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綿延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我們應該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一起來看看小編給大家精心準備的資料，歡迎閱讀!

　　民國北洋史研究的新視野

　　北洋史研究曾長期是民國史乃至近代史研究中的冷門，近年來有所升溫，有必要進行階段性的盤點。本次論壇聚焦于北洋史，不僅對其進行整體性的反思，同時也從北洋時期的歷史傳承、政治與權力、中外關系、經濟社會、輿論傳媒、思想文化等不同角度進行探討。與會學者力求秉持客觀中立的學術立場，摒除長期以來存在的偏見和教條，以得出貼近歷史真實的認識。學者們還致力于發現既有研究中的薄弱環節與偏弊之處，探索北洋史研究的新視角、新方法與新理路，以期打開北洋史研究的新局面。會議呈現了學術交流的深度和高度，產生了學術觀點的碰撞與爭鳴，呈現了北洋史研究的巨大潛力與魅力，有助于這一領域研究進一步走向豐富和深化。

　　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北洋史研究曾是民國史乃至整個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冷門。然而，近些年北洋史研究悄然升溫，逐漸成為引人注目的學術增長點，相關論著不斷涌現。對這一學術領域的諸多進展做階段性的盤點，目前似乎已經到了合適的時機。此外，這一領域仍然存在一些令人困惑的問題，學界迄今未能達成共識;未來北洋史研究往何處去，也還缺乏足夠的探索與討論。基于此，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與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合辦的“第二屆中華民國史高峰論壇”將議題聚焦于民國時期的北洋史研究。這次會議于2013年10月25-27日在成都召開，對民國北洋時期卓有研究的40余名學者與會，對這一時期的有關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既有對北洋時期及北洋史研究的總體概觀，也有從政治、經濟、外交、思想、文化、社會等不同角度的具體審視。

　　―、北洋時期歷史之整體再思

　　由于革命史話語長期在學界位居主流，北洋時期常常被視為“黑暗”年代，對其研究也在總體上處于被忽視、被壓抑的狀態。如何還北洋時期的歷史以真實面目，以及如何從長時段的歷史進程中去看待和評估這一時期，成為與會學者熱議的話題。

　　中山大學歷史系桑兵指出，在近代中國研究中，民國初年北京政府時期的歷史相對處于被輕視甚至被忽略的狀態，而這一時期的歷史，分別由二次革命、袁氏篡國、護國運動、北洋軍閥、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及國民革命的歷史敘述脈絡所概括。在這樣的歷史敘述中，北京政府主政的歷史被概稱為北洋軍閥史，這一稱謂即表明研究對象被置于受批判的位置。另外，后人對這一時期的了解及學者對這一時期的研究，多受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的影響。因此，“北洋軍閥”的名頭就通過北洋軍閥史的書寫永遠釘在了歷史的十字架上。但是，將國民政府統一前的民國統稱為北洋軍閥政府或北洋政府時期，有以偏概全之嫌。如“軍閥”常給人以蠻橫、無知、霸道的印象(如張宗昌常被拿來舉例)，其實，清季以來的新式軍人系列中，北洋軍人的文化素質可能是較高的，其中不乏像徐樹錚那樣的儒將。北洋集團的幕府也藏龍臥虎，包括桐城派的文士。學者往往指責北洋軍閥集團的私人性，其實，北洋新軍乃是清政府的制軍，截然不同于起于鄉勇的湘淮軍;北洋大臣也不過是清廷辦理通商等夷務的代表，而非地方性職官。北洋集團的興起雖緣于袁世凱小站練兵，但不能簡單地說它是私人化的群體。因此“北洋軍閥”或“北洋政府”的概念，不僅與當時的實情有所出入，而且會導致種種偏弊，使得對這一重要歷史時期的研究存在嚴重不足的狀況。北京政府時期，政黨派系錯綜復雜，制度建設承前啟后，革命運動風起云涌，都非常值得研究。即使是研究北洋時期的歷史，也不能僅限于軍閥，而應拓展至為數眾多的政客、官員、僚屬、幕府、客卿、文膽等。總之，要打破北洋軍閥觀念的局限，將北京政府時期的所有史料視為有機聯系的整體，盡可能完整系統地呈現這一時期的全過程和各層面，這樣，北洋時期的歷史才不至于成為言人人殊、可以任意打扮的婢女。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認為，北京政府時期這一段歷史，無論如何定名，如何記敘、理解并評價這段歷史，仍然是近代史學界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這一時期的中國，表現出一系列的特點：一是分裂性，包括中央與地方的分裂、中央系(北洋系)內部的分裂、地方派系的分裂等;二是松散性，中央政權及地方政權控制力薄弱;三是無序性，缺少有規則的政治運作方式，國會與政府運作紛亂。這些特性基本上表現在后袁世凱時代。如果從傳統王朝治亂興衰的循環考量，具有與舊傳統的相類性。不過，這一時期也表現出若干鮮明的新特點：在經濟方面，得益于袁世凱時期的經濟法制和一戰時期的內外需求，現代經濟有一波長足的發展;在文化方面，新文化運動發生，民主、自由、科學、文明的觀念大興，民族主義的觀念普及;在外交方面，外交手法的運用可圈可點，中國的國際地位明顯改觀;在政治方面，國民革命興起，政黨、主義、意識形態的作用前所未見，南中國的基層社會一度激變。因此，從傳統與現代兩方面理解，這一時期可謂新舊雜陳，舊中有新，新中仍舊，或許可將其定位為近代中國的過渡年代，甚至可謂是中國數千年歷史的過渡年代。

　　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張華騰認為，長期以來學術主流對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持否定態度，其實大有商榷的余地。這一時期在許多方面都體現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政治上，這是嘗試建設西方民主共和政治體制的時代;經濟上，在北洋政府的努力下，這一時期經濟快速發展，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經濟發展較好的時期之一;思想文化學術方面，這一時期是較為自由的，涌現了數百家報紙，可公開批評政府;外交方面，北京政府不僅保住了清政府留下來的領土主權，還部分收回了權益，并非賣國政府。此外，他還探討了民初共和道路的問題。他認為，共和民主制度是西方的舶來品，只能在與中國固有文化經歷沖突與融合之后，才能深深扎下根來，而這一過程非短期所能見效。因此，孫中山提出的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說”應該是比較科學的。袁世凱也曾提出實施民主共和的約法、憲法‘‘二部曲”，其思考與孫中山有相似之處，應該不是偶然的巧合。

　　關于北洋時期的稱謂，也引起了學者們的格外關注。四川大學歷史系楊天宏認為，北洋的內涵和外延的界定的確是個問題，傳統的概念無法涵蓋其時的全部內容。王先明指出，北洋由最初的地域概念逐漸擴展至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由北洋串接起來的一系列新事物實際上是現代化轉向的軌跡。臺灣東華大學歷史系唐啟華提出，是否可以采用張玉法在《中華民國史稿》中的提法，即將1912年至1928年稱為‘‘第一共和”或‘‘第一民國”1928年至1949年為‘‘第二共和”或“第二民國”。四川大學歷史系陳廷湘提出，這一時期的稱謂應該規范，如可稱為“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時期”與南京政府相對應。中山大學歷史系邱捷提出，若將這一時期稱為“北京政府時期”，那么曾存在三個月的南京臨時政府如何處理就成了問題。中山大學歷史系關曉紅則認為，這一時期的稱謂是‘‘北洋時期”還是‘‘北京政府時期”，關系并不大。

　　一些學者還提出，過去北洋史存在“污名化”的狀況，應當予以糾正。楊天宏提出，北洋時期對中國后來的政治制度影響甚大，可謂“奠基時期”。過去將北洋時期說得很黑暗，其實應該看到這一時期的另一面，如在立法方面就頗有建樹。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胡永恒補充說，北洋時期在法制方面的成就更多地在于司法方面“司法獨立”在當時是各界公認的原則，且大理院以司法判例的形式起到了立法的作用，這在中國近代法制史上是個亮點。

　　關于北洋史的總體研究狀況些學者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唐啟華說，北洋研究從過去的孤寂、飽受批評到逐漸壯大、得到肯定，令他欣慰。邱捷指出，北洋時期的研究若算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中共成立及北伐戰爭等內容，其實既有研究并不算少，甚或可以說是非常多的。陳廷湘認為，北洋時期是既往研究中的薄弱環節，最主要的原因是革命史觀及國共兩黨意識形態的影響。另外，史料缺乏也是重大阻礙，很多重要人物如徐世昌、馮國瑋的材料，迄今無人整理或難以搜集。

　　二、北洋時期的歷史傳承

　　在革命史話語中，從晚清到民國的斷裂往往被夸大，而其延續則多少被忽略。近些年來，二者之間的延續性得到了學界的重視。一些法學界的學者甚至著力強調晚清與民國之間政權與主權的延續性。有人提出《清帝退位詔書》授權袁世凱組織共和政府，以“禪讓”的方式實現了“主權轉移”，民國主權的合法性由此得以實現;而且，由于清帝擁有天下共主的地位，詔書的頒布使中華帝國避免了分裂命運，促成了五族共和，因而詔書是中華民國建國的綱領性文件，其作用堪比《臨時約法》。對此，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楊天宏表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這些說法雖大膽新穎，對歷史學者有一定啟發，但它們從根本上抹殺了辛亥革命在推翻帝制、創建民國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既有違史實，也有乖法理。他指出“主權轉移論”其實源自日本憲法學家有賀長雄。有賀在1913年《革命時統治權轉移之本末》文中提出：清帝遜位詔書宣布統治權從皇帝轉移到全體國民，因此中華民國的統治權系由清帝讓與而來。但是，在‘‘主權轉移”論者那里“統治權”被替換成了“主權”而無視二者內涵的差異。他繼而指出，由于這些學者認定“主權轉移”出于清帝的遜位舉動，因而從帝制到共和的根本性轉變就被描繪成了類似古代帝王間的和平“禪讓”。從法理層面言，兩種政權的性質迥然不同，斷無封建帝王將主權讓渡給其視為臣民的“人民”之理;從事實層面言，清帝退位在當時情勢下實屬不得不然，根本談不上“禪讓”。他還指出，在南北和談過程中，南方就堅決反對“授權”之說，袁世凱本人也表示自己是由人民推舉而非清帝授權來執掌政權。針對“主權轉移”論者提出的清帝退位詔書保證了主權連續性而避免民族分裂的觀點，楊天宏認為，這一說法錯誤的關鍵在于，它將詔書中“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的言說與清代疆域的既成事實相混淆。政權易手，疆域依舊，這是國際政治的既定規則，革命產生的新政權并不需要清帝的授權來獲得領土主權的合法性。而且，考諸史實，這一說法也夸大了清帝在維系民族地區廣大疆域方面的作用。清朝崩潰之后中華民族未解體，除各民族之間的歷史紐帶維系之外，民國政府在民族方面的積極政策也功不可沒。最后，針對“王權轉移”論者提出的從國際承認角度看清帝遜位為民國政府提供主權的外部“合法性”的觀點，他指出，從史實來看，清帝是否“授權”并沒有成為條約關系國在承認中華民國時的考量因素。各國在承認民國時，首要考慮是維護既得利益(不過也有美國那樣因出于國內民意壓力而承認民國的國家)，清帝的詔書很難對它們的承認行為產生什么影響。對楊天宏的觀點，胡永恒表示贊同，認為歷史研究首先應立足于史實，不能因某些理論先入為主而任意剪裁或闡釋歷史。

　　曰本東京大學的村田雄二郎也關注晚清與民國之間的延續性問題。他提出，武昌起義后的南北交涉，在清帝退位與建立共和政府的問題上達成妥協，留下的懸案是清帝退位后如何移交統治權的問題。即將建立的新政府的“法統”(或稱“合法性”是基于南京臨時政府，還是源于清朝皇帝?這一問題直到袁世凱掌權之后仍然較為模糊，給各種政治勢力做出不同解釋留下余地。從《清帝退位詔書》的內容看，清廷和北洋集團都認為袁世凱是直接繼承清朝皇帝的統治權而組織了民國政府。此外，他還考證了《清室優待條件》的產生及其演變，指出《優待條件》是作為清帝退位的交換條件而出臺的。關于《清室優待條件》，中國史學界的主流觀點向來持批判態度，他則認為應給予積極的歷史評價。他同意喻大華在1990年代提出的觀點，即《優待條件》并非袁世凱編造，而是南北議和會議初期由伍廷芳起草，辛亥革命時期南北政權相互讓步與妥協的產物。他指出，在南北議和中，伍廷芳擔憂如南北對立問題不能及時解決，分裂狀況將持續并最終導致邊疆民族的背離，因此極力促成革命派陣營內部的意見統1，提出《優待條件》草案。之后，南北幾經磋商，終于就《優待條件》基本達成一致。他還考察了《優待條件》的執行情況，指出民國政府為了利用舊皇室的影響力維系滿蒙王公的信賴，不得不履行相關條文，即便是在中央財政經常呈現赤字的狀態下，也不斷努力支付規定的歲費。關于《優待條件》的法律效力，村田提出，它在民國的法律體系中被定為“準憲法”，袁世凱也將其視為證明自己權力來源的重要文書。袁去世后，清朝遺臣曾反復要求將優待條件編入憲法。1924年北京政變后，《優待條件》被修正，皇帝尊號被廢除，溥儀被驅逐出紫禁城。

　　中山大學歷史系關曉紅從制度沿革的層面討論北京政府時期所處的承前啟后的地位。她認為，自1912年至1928年，中央政權雖然頻繁更迭，甚至出現帝制復辟的逆流，但大體上還是延續了清季和辛亥制度改革的方向。在政制構建方面，這一時期面臨著國體與政體的艱難選擇，也面臨著集權與分治的難題：既要避免分裂割據，維護國家統一和社會安定，又要貫徹民主憲政，防止專制暴政。當時的各黨派團體，皆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卻都不敢全然違礙民國的政治導向，只能在共和制的框架及維護統一的前提下尋求自身的位置和利益。在多種政治勢力的反復角逐、多方試驗之下，仍然找不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于是許多人開始懷疑照搬移植歐美日本政治制度的可行性，嘗試進一步調整改進。國家層面的總統制、責任內閣制與內閣責任制之爭，批判代議制并代以國民大會，各省層面的官治自治以及地方行政的分層，固然有各方利益作祟，但更多的還是制度與國情、時勢不相吻合造成的困擾。因此，不能一味指責當事各方的政治品格，應透過黨派紛爭的亂象體察制度建設的癥結所在。她強調，如果漠視清末民初制度發展承前啟后的事實，就會斬斷北京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政治體制的歷史聯系，將后來國共兩黨實行的政治體制簡單地認為是模仿蘇俄，容易忽略北京政府時期政制建設的實踐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遲云飛從政治模式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國的歷史變遷。他認為，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傳統的專制君主制失靈了，因為這是一種很松散的統治，社會動員能力極低;它追求的是現存統治的鞏固，而不是與別的國家競爭。清朝滅亡后，所謂的“憲政”和多黨政治曇花一現，軍閥政治登上歷史舞臺。軍閥政治的特點是，第一，主要靠個人之間的關系維持;第二，缺少政治信仰和意識形態的支撐;第三，主要靠武力維系其統治;第四，社會基礎薄弱。這種體制的社會動員能力和控制能力也不強，反而因缺乏過去君主制中的正統觀念而導致政局更不穩定。

　　三、北洋時期的政治與權力

　　北洋時期，政權更迭頻繁，強權大行其道，政治亂象紛出。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一時期特有的政治生態?紛繁蕪雜的表象之下又潛藏著什么樣的內在機理?與會學者對此進行了學理上的審思。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許紀霖關注北洋時期的政治秩序建構及演變問題。在他看來，辛亥革命雖終結了兩千年的君主專制，但真正的難題在于“革命后的第二天”即如何在革命之后建立新秩序、實現政治建國(statebuilding)的問題。從1912年至1927年短短15年間，中國經歷了三種迥然不同的政治體制：從多黨輪替的議會民主制到總統獨裁的行政威權制，再到具有高度組織內聚力和社會動員能力的黨國體制。這一時期的政治為何陷入一而再、再而三的混亂困境?他圍繞“公意”(generalwill)這一政治哲學概念來做出回答。他認為，革命后的真正問題，乃是如何通過制度設置來實現“公意”的問題。“公意”這一概念在晚清被引入中國，到五四時期開始流行，其內涵在中國經歷了從客觀公理至主觀民意的變化過程。民初的政黨議會制的困境在于它無法將私意聚合為公意。各黨派爭權奪利，招致國民的普遍不滿。民眾在對代議民主制失望之余，對強人政治重抱希望，于是，以袁世凱為代表的行政威權制走上前臺，但袁仍缺乏行政威權制所需的高度權威，其集權措施又得罪了革命派、立憲派及地方實力派等各種政治勢力，故其統治很快走向崩潰。袁世凱死后，民國政治進入“軍紳政權”的亂世。直至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后，一種新的、號稱代表全體人民意志的新體制進入中國人的視野，那就是黨國體制。這一新體制試圖解決民初以來一直存在的民意懸空問題。但是，它比起盧梭的構想更為激進，權力也更為集中，更像是霍布斯筆下的“利維坦”一全部權力歸屬于唯一的主權者，人民只是間接的主權者。總之，從民國初年的代議民主制、行政威權制到黨國代表制，公意一直處于懸空狀態，總是被各種政黨、勢力和獨裁者所代表、所冒充。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陳廷湘認為，通過革命切斷王權而創建現代國家政權是許多國家都曾經歷過的歷史過程，要討論民初政權樣式，應參照較早實現政權轉型的西方大國。西方現代民主政權的建構大體有兩種路徑，一種是直接走向民主制，另一種是經過動蕩，最終由一個有新思想的權威人物掌權而過渡到完整的民主制，或直接由有新思想的權威人物將君主制逐步改造為民主制。但中國在辛亥革命后，這兩種路徑都沒有走通。孫中山有成為權威人物的氣質，但沒有成為權威人物的力量，因而未能按其理想建立民主共和政權。袁世凱是個權威性和新思想都有所欠缺的人物，而袁以后的歷屆政府都是各實力派妥協的產物，只是在北京舉著共和的符號而已。孫中山在屢受挫折后與蘇俄合作，由此開始從議會制向黨治的過渡。許多研究者認為這是中國政治過程的倒退，其實未必。如果沒有一個有新思想的權威人物執政把國家引向民主，中國不可能直接走向完整的現代民主政治，因此通過訓政把中國引向民主也不失為可行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黨治不一定弱于徒有虛名的議會民主制。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羅志田探討了民初的代議制問題。他認為，進入民國后，國體改變已成定局，對新政治模式的探索主要落實在政體層面，核心問題便是嘗試政黨政治。這對于強調君子不黨的政治文化而言，不是個簡單的任務。實施議會方式的民王制，對當權的新派也是考驗，解決得好則氣象一新，可取信天下而諸事易為;解決不好則會招致麻煩，每況愈下。從清末的各種“會”起，中國的新政黨王要是‘‘自議”而非‘‘代議”最多也只是代民立言式的“代替議”而非“代表議”或“帶議”(帶頭議、帶著議)而非代議。議員們仍基本維持著士為四民之首的心態和習慣，自居先覺和楷模，幾乎未見他們試圖了解其所代表之人的意見。這種代議的結果，是被代的人民逐漸虛懸化，人民并未進入實際的政治運作;作為個體的老百姓，其政治地位未見提高。代議制既未能真正落實，民初政府的治理又未能有效開展，由此引發了國人的種種不滿。民初幾年的實踐證明實行議會制在中國尚不成熟，國會的無效率和腐化比晚清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幾乎成為包括孫中山在內的士人的共識。

　　與以上幾位學者關注政治上層和整體制度框架不同，中山大學歷史系邱捷關注北洋時期的基層權力。他認為，“鄉村基層權力機構”是了解近代中國鄉村及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重要問題。研究這一問題，廣東珠三角地區值得特別重視。這一地區是外國新事物傳入中國的窗口，也是近代民主革命運動的策源地，社會變化較之國內多數地區更為激烈，又是近代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而且，其交通條件、語言、文化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民國初年珠三角的鄉村基層權力機構如區、鎮、鄉政權，很多是晚清公局的延續。清末珠三角成為戰亂之地，官府鼓勵士紳組織團練應付外憂內患，普設公局。公局擁有武裝，行使征收、緝捕、審判、仲裁等權力。在晚清，公局基本上與朝廷、官府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可以說是官府的代理人;在民國初年，公局與國家政權更為疏離，成為維護地方權勢人物利益的工具，有時甚至武力對抗政府。辛亥革命后革命政權對珠三角鄉村地區的管控不如晚清，一個重要原因即為沒有掌握公局這樣的基層權力機構，在鄉村缺乏代理人。他還指出，進行珠三角基層權力機構研究的困難在于原始檔案較少，不得不大量利用報刊及其他史料。四川大學歷史系的李德英指出，就基層社會而言，四川的情況與珠三角有很大區別。在四川，民團曾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后來地方士紳逐漸退出基層治理，為政府權力及其他勢力進入提供了機會。在上層劇烈動蕩的情況下，基層的變遷可能要緩慢平和得多。

　　北洋時期政權渙散，基層統治乏力，國共兩黨發起的革命正是在這1時期開始風起云涌。北京大學歷史系王奇生反思了中共早期的革命。他提出，中共的成立主要是受共產國際影響，而非國內工人階級壯大的結果。各國共產黨早期的共同特點是內部斗爭非常厲害，但中共的情況不一樣，它在陳獨秀的領導下較為團結，陳的個人威望和權威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早期，中共遵循共產國際的指令，多基于俄國革命經驗，基本上是通過組織群眾運動來發起暴動。這種模式的失敗導致后來看待陳獨秀時代的“失敗史觀”，即認為這一時期的革命是失敗的。但是，若看到這一時期中共黨員人數的迅速增長，則不能說是失敗。另外，土地問題與革命動員之間的關系也應該反省，把農民動員起來似乎并不像后來想象的那么困難，在北伐戰爭時期，上百萬的農民很快就被動員起來了，而此時土地問題尚未提上日程，很多農民在分到地后反倒不積極革命了。湖南農民運動的首要目的是打土豪，而非分田地。與此相關而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革命運動中，小學教師是最為積極、活躍的群體之1，是革命的骨干力量。這些小學教師有無自己的利益訴求值得反思，打土豪就是他們爭取農村領導權的直接體現。此外他還提到，在農村減租、減息、減稅，受益的群體其實是不一樣的。鄉村社會構成非常復雜，故中共采取不同的政策進行動員。針對1920年代動員群眾較為容易的現象，許紀霖指出，杜亞泉曾提到，中國的游士、游民這兩類邊緣群體很容易被動員;另外，余英時也講過二十世紀中國“邊緣中心化，中心邊緣化”，這一進程早在辛亥革命時期就已開啟，這是中共較易動員民眾的一種解釋。他還認為，小學教師之所以成為農民運動的主力軍，重要原因是其接受了新式教育，其理想與周圍的環境形成了強烈反差。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鄭大華指出，與農民運動相似，鄉村建設運動中的骨干力量也是小知識分子。桑兵提出質疑，認為王奇生所講的鄉村與王先明等人所講的鄉村似乎不是同一個鄉村，建議應融貫多方面的材料而得出鄉村的圖景。

　　復旦大學歷史系章清提出，在北洋時期，政治治理的方式變了。那時政治方面的變化，即使是有傳統士大夫情結的知識分子都適應不了。當時的名流介入政治的方式，如發通電等，是全新的方式。物質技術層面的改變對政治參與的方式產生了何種影響，應當有所認識。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劉文楠提出，研究北洋時期，既要看文本，更要看其落實的情況。北洋時期是亂還是治，是退步還是進步定要從具體的實踐層面看。在這一時期，政治的理想圖景并不明晰，統一的中央集權未必是人心所向往的，故可把眼光放到基層的政權建設。這一時期，中央與地方也不再分享統一的文化價值觀，如果有研究能把中央權力的更替與地方的變化結合起來考察，會很有意思。

　　四、中外關系視野中的北洋時期史

　　臺灣東華大學歷史系唐啟華近二十年來一直致力于北洋外交研究，他指出，清末民初在政治、軍事、外交上最重要的北洋派，在革命黨視角之下常被描繪為負面的形象，數十年來被貶抑、抹黑以致聲名狼藉。他結合自己的研究認為，從清末衙門、外務部及北京政府外交部檔案來看，北洋外交與過去革命黨宣傳的賣國、無能形象大不相同，反而與英國、日本等國外交檔案中所展現的進取形象更加接近。他還提出，外交史研究不宜太過分地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以一種受害者的悲情姿態去譴責其他國家的對華政策。北洋人士中有一批所謂的“親日派”在民族主義史學之下被看成賣國賊，其實應看到，部分原因是他們當時常對歐美及蘇聯抱懷疑態度，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心態之下，才選擇親日。此外他還指出，從外交史看，從清末到北洋、南京政府時期之間的傳承性要遠大于斷裂性，在外交人事、政策等各方面的延續性相當強，斷裂的常常只是外表的薄薄一層。

　　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李育民多年來致力于近代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研究，他提出，不平等條約關系是西方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關系，構建這一關系的主導理論是傳統國際法規則，但在這一過程中也傳輸了體現公理的進步規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伴隨著傳統國際法轉向現代國際法，晚清時期形成的不平等中外條約關系，開始逐漸走向崩潰。巴黎和會召開的1919年是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年份，標志著新時代的序幕。在此前后發生的種種事件，均反映了這一歷史的轉折。其為強權政治提供某種依據的傳統國際法，在理論和實踐上均受到沖擊。其二，中國政府開始向各國列強提出修廢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在國際舞臺上正式啟動了政府交涉。其三，巴黎和會引發的五四運動，掀起了新時代廢約運動的第一波浪潮，激發了整個中國社會的民族主義意識。其四，中國政府和民眾在巴黎和會與五四運動中展現的民族精神，使列強感受到了強烈震撼而開始改變態度。

　　北京大學歷史系徐勇考察了近代中國“軍閥”話語的形成以及革命史觀對這一話語的影響，并強調了與此相關的日本因素。他指出，李大釗在1917年《辟偽和論》一文中率先使用“軍閥”概念，其后“軍閥”話語體系迅速發展。北伐戰爭時期，隨著革命宣傳的推動，軍閥概念被國共兩黨的革命理論所吸收，成為有力的社會動員與宣傳工具，也為確立“黨軍體制”的指導原則提供了理論基礎。隨著國共兩黨先后執政，革命史觀下的“軍閥”話語體系一直發揮著支配性的影響，直到1980年代后才有所改變。他還提出，早期中國學界的軍閥定義及其話語體系的發展，不能忽略日本學界的影響。日本學界及媒體最早提出了‘‘軍閥”概念來批判本國軍人政治，指的是軍人或軍方實力集團利用軍制特權干預政治。這種以軍政關系為視角的批判話語傳到中國，發揮了持續的影響。與此同時，在曰本學界的中國軍閥研究中，也可清晰發現中國軍閥話語的基本內容及演變趨勢。張華騰認為，這種從日本視角來考察軍閥話語的做法很有意思，由此可見研究中國政治外交需要世界史的視野。

　　五、北洋時期的經濟、科技與社會

　　相較于北洋時期的政治，北洋時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往往呈現出更多的亮點。復旦大學歷史系吳景平指出，北洋時期在近代中國銀行史上非常重要。這一時期，北京政府延續了晚清較為寬松的民間資本銀行準入政策，在金融方面出臺法規不下數十種，對于當時中國銀行業的經營無疑是有利因素。在北洋時期，中央層面沒有出現過執政黨，也就沒有一以貫之的金融政策;沒有出現穩定的執政當局，也就沒有對于銀行業長期不斷的行政壓力。北洋時期是近代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低谷期，既沒有強勢的國營企業，中央當局亦沒有推行過統制經濟，不存在金融壟斷的基礎。在金融領域，可以說北洋時期是‘‘弱政府、強行業、自由市場”雖然相應的制度供給不盡完善，但經營環境較為寬松;國家銀行享有特權，但受政府當局制約較少，甚至蛻變為商股控股而不受節制;一般商業銀行‘‘在商言商”，甚少受到政治強力的干涉。這在北洋時期的國家與工商界的關系上，在整個民國時期政府與銀行業關系上，究竟是特例還是普遍情況，既值得研究，也發人深省。

　　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系朱英考察了1920年代戴季陶在商會改革及商會法修訂過程中的理論與實踐。戴季陶是國民黨內有名的思想家，他也十分注重解決社會實際問題，如商會組織改革。他對民初北京政府頒行的商會法進行了激烈批判，并親自擬定了《廣東省商會法草案》，幾乎全盤否定原有商會和商會法。這種主張影響了國民黨的政策，在國民革命運動期間對商會持否定態度，并引發延續數年之久的修訂商會法與商會存廢之爭。后來，戴季陶與國民黨逐漸意識到商會的重要作用，轉而實施商會與商民協會并存的策略，但并未解決兩者之間存在的糾紛，甚至導致沖突加劇。最終，在戴季陶等人的主導下，國民黨中央頒布了新商會法，命令商會通過改組予以保留，商民協會則一律予以撤銷。中山大學歷史系邱捷提出，這一研究很有意思，過去我們認為國民黨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其實它還是為商民等階層想了很多辦法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學通根據新發現的資料考證了翁文灝與瑞典冒險家斯文赫定簽訂的西北科學考察協議。1927年組成的西北科學考查團是近代中國規模最大的中外聯合科考活動，然而，其過程卻一波三折。起初，翁文灝代表北京地質研究所與斯文赫定等人簽訂的協議八條被認為是有損中國聲譽和主權的嚴苛協定，北京的學者們結成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加以阻撓。后來，經斯文赫定多方周旋，簽訂《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為組織西北科學考查團事與瑞典國斯文赫定博士訂定合作辦法》十九條。但比照兩個協議的全文，二者并無實質性的差別。因此，當時輿論傳聞“翁文灝一斯文赫定協議”是“有損中國聲譽和主權的嚴苛協定”是不準確甚至有失公允的，說翁文灝與斯文赫定暗室密謀賣國協定則更屬無中生有。

　　東華大學人文學院廖大偉探討了北京政府時期的上海史應該如何研究與撰寫的問題。他指出，關于北京政府時期的上海，國內學術成果較少，迄今還沒有一部這一時期上海史的專著。

　　與國內相反，國外學者卻在這一領域有不少成果。目前《上海通史》(新修)項目啟動“北京政府時期上海”單獨成卷，擬從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開始寫起，直到南京國民政府建立為止。他還提出了該著的寫作大綱，向與會的專家們征求意見。楊天宏提出，這一提綱從總體上看仍屬革命史范式，它未必能概括這一時期的上海歷史、文化、科技、社會生活;此外，租界也應考慮進去。

　　六、傳媒、輿論與北洋時期史

　　復旦大學歷史系章清提出，新型傳播媒介對近代歷史有著重大影響，但是，這些媒介卻難以在近代歷史書寫中加以呈現，更難以據此解析歷史，原因可以追溯到“專史”與般史”的割裂。新型傳播媒介所涉及的物質與技術的進步，盡管也構成專史研究的對象，卻很少成為近代歷史書寫的重點所在。近代以降，物質技術的進步推動著歷史的改變，與之相應，歷史書寫由過去以王朝為中心轉向以社會為中心，而專史正是將社會分割為不同面向的產物。梁啟超及五四時期成長的新一代學者，致力于從專史的角度書寫歷史。所謂專史，往往是社會架構下分出的諸如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的歷史。與物質和技術相關的專史逐漸有專門化的趨向，進而成為行業史，多少受到史家的輕視。但是，如果這些物質與技術的因素不能進入史家的視野，則會降低對歷史進程的解釋，也會影響對歷史的理解。因此，如何將專史與一般史加以會通，是史家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南開大學歷史系王先明關注20世紀前期輿論聚焦的鄉村危機問題。他指出，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鄉村危機成為學界、政界爭相談論的焦點，報紙雜志也有大量相關報道和討論。他以《東方雜志》為中心，深入分析社會各界在面對鄉村危機時體現出來的關懷及其中蘊含的歷史價值和意義。20世紀二三十年代《東方雜志》持續關注鄉村問題，以大量篇幅發表相關文章，并以推出專號、開辟專欄、舉辦征文等形式擴大影響，對鄉村問題的探討也日趨專題化、學術化。從內容看《東方雜志》關于鄉村問題的討論集中在對土地問題的關注、世界經濟危機對中國鄉村的影響、鄉村發展的失衡、解救危機的對策等方面。從風格來看《東方雜志》注重實地調查研究，凸顯強烈的理性精神與問題意識。通過《東方雜志》等報刊的努力，鄉村危機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引發了人們對救亡圖強道路的思考。針對王先明的發言，邱捷指出，民國時期社會動蕩，民變等暴力事件時有發生，所謂危機并不一定只發生在二三十年代，僅憑《東方雜志》不足以做出判斷，應將該雜志與同時期的其他刊物比較。陳廷湘也指出，輿論中的農村與實際的農村之間的差異應當引起充分注意。雜志中的調查研究常常出自知識分子，其調查往往難以深入。知識分子與農民之間有隔閡，很難得到真實的數據情況。鄭大華提出，將《東方雜志》的立場視為保守是不對的，其主編胡愈之是中共黨員，立場偏左，如該雜志關于土地問題的討論，在胡愈之執掌雜志的前后就很不一樣。相較之下《大公報》對土地問題的討論可能更為公允。四川大學歷史系徐躍指出，王先明在討論鄉村危機時側重經濟問題，沒有討論文化娛樂生活等方面，如賽會、投石等鄉間活動的衰落。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劉世龍考察了民國前期的報刊廣告與愛國話語。他指出，進入民國初期后，特別是在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1919年五四運動以及1925年五卅運動這三個時段《申報》等報刊廣告中的“國貨’、“愛國”等關鍵詞出現的頻率增高，顯示在政治浪潮的消長中，廣告以愛國話語爭相占取倫理制高點的工具性。這些廣告通過愛國話語以推銷商品，可謂“愛國商機主義”。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周鼎關注北洋政府時期社會輿論關于集體暴力的討論。首先，他從理論上檢討了集體暴力的特征、形成機制和正當性問題。接著，他以火燒趙家樓和火燒晨報館事件為個案，對當時社會輿論關于這兩起事件中集體暴力的爭論展開分析：是否能以愛國的名義實施暴力?實施暴力的民眾是否烏合之眾?最后，他探討了集體暴力與北洋政府時期政治文化的關系，指出其與北洋政府的權威危機、軍閥時代的暴力崇拜及群眾運動等因素的內在關聯。

　　七、思想文化維度中的北洋時期史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鄭大華從社會史的角度考察了《醒獅周報》撰稿人群體。他指出《醒獅周報》的撰稿人基本上出生于1890-1900年之間，他們在青年時期大多就讀于都市的新式學堂，后來在國內高等學校或國外繼續深造，所從事的職業部門也集中于大學、報社與出版社等新型自由行業。將各撰稿人匯聚成群的聯結紐帶主要是對國家主義的共同興趣和信仰。這一新型聚集途徑的出現與近代中國社會文化的轉型密不可分。但撰稿人對“國家主義”的側重點不盡一致，有的重視“國家主義”這塊政治招牌，有的側重其中的民族文化復興之義，有的則注重國家主義的學理探索。隨著《醒獅周報》本身思想主張的變化，以及國民革命高潮的到來，其撰稿人隊伍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嚴重分化。究其原因，作者群內部發生了革命與改良之爭，另外，對北伐戰爭的不同政見和態度也導致了作者群的分裂，國民黨對《醒獅周報》的查禁更是直接加劇了撰稿人隊伍的分化。

　　德國哥廷根大學兼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施奈德(Schneider)討論了近代中國學人對進步史觀的批評。他指出，學界對塑造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傳統及其潛在角色很感興趣，卻很少注意到近代中國學人對近代歷史觀的批評及其與特定哲學、政治立場和策略的聯系。在他看來，近代中國學人對進化論與進步史觀的批評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批評是考察進步史觀的消極后果，即將所有國家都納入一種普遍的發展規律從而抹殺或忽略民族特性或文化特殊性。第二種批評的出發點是，在很多領域中，人類行為并沒有表現出進步，實際上往往適得其反，突出的例子就是道德領域。杜亞泉、梁啟超在其晚年以及柳詒徵在1920年代即持這種批評。第三種批評也是出于道德關懷，但其并非從史實的觀察出發，而是認定基于競爭與強力的變化無法成為良善社會的基礎，因而須在道德上加以抵制，如柳詒徵基于儒家視角所提出的批評。此外，還有一種有意思的批評，它不僅針對進步史觀，也針對現代性，如章太炎受佛教啟發對進步歷史提出的批評。總結起來，盡管這些思想家及其闡述的立場在他們所處的時代位于邊緣，這些批評仍充分顯示了現代化與進步史觀之間的系統聯系，以及這種聯系如何使得一些持批判立場的學者從根本上對現代化提出挑戰。桑兵補充說，進步史觀背后其實是____的一元化，其威力在于沖破循環史觀。章太炎的觀念之所以被認為保守是因為其容易回到中國傳統的循環史觀中去。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王東杰關注中國近代國語運動與政治思想的關系問題，他提出，一些流行的政治觀念和政治語匯被當作論證手段使用到圍繞國語問題的各種論述中，這是過去研究中關注較少的層面。他用了兩個例證探討這個問題。一是關于國音標準的討論。主張采用北京音和主張采用“南腔北調”之音的兩種意見交鋒，雙方都有意識地運用了“共和’、“專制’、“成文憲法”一類詞匯及背后的政治理念，為主張者提供語言之外的論證空間。二是胡以魯對漢語進化地位的分析。胡在1913年出版的《國語學草創》中對歐洲語言學家將漢語歸為最原始的孤立語深表不滿，認為這是對我國國語及文明史的污蔑。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漢語的描述帶有很強的政治學色彩，將聯邦、附庸國、從屬國等政治術語運用到對語言的描述中，與其時國內盛行的聯邦思潮相呼應。從以上兩例可見，政治與非政治領域之間往往無明確界限，而是處于流動狀態;某一時期流行的政治觀點可以成為論述模型，強化對某些非政治領域中特定論點的支持或反對，甚至型塑論點本身。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查曉英以常乃慝為例，探討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思想界的分裂與政治重組的關系以及當時知識分子群體的分化問題。她提出，常乃慝在與陳獨秀的爭論中，表面上看，二人分歧的焦點是孔子之道有用無用、改造社會用漸進的教育法還是激進的政治法這兩點，其實潛伏的卻是情緒上的差別，是重理想還是重現實的問題。當常乃慝強調現實時，這種差別顯得很大;但當他認可陳獨秀的理想時，這種差別就顯得很小。后來，陳獨秀創建了共產黨并開始進行除舊立新的社會革命，而常乃慝在1925年加入中國青年黨，二人在紙上的分歧遂成了政治立場的差別。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徐躍討論了弘一法師在中國近代佛教革新與保守之爭中的思想傾向及其與新舊兩派的關系。他提出，弘一身上兼有革新與保守兩種成分，很難以新與舊或現代與傳統兩分法界定。從弘一的佛法修學過程看，他與較為保守的江浙叢林派尤其是印光大師之間有著密切關系，其在佛學思想及修持、行愿方面顯現出守舊與回歸傳統的傾向。但是，弘一又與中國現代佛教革新運動有密切關系，對太虛領導的佛教改革創新一直持積極支持態度。在民初支那內學院與武昌佛學院之法義論爭中，弘一并不喜歡歐陽竟無倡導的法相唯識宗，認為其基于佛教文獻經典的閱讀，對佛法入世事業的推動助益不大，而表示支持太虛在中國佛學內部進行‘‘創造性轉化”關注佛教的整體思想及在現實社會中的實際作用。

　　本次論壇為第二屆民國史高峰論壇，較之2012年舉行的第一屆論壇，其議題由對民國史研究的綜合討論發展為聚焦于其中的北洋時期。議題的相對集中，有助于增進交流的深度，避免出現各說各話的局面。由此，論壇較多地出現了觀點的碰撞和爭鳴，甚至不乏直言不諱的學術論爭。

　　在本次論壇中，還較多地出現了對北洋時期整體性、長時段的宏觀歷史思考，這在史學研究曰趨“碎片化”的今天殊為難得。另外，盡管學者們從多種角度對北洋史做出解讀，但政治史顯然在這次論壇中占據了中心位置，這在政治史地位日趨滑落的今天，也多少有點出人意料。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本次論壇中，不少學者對北洋時期歷史長期被忽視、被窄化、被抹黑、被貶低的局面感到不滿，并力圖還原歷史的真相，給出恰如其分的評價。這種努力，無疑有利于摒除那些長期干擾北洋史研究的教條和偏見，進一步確立客觀、中立的學術立場。此外，學者們還指出了既往北洋史研究的薄弱環節與偏弊之處，并提出新的研究視角和理路。如，有的學者指出過去對北洋時期的研究重視軍事，忽視文治;有的學者提倡以南北統合的視角來考察北洋史;有的學者強調北洋時期在制度方面起到承前啟后的作用;等等。這些觀點均發人深省，或有指點迷津之效。

　　總之，本次論壇所展現的北洋史研究的巨大潛力和魅力，或許能吸引更多的研究者投身這一領域;學者們提出的新問題、新視角、新方法、新理路，亦可指引后來者在這一領域做出更精彩、更具深度的研究來。