節再現當時真實情景。為了甩掉鄭生，李娃鴇母在宣陽坊租房，假為李姨宅。宣陽坊與平康坊南北相鄰，只隔一橫街，李娃騎馬從宣陽坊回到平康坊，李娃姨已暗算好時間，在天黑夜禁前又催鄭生赴平康坊鳴可曲，既能使鄭生回到平康坊，又使鄭生沒有時間再返回宣陽坊，同時也給自己脫身留下時間。如果說平康里李娃的住地和宣平坊李娃姨的豪宅都是租賃來，那么李娃可能是住在安邑東門之北。宣陽坊北門距安邑里西門之間距為二里有余，當哄走鄭生之后，李娃姨可能在夜禁前回到她所居之地。由此可見《李娃傳》的敘事不但利用都市坊里、街衢空間展現情節，還利用法定禁夜時間來制造情節。關于此還有例證也說明利用時間來發展情節。那就是當鄭生初在李娃宅酒席歡樂之時“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鄭)紿生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其實這是鄭生眷戀李娃而撒的謊。他本居住在布政坊，布政坊南門距平康坊西門約3750米，即七里半路。雖然鼓已初響，當鼓聲停止前，他騎馬有可能返回布政坊。而他慌稱在延平門外數里。延平門是唐長安城西面從北向南第三門，即今唐延路唐延平門遺址，從平康坊西門至延平門南北隔三個半坊(即三個坊又半個坊、三條街)，東西隔七坊九街，距離約為8190米，相當于十六里。這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禁夜前趕回，所以就留住下來了。(楊為剛:《唐代都市小說敘事的時間與空間——以街鼓制度為中心》(《唐研究》第十五卷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年))

　　回到布政坊，鄭生怨懣患重病，旅店主人恐死于店中，將其棄于街西兇肆(殯儀館)，在兇肆中得到眾人的侍養，病情好轉。街西兇肆可能在長安西市之中。鄭生遂習葬儀挽歌，而且曲盡其妙，成為長安無與倫比的挽歌手。

　　出與行業競爭，東兇肆主以二萬索重金密聘鄭生，故而在天門街比賽中，西兇肆敗北。天門街就是今西安市朱雀門大街口，朱雀大街是條國家禮儀大道，寬150米，它與金光門到春明門寬120米的經濟干線，十字交叉，形成一個縱橫1800平方米的大廣場，經常在此舉辦祈雨和聲樂雜技比賽。如《樂府雜錄》的《琵琶條》記載貞元之中，大旱，詔移兩市祈雨，在天門街廣場東西兩各建彩樓，東市琵琶師康昆侖輸于西市的琵琶手，即其一例。恰恰鄭生在這巷無居人，聚眾數萬人的出色演唱中，他的父親也在場，出于憤慨其子不成器，將其帶到曲江杏園，馬鞭鞭之數百，鄭生不勝其苦而待毖，東兇肆將其僅存一息的鄭生帶回調養，但因其傷勢潰爛，穢甚，恢復健康無望，又棄之不顧。

　　一日清晨大雪，鄭生凍餒所驅，乞討行經安邑坊東門，循坊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開左扇，即李娃所居之地。李娃聞鄭生慘叫聲，將絕倒于地的鄭生以繡繻裹起扶回。安邑坊在長安東市之南，是朱雀大街東第四街(皇城東第二街)從北向南第四坊南，東市之南。安邑坊之李娃宅，相當于今西安鐵路局西鐵五小附近。李娃贖身從良并于安邑坊北隅，租房與鄭生一起生活。在李娃的精心服侍，并勸其憤讀，鄭生終于名中高第，官成都府參軍，并與李娃結為夫妻，孝敬父母，生四子皆為大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